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节选自熊秉元《效益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日本是交战双方，为了更了解对手，美国政府的“战争情报办公室”请人类学家鲁思· 贝内迪克特（Ruth Benedict）出马，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她的研究成果，后来出版为一本书，名为《菊与刀》。
她认为，日本人的性格，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既有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又有刀剑般的坚韧、刚烈。两种特性，彼此矛盾，又是极端的对比。然而，在地理、历史、自然条件的雕塑之下，大和民族就形成了这种令人又困惑又着迷的性格。《菊与刀》出版之后，广受好评，连日本人都觉得贝内迪克特观察入微。这本书已经成为经典，是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必读之作。那么，如果要勾勒华人性格，又会得到什么图像呢？
华人社会，地广人众，华人历史，上下五千年。以简单的概念囊括十数亿人口的特性，自然是捉襟见肘、挂一漏万。不过，以闲情逸致、无伤大雅、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心情，揣测华人的性格特质，也饶有兴味。仔细琢磨，华人的性格，似乎也是一种对立而矛盾的组合：小事实际、大事抽象；小处讲利害，大处论道德。
华人性格上的特质，可以从小处开始揣摩。传统文化里，忠和孝这两种特质都很重要。但是，和日本人相比，取舍却刚好不同。日本的文化里，“忠”比“孝”来得重要；华人文化里，“孝”却比“忠”来得重要——强调“忠孝不能两全，移孝作忠”，可见一斑。
这种对比，当然和两个社会的历史经验有关。
日本的海岛地形崎岖，分散各地的小区域，逐渐形成类似藩镇割据的结构。农民和武士，都隶属于各地的藩主。藩主提供保障，农民和武士则贡献劳力和服务，彼此唇齿相依。要维系这种关系，“忠”显然比“孝”重要。华人社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活动。绝大多数民众，以农耕自给自足，地理辽阔，帝力于我何有哉。然而，朝廷皇上也许远在天边，虫旱水灾和瘟疫却常在左右。而且，农事耕作上需要人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最好能互通有无。因此，大家庭、数代同堂、妯娌宗亲等，目的都在发挥保险互助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之下，“孝”的功能显然要大过于“忠”，表面上是伦理道德，实质上是成本效益。
华人文化里重视伦常关系，正是有力的佐证。人际交往时，血缘关系固然重要无比，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会试着纳入伦常的体系，成为“近似”（pseudo）的血缘关系。年龄比父亲大的长辈就是“伯伯”，年龄小的就是“叔叔”。和自己年龄相似的同侪，不是“兄”就是“弟”。一旦纳入伦常体系，彼此在举止应对上要容易得多，而且循着伦常关系，就能发挥彼此与援的功能。因此，抽象来看，华人性格中重“实际”的特质，可以说是环境使然。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雕塑之下，重实际可以自求多福、趋吉避凶。一旦把范围扩大，华人性格里“抽象”（也就是不实际）的特色，同样是环境使然。
地理上，“中原”是面积辽阔、平坦完整的一大片土地。南方的寮越、高棉等，有丘陵峡谷高原等相隔，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北侵”造成困扰过。左边有沙漠阻绝，形成天然的屏障，零星的商旅僧人，可能往返跋涉，但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鞭长莫及。右边是大海，船坚炮利之前，不成问题。剩下的，只有北方来的强敌。因此，只要能挡得住北方的威胁，中原大地自成体系，唯我独尊。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历代朝廷无不自视为“中土”，皇上自居为“天子”，大一统的思维应运而生。英国和印度，都曾是独霸一方的强权。然而历史上，英国始终和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交流竞争，印度和中东伊斯兰教文明的互动往返，也无日无之。两相对照，华人的历史经验，和英国以及印度大不相同，因为地理上的特殊结构，华人文化自成一格，而且定于一尊。
然而，要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毕竟不容易。交通不便、人口众多、各地民情风俗迥异，在中央集权之下，要用同一套具体明确的规则，操作上很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出一种抽象的规律——简单易懂，但是在解释和运用上有很大的弹性，可以因地制宜。仁义道德，正好具有这些特质。四书五经成为圣人教化，朝廷再以这些道德理念操作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以同样的道德理念治理政事。
形式上，由中央到地方，似乎有一以贯之的游戏规则。实质上，道德理念有太大的阐释空间，好恶系于一念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理念只是花拳绣腿，挥舞起来虎虎生风，令人目眩神摇，然而虚有其表，用来党争倾轧可以，碰上天灾、异族入侵或洋枪大炮，可就无济于事。
以道德理念处理国家大事，而不是诉诸公共政策的利弊得失，显然无稽。没有敌国外患时，好坏差别不大，一旦真的碰上问题，当然就荒腔走板。朝廷可能就此寿终正寝，一切重新来过。然而，即使改朝换代，大环境的基本结构，依然健在。因此，数十百年之后，改朝换代的事就再度上演。长此以往，以中央集权治理百姓，以道德信念处理公共事务，当然对一般民众产生影响。老百姓不能在公领域里表达意见，只好在私领域里自求多福。小事实际大事抽象，小处讲利害大处论道德，华人性格中矛盾的组合，真是有以致之。
然而，人类历史毕竟不是一再重复的戏码。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活动像滚雪球般地膨胀扩大。古老的帝国，已不再是离世索居的中土。国际间的交往愈益频仍，文化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因缘际会，华人世界里，香港和台湾又已经发展出独特的法治和民主。长远来看，这些经验想必对华人性格有滴水穿石般的影响。
千百年之后，日本人是否还是“菊花与刀”，而华人是否还是“小事实际，大事抽象”，确实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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