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谈《白鹿原》：爱与性是我反复咀嚼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1986年到1987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了决断。

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但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我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引发读者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

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正式下笔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工夫没有白做。

记不准确是在构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经开始动笔草拟《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且不止一声。这是我的厦屋爷的呻唤声。我不由得颤栗。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里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然意识到，这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是从我记忆的心底发出的。

我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属于两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为一股，单传一个，到我父亲仍是一个单传，我的这个嫡系爷爷在我出生前已经谢世。另一股的两个爷爷是亲兄弟，老大也去世早，老二这个爷爷在分家时住着上房和西边的厦屋，我们这一茬孙子便叫他厦屋爷了。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外边来的一个人走了，此后再无声息踪影。我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做厨房北边养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我在夜半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从对面窗户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那种呻唤声一般只有一声，偶尔还有连接着的较短也更轻的一声，好像第一声的余韵或回声。

厦屋爷去世时我顶大不过10岁，我也记不得有过什么亲近他的行为，他的面貌已经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还储存着厦屋爷呻唤的声音，竟然在这一夜更深人静的时刻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业已构思成型、刚刚开笔草拟的《白》书里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把我的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从我的心底记忆里感应而出了。

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在这一瞬，我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是厦屋爷的呻唤声，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

在草拟和正式稿写作的4年时间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写得不顺，甚至遇到怎么也跨不过的沟坎，烦躁以至气馁的时候，我会在夜静时分挪一小凳，坐在中院的破烂不堪的两幢厦屋之间，寻觅捕逮厦屋爷的呻唤，使我烦躁丧气的心境渐次恢复起来，明天早晨可以以一种沉静的心态打开稿纸。还有社会生活不断潮起的热闹，杂以文坛开始兴起的炒作的热闹，能使我权当没看见、权当没听见而依旧坐在原下祖屋院里的，也是厦屋爷那深沉舒缓的呻唤给我的调节和镇静。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

随着《白》的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起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来自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试探着对《白》里的人物完成透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任何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获得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透视人物的视角，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扩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空缺。所以，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写，把我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缠裹着性构件的长布条彻底撕开，这当是我在蓝田县翻阅一卷一卷《贞妇烈女卷》里无以数计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我的庄严感由此而产生。

这种庄严感在我此前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不能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我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清醒，我后来归纳的“写性三原则”，大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我把这十个字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

我后来才找到一个基本恰当的词儿——剥离，用以表述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

先从一件铸成我人生刻骨铭心记忆的事说起。刚刚过罢1982年春节，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抽调一批干部分派到各个公社(即乡或镇)，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用一句话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户。区上限定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必须实现把土地、农具、耕牛等分配到农户手中。

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水利干部被编为一个工作组，派驻渭河边一个公社。我俩跟着公社干部，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大小村子里，耐心地调解矛盾，把分田到户的工作逐步推开并落到实处。

一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截然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回陕西，把家安到长安农村，他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参与刚刚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村串户，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归垄合并，把独槽单养的耕畜牛、骡牵到集体的大槽上去饲养。而近30年后的1982年春天，我在距他当年所在的长安不过50公里的渭河边上，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看着那些抓阄得手的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饲养室，从大槽的横梁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缰绳牵出饲养场大门，我的心头又涌起未出口的慨叹。

我在这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里，想到了柳青和《创业史》，不是偶然兴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生活大课题。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作为一个农村题材的写作者，你将怎样面对30年前“合作”30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

完成了公社分田分耕畜分农具的任务，回到文化馆不久，我写了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我写一个为生产队抚育了多年牲畜的老饲养员，在分掉牲畜牛去槽空的第一个黎明到来时的心理情感。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难把握他们的人生慨叹，仅仅只是把一丝一缕留恋的情绪体现在这个老饲养员身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一笔印痕。他们的这种人生慨叹，不属于个人的私有情绪，而是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无以数计曾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费心用力的一茬人的普遍心情，我也有。

到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

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20袋，每袋按100斤算，竟有整数2000斤，妻子和孩子人均500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务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3年或4年分配的夏季口粮。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几乎同时，我想到了“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后来我总是回忆到在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

我记着，这种剥离初始发生于1982年的早春，在渭河边一个深夜的乡村土路上。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25日的下午。

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在这一刻的感觉，不仅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的真实的直接的感觉，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

我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我走下门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不过，很快就没有知觉了。

我坐在河堤临水的一条石坝上，点燃一支烟，不记得坐了多久。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潮起，真想对着原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没有跳起来吼出来。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一丛菅草，顿时火苗哗哗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哔哔吧吧的响声，我被烟熏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那一刻，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

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我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一碗面条。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

选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 陈忠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编：苏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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