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所记录的参差多态的人物组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别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中也折射出司马迁的人才思想。
那么，什么是人才?
学者们对此定义不一。依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中的说法，“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史记》中虽有“才能”之说，但并未专门论述，司马迁只是通过“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故事让读者直观地感受何为人才以及人才何为。
该书所记述的人物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帝王将相、策士谋臣、商贾游侠、贩夫走卒等，这种参差多态的人物组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别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初步梳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人才思想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能者必有才，而有才者未必贤。
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处于百家争鸣状态，各派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史记》的相关叙述中，可依稀见到一些影踪。特别是“太史公曰”，虽体现的是作者对人和事的评价，但也有诸子的影响。
比如，《韩世家》叙述了韩国的奠基者韩厥在赵朔与屠岸贾的权力斗争中，许诺赵朔“不绝赵祀”，与程婴等人将赵朔的儿子赵武抚养成人并引荐给晋景公。
韩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故而司马迁认为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反映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诉求。
当然，韩厥的例子是才干与道德的完美结合，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毕竟稀缺。通常是人虽很有才，但道德方面差劲。
那么，这样的人算不算是人才呢?
在儒家眼里，有道德污点的人就算才具再高，也难称“人才”。司
马迁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超越了传统的德才观，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德才兼备固然很好，有才无德也有其价值。
突出的例子是陈平。在《陈丞相世家》中，周勃、灌婴说陈平是“反覆乱臣”，让刘邦“察之”。虽有故意贬损的意味，但毕竟也道出了部分实情，陈平自己也说自己“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
然而，即便是对像陈平这样的“反覆”之人，司马迁也并未抹杀其价值。魏无知与刘邦的谈话，间接表明了作者的立场——“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将人才的“能”与“行”分开。
篇末的“太史公曰”则直接展现作者对陈平的评价——“常出奇计，救纠纷之难，振国家之患”。
人才成长的外在因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在《史记》的人物故事中表露无疑。
例如，“孔子贫且贱”，刻苦自励，终创一派学说;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终为六国宰相;韩信“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受“下”之辱，乃立不世之功。司马迁通过此类事例，是想告知世人成功与个人因素关联甚大，尤其是对待困难的态度和方式，也即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时势造英雄。
时势是成就人才的宏观环境，历来对此的论述颇多。《史记》中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活动所涉及的人物故事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据《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出身寒微的蔺相如在秦赵斗法中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极端凶险的环境中先后“完璧归赵”、渑池全节，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
以今度古，若无这样的时局，蔺相如很可能会老死无闻于乡野之间，而我们也就看不到如斯伟业了。
英雄变时势。
时势可以成就英雄，反过来说英雄也是可以改变时势的。
《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对刘邦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未拜“国士无双”的韩信为大将之前，刘氏集团在楚汉相争中连连败北。韩信接任后竟然将趋于绝路的棋局走活了，而且还大获全胜。
韩信的例子表明了英雄是改变时势的历史巨手。
文武兼备，才有所用。
读《史记》，无论是在秦赵斗法还是在楚汉相争中，我们皆能看到文臣武将各显神通。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与秦王斗智斗勇，廉颇则“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刘邦集团文有萧何、张良，武有韩信、彭越，而项羽则“自矜功伐”，一意孤行，终至身死国灭。
这些事例，皆说明了文武结合，才有所用，方能大胜。因此，对于人才与组织、岗位、环境匹配等问题，《史记》可以说是做了很好的注解。
唯才是举，雅量容人。
赵惠文王重用蔺相如，萧何举荐韩信，皆以才具论处，而不看其出身。这是难能可贵的。一方面是举荐者善于识才，一心谋国;二是领导人能破除成见，量才授职。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组织管理学当前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通过提高员工参与度，进而提高组织绩效。这方面，《史记》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负面的案例，比如项羽在用人上的刚愎自用就导致了他的落败。
适当储才，以备不时。当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各国政府对此也越来越重视，益发注重科学决策，注意参考智囊团的意见。
在战国末期，处于“寡头竞争”状态的“七雄”对人才也非常重视，“养士”风靡一时。从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的遭际中可看出，适当储才、打造自己的智囊团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可以救命(如孟尝君)。
论功行赏，及时激励。作为“经济理性人”，人们的行为目的便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当然了，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不尽一致，其对利益的评判也会有所不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激励问题。而且，如何做到激励相容已成为契约设计的一大难题。
这里用刘邦的事例做一简单说明。刘邦个性谦和，能够做到“闻过则喜”，正确激励下属。
例如，当其被项羽围困，韩信却作壁上观、邀立“假王”时，刘邦虽然很气愤，但终究满足了韩信的请求，做了顺水人情，以“征其兵击楚”。
刘邦的激励方式和管理措施不仅帮他度过了难关，还助其消除了一些潜在危险。比如说，后来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而韩信“不忍背汉”的重要缘由即是“汉王遇我甚厚”。
翻阅史书，我们时常会看到人们将统治者的败亡归因于女人，故有“红颜祸水”一说。
《史记》中虽也不乏因女子而乱政的例子，比如《周本纪》中的褒姒，但司马迁并未把这些过错推到女子身上，反而对出身平民、富有爱心、贤淑而有远见的女子大加赞扬。
比如，《管晏列传》中智激丈夫进取的“御之妻”;《淮阴侯列传》中“饭信”的“漂母”;《货殖列传》中善于经营，“用财自卫”的“寡妇清”等。这些女子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是不值一提的，而司马迁却将她们列入煌煌正史，其勇气和精神极为可嘉。
“往事越千年”，《史记》让我们看到了诸多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可爱可敬的女子。她们自身也许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却以其言行救助了无数英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基于此，可以认为司马迁是位极具人文情怀、关注女性的史学家。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大致了解《史记》所蕴含的人才思想。
如果按学历划分(当然有点武断了)，将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划为人才的话，那么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才总量已达1.196亿，约占总人口数的9%.这说明我国的人才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将如此规模的人才资源配置好，让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则又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探究古人的人才思想，可以给当代的人才管理提供许多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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