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地上痛苦打滚，政府的关怀是最大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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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旧的GDP增长模式难以持久；

向下，经济衰退和大失业也不太可能。

当前中国经济在地上打滚儿，

没那么乐观但也不用太过悲观。

转型路漫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有信心和耐心，是目前广大P民应有的心态。

但必须警惕政府的过度“关怀”，

否则这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一杯毒药！

时代变了，继续“啃老”无疑自寻死路，中国GDP的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2000年前，中国GDP的高增长靠第二产业崛起， 2000年后房地产也起来了，中国经济靠房子和车子双轮驱动。

这些都是正常的，与那些经济成功转型国家类似。但问题是， 中国GDP的增长对投资依赖度太高，占比接近50% ，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国民储蓄率很高的基础上，社会整体属于少消费、多储蓄，储蓄率高了投资才会多。 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

简单测算一下， 从2001年到现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超过20% ，甚至高于疯狂的M2，后者增速在17%左右。如今，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是M2的增速，都已经降下来了。这说明为了拉动GDP增长， 靠这种巨量投资驱动，货币疯狂扩张是难以持久的。而且，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 国有企业去年实现利润才2.3万亿，但债务却增长了12.3万亿 。其中有很大一块是利息支出，至少有4万亿，而全社会去年仅债务的利息成本就达到8万亿。

过去那么长时间以来， 通胀压力之所以不大，还是与居民收入结构的扭曲有关。 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贫富差距大，大部分收入和财产被少数人所拥有。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所以通胀压力不大。

但凡事都会有极限， 目前贬值压力已经显现，通胀也蠢蠢欲动。 一旦出现恶性通胀，则货币政策就难以维持宽松，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就会加大。

守旧是危险的，自己革命，才不会让别人革了自己的命。

一看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就有些人开始杞人忧天了 ，又是崩溃 又是逃亡的，十足脑子水太多。

从2008年经济开始回落以来， 经济下行已经持续8年了，连大的失业问题都没有出现。

为什么？因为新兴产业大多属于轻资产行业，而出现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大多属于重资产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等，前者投资规模小，员工需求大，后者则相反。所以， 尽管这些年投资增速一直在回落，但就业市场总体还是需求略大于供给。 当然，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也有关系。

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出口企业也遭受了巨大打击，大量农民工失业。因此， 当初提出“保八”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保就业。 GDP增速提升一个百分点，大概能解决80万左右的人口就业。 而如今，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解决160万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 ，这就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16年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不解决，稳增长的成本就会越来越大。 有不少人担心改革动作过大会导致经济大滑坡，或者导致大量失业问题。

对于第一个担忧，我觉得要认识到中国有两大优势， 一是潜在增长率的优势 ，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需要和可以投资的地方还很多。 二是政府调配资源的优势 ，即中国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是最大的，可以通过优化资产和增加负债来避免经济失速。我觉得不能单纯比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应该计算债务占政府的资产规模比重。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信用那么高，各大商业银行都争先给国企贷款呢？ 为什么美国的商业银行都比较保守，宁可破产也不愿给企业贷款呢？其实比较一下各个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就清楚了。 中国政府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就有120多万亿 ，这还不包含金融机构，如果再加上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等，那就更夸张了。

在过去25年里，美国有过两次经济整体性衰退，日本也有两次，欧洲一些国家就更多了。原因就是市场化程度过高，企业不听话，政府控制不了局面。 但中国不同，政府的控盘能力很强。

对中国而言，今年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去产能、去杠杆，还有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这对于稳定投资和消费都具有积极作用。

而对于第二个担忧，其实也大可不必， 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城镇国企就业人口只占15%左右 ，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大批工人下岗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的身板还是健康的，就像人一样，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头疼脑热，没必要总是一惊一乍的，有点信心和耐心十分必要。

其实，我最怕的是政府。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要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通过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来代替政府全能的职能 ，这已经形成共识。

而且事实证明， 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使得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才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 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 ，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 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以及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功能逐渐收缩所带来的。

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 要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也是无处不在， 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