如今的报纸有多难？在新媒体洪水猛兽般的冲击下，说举步维艰恐怕不为过。
那么，古代的报纸怎么样呢？
官报一家独大
西汉的“邸报”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信息载体功能的官方喉舌，隋代官报称为“藩条”，唐宋时期的官方报纸叫法很多，如“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等。
总体来看，古代官方报纸内容刊载的都是皇帝出行、祭祀、诏旨、官员任免及王公大臣的事儿。
唐玄宗时期朝廷还办过一份《开元杂报》，外观为“数十幅书”，内容则“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似乎具有了日报的性质，又好像装订过的杂志，它对后来报业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作用。
需要交代的是，唐代的“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是不同的，前者是朝廷办的，后者则是由地方州府的驻京办私下里采编的。也就是说，后者具有了朴素的信息取舍和窥评的特点。
南宋“朝报”与“小报”
古代官方报纸真正面对微妙压力的时间是在南宋之后，因为北宋晚期出现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它的名字叫“小报”。小报有点像“小道消息”，南宋时期一度也被称为“新闻”，这是中国最早的非官方报纸。
南宋官报因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本来“朝报”的原则是有选择地按时刊载皇帝的活动、诏旨及官吏任免、奏章等正常的朝廷政事；自从有了无所顾忌的小报，其传播速度比朝报相对快一些，内容更广泛，具有一定个性，更是打破了官报刊载的节奏与秩序。官报因此承受了不少压力。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有给事中就感受到了这种因秩序被破坏而产生的压力，他向宋光宗报告说：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用贿赂之法向进奏官获取消息，“访闻有一使臣及閤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
“閤门”，是閤门司的简称，管皇帝和大臣们的朝会、幸游、宴享、赞相、礼仪、召对、引见等事宜；“閤门院子”，指的是管理閤门的杂役。
实际上，早在宋孝宗年间，朝廷为了加强舆论控制，预防新闻泄密，减缓官报的压力，就曾严肃过官报内部纪律。如乾道六年（1170年），对泄露新闻以牟利的进奏院官员——刘资和冯时，各杖一百，以示惩戒。这大概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官府通讯社”工作者。
明朝官报
与民间小报抢读者
明代官报的压力，比宋朝更大一些，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专业报房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提到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二是出版环节更为完善。各种书面信息先集中到通政司筛选，皇帝先看，再由六科（给事中）预览审核，然后送达提塘报房抄录发行各省。三是朝野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士大夫尤其看重官报。四是民间报业有了合法地位，民间可以自设报房，传抄翻印官报的部分内容，公开出售。
为了跟民间报纸抢读者，减缓发行压力，明朝官报开始雇请百姓送报。史料说，明末有个御史叫祁佳彪，在日记中写道：“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另外，官报刊载八卦类社会新闻，也始于明代，如一则史料说：“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当晚清之际，具有现代报纸特点的民办《京报》的发行量突破万份大关后，官报的影响力基本失去了半壁河山。 民间报纸求生记
宋代的民间小报并不合法，这是一个软肋，但政府似乎并未开展过具体的“严打”，仅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遏制。当然效果也不明显，原因在于小报自身的顽强生命力——采编力量超强，合乎读者口味。
追求“内容为王”：以南宋临安为例，跟朝报唱对台戏的小报，看似只有一份，但从业者却多如牛毛，抄录的、零售的，包括送报的，这些人且不说，单说信息采集，队伍之庞大，手段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有官员上奏疏具言小报采编人员的无孔不入：“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内”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内探”“省探”“衙探”等，指的正是那些公开或半公开的小报信息采集人员，也可以称为探听和访录新闻的专职“记者”，他们的数量与能量均相当可观。
为何小报需要这么多内外“员工”呢？想必正是着眼于“内容为王”的考虑。面对有司的信息封锁，小报“记者”除了上述刺探手段之外，还不遗余力地采写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甚至杜撰捏造假新闻、假诏旨、假章奏，以某种假托方式来表达对百官和朝廷官员变动的看法，类似于现在的时评。官方曾公开指责小报“撰造命令，妄传事端”。这也是小报为人诟病的一点：可信度显然不如朝报。
防范“衙门快刀”：种种史料表明，南宋政府对小报的活跃是相当头大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小报对付衙门快刀的策略十分了得，他们没有固定的编辑誊印场所，人员流动性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峰时期，如绍熙四年（1193年）小报已经是“日书一纸”了，确确实实地成为“日报”，可你想找到他们的“总编辑”，简直就是做梦，大海捞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