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如同生命，会成长与成熟

严歌苓

严歌苓：“我想起关于我战友的那些真实的事情，那些给我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我和战友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芳华》可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芳华》这部电影大概在四年前开始谋划。“那时 冯小刚导演跟我说，我们俩拍一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

然而都是文工团出身，但对于冯小刚来说是炫耀，是“少女心”，对于严歌苓来说确是叹惋，与哀伤。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作家。母亲贾琳，话剧演员。

那时文革正兴， 她生活的大院里，人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自杀。一对老夫妇，手牵手从楼上跳下来。尸体拉走后，地面留下了两个大坑，一阵风吹过，地上的糖纸便纷飞起来。两个老人死前，把家里攒的所有的糖都吃了。五彩的糖纸纷飞，那一刻，严歌苓知道了什么是绝望。

她最喜欢的一个“漂亮阿姨”，服安眠药自杀。在医院的走廊里，严歌苓看到，那个阿姨被插满管赤裸着身体，只覆盖一层薄薄的被单。一个电工围绕着走了几圈，把烟头故意掉落在被单上，再假装去抖落，为的是看到女人的裸体。 那一刻，严歌苓知道了什么是人性的复杂。

“小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个当作家的料。也读过书，就是趴在床上，拿着我爸的书读，那时没什么吃的，更别提零食了，我手里拿着榨菜、大头菜，或者咸鱼，弄得书上全是油印子。”

“我在作品中的诉求均为艺术诉求而非政治诉求——虽然我写过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运动，写过这些运动给普通人命运带来的支配性改变，但在写作中，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人性的探究，探究它的畸变之因，嬗迭之谜，并就此呈现人性的富饶与逼仄。”

“我12岁就成年了”，那年她考入了成都军区歌舞团，成了一名跳芭蕾的文艺兵。和《芳华》中的姑娘们一样，开始她自己的芳华。

“当时文工团的团支书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呀？我说，我的理想是独舞和领舞。团支书乐了，他说，难道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吗？”

15岁，她迎来了人生第一场爱情，他是比她大15岁的军官，远远看上去，英气潇洒。部队禁止恋爱，两人便眉目传情。6个月里，她给他一口气写了160封情书。然而这些，却成了她的爱慕者为“表现自己”而举报她的证据。

“ 有些从阅览室带出来的书，从裤腿拿出来，比如《青春之歌》，我都能背熟了。当时看的都是之前我家没有的书，比如巴尔扎克传，拜伦传，麦哲伦传……这个偷书看的秘密一直没暴露，但是我恋爱的秘密后来暴露了，折磨得我不轻。”

严歌苓被叫去，一遍一遍地写检查。写完一遍，上级又会打回去重写：“写得不够细！要细节！”她于是又重写，收到回复：“再细一点！挖掘思想根源！”

20岁，她主动请缨，成了一名战地记者。“战争不是英雄主义，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当时整个医院都是血腥的气味，你会知道，疼痛是有气味的。”

25岁，她更加读懂了生命的含义，也愈发觉得，舞蹈已经无法充分表达她的内心，她要写。从前线回到成都，她就创作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30岁，受邀美国演讲，严歌苓第一次走出国门，回国时，她即决定报考美国的研究生，再去仔细看看那个不一样的世界，那是被严歌苓称为“最艰难的”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