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校友傲居2016年A股独立董事薪酬榜首

投资时报最近披露了

A股2016年独立董事薪酬排名前Top52。

小编直接贴榜如下：

根据榜单，独立薪酬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独董共有52人，在这52人中大多数独董担任超过1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邵瑞庆是兼任上市公司家数最多的独董，

2016年其在6家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并领取薪酬，小编觉得这6家公司发放董事薪酬时计算个税也是个头疼的事情。

位列2016年独董薪酬榜排名第一的是分众传媒和中国平安的独立董事葛明，薪酬合计137.48万元。超第二名42.48万元。

葛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前董事长。1972年葛明被推荐进入 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 学习，但文革期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葛明的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育英学校当英文教师，开始恶补英语，水平突飞猛进。1977年高考开始后因报名参加高考被拒，1978年转而报考研究生，第一次报考外语专业名落孙山。1979年改换专业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财政科研所所长许毅教授。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西方会计学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下，国家组织会计学员在上海财经学员集中培训，并选拔八人去美国实习一年，虽然财务专业知识不扎实， 但英语优势成为制胜法宝，最终葛明成功入选。

1982年，葛明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专门负责 中外合资企业的审计 。1985年，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合资成立中安经济财会咨询有限公司，他以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的身份， 被调往香港担任其中方执行董事。 中安主要服务客户是香港投资内地的“中国概念”企业、准备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以及准备去香港上市的内地红筹公司，这为以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做了坚实的铺垫工作。

90年代， 葛明担任过五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的职务， 其中包括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华财会公司、中安公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后来成立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他在香港一呆就是十年。1995年，葛明回京担任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时，可谓是众望所归——按期望开展改革，但他也成了众矢之的——对“新政”的抵触浪潮。葛明后来回忆，当初改革的方向，现在看来都没有错，现在国内的事务所基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运行的 ，当时的问题只在于改革时机的不成熟。

安永华明是1992年安永与华明共同成立的一家中外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1999年安永华明与财政部的脱钩改制完成，葛明逐渐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个人也开始真正的被市场化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安永在内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所认可， 安永在中国的脚步也越来越积极而主动 ，其本土化人才战略成功实施，2002年合并了当时最大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大华。

2012年安永华明本土化转制后继续担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及主任会计师，2014年8月起退任安永华明合伙人。退任后葛明继续担任多家海外上市公司和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葛明：现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这样的。中外合作是1992年开始做起来的， 这个行业里中国政府是很强势的， 现在还没有完全让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独资来做。而其实外方主要是想通过一个合理的平台在中国开展审计业务，这是它的根本想法。合作初期，中方背后是政府，但是到1999年时脱钩改制， 不允许政府办企业，中外合作的力度就一下子减小了。 所以现在中外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外方四大在主导业务、发展等。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进行了数项金融服务方面的谈判，当时美国与欧洲政府代表坚持提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准入问题。为什么这么提？因为在贸易的框架里，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会计信息的标准，无法在贸易的框架里执行WTO的条款并进行约束。当时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还是强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更大的市场空间。

然后，安然事件的突然发生，一下子提振了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士气——原来西方这一套体系值得怀疑的东西也很多啊！与此同时，财政部更加注重提高会计质量，大力培养会计师行业的领军人物，开展会计师考试，鼓励年轻人投考会计师行业， 吸引大批海外留学生回来加入这个行业。 同时促使香港联交所国际会计师准则委员会承认中国准则的合理性，等效、趋同、接轨。这一系列的举措，使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做大做强，并择机走出国门。

而现在，港交所向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开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除了本土所与四大所在H股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 不出意外，2010年开始，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长期独占中国内地公司赴香港上市审计市场的局面将彻底改变，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将迈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包括今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出现国际板。 于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四大就要和当地大所竞争了。这对 “四大”主要提出了四个新的挑战。第一，价格；第二，标准；（你提出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国内不一定需要这么高的标准）；第三，在开发业务时，国内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人文方面的特点，比如关系，而这种客户开发的方式在“四大”绝对不可能； 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 这些迫使“四大”加快本地化进程，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提高可信度。

即便如此，四大依然有自己的很大的优势和空间，像IPO市场，包括做进入国外创业板的保荐人等等，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H股开放了，但是真正要做起来， 得有几百个几千个技术障碍要突破， 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能力。另外，香港、美国市场也不是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能做的，即使是“四大”，也只有一部分合伙人专做这个事。所以，只能说我们遇到了新的挑战，也许由于国内所的出现，可以促进我们加快、更好地做这个事。

您1981年去美国，经历了 东西方思维和文化的撞击 ，经济实力等的巨大落差，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程和中国的发展，您的感受是什么？

葛明：我们这代人严格来讲， 思想是裂变的。 在西方需要几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都浓缩在这几十年里发生。这代人很多思想是扭曲或者是复杂的。而80后，他们实际上是单纯的，所以也是真实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追求人生财富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现在 我们这代人也到了要多考虑回馈的时候了 。其实很多人大概都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想法。

成绩大还是问题多？

您是1951年生人， 亲历60年 ，如果您来总结，你的观点是什么？

葛明：我是1951年生人，属于老三届，后来 经历文革、上山下乡， 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学过工，学过军，换句话讲就是工农兵学商都经历过了。

我从亲历者的感受客观地讲60年分两段， 后30年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根据前30年的基础奠定而来，无法割裂 。我引用一下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观点，他提出前后三十年的划分，我是比较认同的。前三十年他认为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这段时间 有几件事是可圈可点的 。

您个人认为这60年我们是成绩大？还是问题大？

我个人还是非常肯定 前三十的铺垫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以及取得的成绩的。

将时间拉长来看，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发展的这60年，中国共产党或者说这些海归们他们起了多大的作用！相对于1840年代中国最积弱的时候，按照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会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个近200年时间段来看， 每一代人的付出、贡献和流血牺牲都有它的作用。

这60年，成绩是第一位的，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问题是第二位的，但第二位的问题也很严重。这就 促使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现在提出保稳定、调结构，我个人觉得这还是很有希望的。

要说国进民退， 现在全世界都在国进民退。 包括美国也是，只能把钱给像房地美、花旗银行那几个大的企业，稳定局面。特殊情况特殊政策， 肯定是要解决特殊问题 ，不能简单地用国进民退是否合理来判断。现在又提出下一步保持稳定、调整结构的目标和方针。调结构，提出好几次， 为的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能让广大弱势群体、普通老百姓分享更多成果。 国有企业解决不了太多人的就业问题，还得扶持中小企业，他们会解决两亿人的就业问题。有了工作就有了工资就可以去消费，就能促进经济进一步良好发展。所以，从60年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讲，接下来许多事情虽然有很大困难，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很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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