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贵族的世界，会更好吗？法国大革命的经济遗产 | 政见CNPolitics

蓝培源/政见观察员

1792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色调从明快渐渐转向阴郁。政治动荡不断加剧，路易十六被囚于狱中，夏末的九月屠杀席卷了巴黎等多个城市，波旁王朝和法国君主制的倾覆已不可避免。在此期间，约有一万多名支持旧政权的法国贵族为了避祸流亡到欧洲与美国。

尽管第一批贵族流亡者（ÈmigrÈs）可追溯至大革命开始的1789年，1792年的夏天之后，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使移民数量达到顶峰。同一时期，英国出台政策对法国移民进行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国内贵族的恐慌，刺激他们转而逃向其它国家。当时的革命者们将贵族移民描绘为一个“剥削劳动人民，勾结外国敌人”的群体，立法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但实际上，移民者的构成远比革命者说的要复杂，包括法国各省当地贵族精英，神职人员，富裕的城市居民和土地被没收的地主。他们的离去，给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冲击。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Raphaël Franck 和布朗大学的Stelios Michalopoulos 在他们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从长期来看，贵族流亡者对法国各省(dÈpartements)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得益于土地拥有者的减少，法国的很多省份获得了进行土地再分配的机会。虽然对贵族土地的再分配固化了小农经济，导致了法国各省在19世纪总体发展水平的下降，但是这也为20世纪后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

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各省，贵族流亡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供再分配的土地数量。这些土地被革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征用，随后一些被转卖给私人，一些被市政府分发给农民。这一时期，大约全国百分之十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尽管后来拿破仑欢迎贵族们回归，但已经被分配出去的土地却很难被他们再次取回。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个省里贵族流亡者人数越多，土地私有化和分散化程度也会越高，旧贵族的地位也更容易被动摇。土地再分配和上层阶级的人数减少，在短时间内给法国经济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贵族移民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省1860年的GDP就会下降12.7%，婴儿死亡率则会更高。在控制了地理位置的作用之后，上述现象变得更为显著。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土地的拥有权的分散阻碍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机械难以在小片土地上得到运用。并且，在贵族们离开之后，也没有什么人能对农业的现代化进行投资。为什么市场的力量没有对这种状况做出纠正？因为法国的税收政策照顾小农，给予拥有土地较少的农民税收减免。同时，政府将一些土地租借给农民并设定了租借年限，削弱了他们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

流亡贵族对法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在农业部门。在进行了大规模土地再分配的省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比例较高，相应地工业部门难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富裕贵族的去国，使得耗费巨大的工业发展无法得到充分的资金投入，以至于这些地方的工业化进程被更加缓慢，直到1930年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更低。

然而，事情到20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变化。这些原先的落后地区突然“知耻后勇”，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1982年开始，曾经流亡贵族更多的省份普遍在经济上表现更好。具体来说，流亡贵族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省2010年的GDP平均会上升8.8%。

这一“命运逆转”的背后，是法国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其推动力则是流亡贵族较多省份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另外，这些地区的公务员数量也相对较高，从而提高了当地的政府治理水平。这个发现和托克维尔的理论相呼应：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给法国的行政和中央政府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统。

为了具体考察大革命遗产作用的机制，研究者们详细地对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流亡贵族多的地区识字率更高，事实上，这些地区教育资源更加匮乏。作者们指出，这些地区的小学数量较少，其它类型公立学校的数量也低于平均，在一战之前整体交通水平也比较落后。

但是，当地的父母们仍然更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在1881年和1882法国推出“13岁前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之后，流亡贵族比例和高识字率的相关性更加明显。二战之后，上述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流亡贵族比例和当地具有高中及大学学历的男性比例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受教育率？答案是机会成本。虽然大革命对所有产业的生产率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对农业的冲击更大。考虑到当地较为落后的农业经济水平，送小孩上学以便将来进入工厂的收益显然更高。研究们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在1929年，流亡贵族较多的省份中，15岁以下的小孩更不可能从事农业工作。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经济遗产，争论诸多，一派学者指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政治动荡，拖累了法国的工业进程。在19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落后于同期的英国和德国。Raphaël Franck和Stelios Michalopoulos的研究则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旧制度的崩溃在长期带来了积极的效益。分散的土地和小农经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在服务业愈发重要的今天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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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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