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处死。
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现在，回过头去省视一下1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当代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
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比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卷入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后，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
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
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
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