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不愿具名的辽宁钢企，为啥成了“僵尸企业”？

今年公司到底要不要减产或停产？

这是如今摆在张庆杰和其同事面前的最大问题。

张庆杰是辽宁省某国企地方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如果公司今年全面停产，亏损将高达上亿元；部分停产，亏损面相对较少；仍维持生产，亏损面将相对更小。

“2016年年底已经向总公司提出停产减产方案，坚持不下去了。”长叹一声后，在这家企业工作了13年的张庆杰说。

这家不愿具名的企业只是辽宁省830户“僵尸企业”之一。6月1日，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10周年。来自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法律实施之后，每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数量都很少。

其中，“僵尸企业”的处置依然是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难题。

张庆杰所在的公司位于辽宁省某地级市，主要生产钢板、钢管等建材，现有企业职工3000余人。“产能过剩、处在行业低端转型升级难、历史包袱沉重三座大山，硬生生把公司拖成了只能靠政府或银行‘输血’才能维持的僵尸企业。”张庆杰说。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从这一年起，该行业产品价格逐年下滑。“产品滞销堆满了三大车间，再低的价格我们也想卖出去，因为有3000名职工及家属近1万人要吃饭。”张庆杰说，“可是，现在产能过剩，处在行业低端，生产出的东西没人要啊。”

产品转型升级难成为企业发展的最大阻力。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流失严重，新项目推出有困难。只有新项目有了发展，才敢拆除旧设备，所以转型升级一拖再拖。

辽宁“钢都”“煤都”“油城”多，计划经济时期，一些企业出于保障职工福利、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组建了大量与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厂办医院、厂办学校等机构。张庆杰所在的企业现在还要保障一部分居民的供暖、供电，此外，还有一处职教中心和一处医疗机构，每年的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这些负担对面临困难形势的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去年年底，企业靠银行“输血”的资金链断裂，虽然向总公司打了减产、停产、重组的三套方案报告，但一直没有收到批复。

张庆杰分析称，总公司也有难处，锅炉一停就要损失上百万元，如果行业状况好转了，再复产难度大。

许多员工说，“如果停产，生产设备还能值点钱，可要是破产，上千万元的资产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废铜烂铁”。

企业向区政府提出破产的想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除了公司之外，业务相关下游企业、为我们供电、供气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这些企业员工及家属全加起来大概在3万人左右，他们的生活没了着落，这可是大事，因为失业率和维稳都关系到地方政绩。”张庆杰说。

毕竟，“僵尸企业”尽管不产生效益，但仍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GDP。公司生产一天就要缴一天的税，有消耗也就有GDP。

张庆杰告诉记者，企业所属的区内仅有不到5家国有企业，状况都不太好，有的靠着每年拨付的财政资金给职工发放救助款，补齐社保费用，有的则靠尚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型国企“养”着，“企业有利润时吃利润，无利润时吃资产”。

公司也不是没想过破产重整。2015年，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企业想收购张庆杰所在的公司，结果需要缴纳企业从1994年至今的所有土地费用，算下来，每亩要花30万元；而如果只拿土地，每亩只需要缴纳3万元左右。收购一事，最后不了了之。

今年3月，张庆杰的企业聘请辽宁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才晨当法律顾问，咨询企业破产清算相关问题，希望通过破产重组让企业重获生命。

李才晨告诉记者，企业想破产，但法院不想接、政府伸手过长等原因都会对企业依法破产清算造成阻碍。

一位有着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私下里曾对张庆杰说，法院办理破产案件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一般破产案件一办就会花好几年时间，而法院考核法官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案率。

数据显示，全国法院破产案件年受案数2008年2009年为3000余件，2010年为2000余件，2011年至2013年均为2000件以下，2014年为2031件，2015年为3568件，2016年为3602件。相较每年被注销、吊销的七八十万户企业以及大量名存实亡的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很少。

另一方面，国企破产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和民营企业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李才晨认为，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可能会造成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以开放的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中。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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