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一）方言与社会融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弱，大量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但受到严格的落户政策的限制，流动人口很难转化为城市户籍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呈现为一种“半融入”甚至是“不融入”的格局（ 李强，2011 ）。国内学术界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以在流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为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分析了该群体在融入城市社会时面临的困境。张文宏和雷开春（ 2009 ）考察了城市新移民在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四个方面的融入情况。杨菊华（ 2010 ）综合经济、行为、文化和身份四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李培林和田丰（ 2011 ）考察了农民工群体在经济、心理、身份和社交四个层面的融入程度，并比较了其中的代际差异。

在影响因素上，以往的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解释了流动人口的“低度融入”现象。在微观层面，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与其自身的弱势地位密切相关，包括人力资本匮乏（ 任远、邬民乐，2006 ）、城市社会网络缺失（ 李树茁等，2008 ）、异质性社会交往不足（ 王春光，2001 ）等。除了对流动人口自身的分析，还有学者强调应从本地市民的角度入手分析流动人口存在融入困境的原因（ 宋月萍、陶椰，2012 ）。在宏观层面，大量文献考察了制度环境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一方面，除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在城镇内部塑造了本地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新二元分割。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获取就业机会、福利待遇和公共品等稀缺资源时所遭遇的不平等主要是由户籍身份造成的（ 陆益龙，2006；彭希哲、郭秀云，2007 ）。另一方面，陈云松和张翼（ 2015 ）关注城镇化的宏观效应，并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传统的粗放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在社会融入方面产生了不平等效应，即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进城农民与城里人在经济地位、文化生活、心理接纳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

文化环境也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个体进入新的生活空间后需要调整自身的行为、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以实现自身与环境的一致性匹配（ Kristof-Brown，et al.，2005 ）。文化环境是地方社会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帕克（ Park，1928 ）指出，融入的本质在于不同类型的文化框架之间的整合，也即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体“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得以跨越时空进行传递的基本媒介。在区域层面，某一地域的文化特征首先通过方言来呈现。因此，个体对地方性语言的掌握程度直接体现了其对当地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成员通过组织内的成员身份可以得到组织或群体提供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由此摆脱生活困境并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Kidner，2013 ），而方言正是一种强化社会互动和构建身份认同的机制。方言具有沟通交流和社会团结的双重属性（ DiMaggio，1997 ），也即某种语言既可以作为组织内部成员沟通交流的工具，又是一种赋予组织成员集体身份和识别成员身份的符号。方言所具有的这两种属性会对个体间的互动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同个体拥有共同的语言表达习惯，使用相同的语音语调、语言内容，双方在互动时会自然地产生隶属于同一种文化背景的认知，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形成集体身份认同，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明显的合作取向。例如，一项对上海市劳动者的研究发现，对吴语的熟练使用增加了个体的经济回报，但是方言带来的经济收益因个体对吴语的表达能力而产生，而非初步的理解能力（ Chen，et al.，2014 ）。反之，语言不通则会降低个体之间社会互动的效率，增加交流成本，造成心理隔阂甚至产生敌意，因而很难从外界获得支持。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差异巨大，这不仅体现在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在文化层面也非常突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语言的丰富性。《中国语言地图集》和《汉语方言大辞典》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存的主要方言有17种，比如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其中又包括105种次属方言。由于中国的人口流动具有长距离、跨省份的特点（ 段成荣、程梦瑶，2018 ），高度分散的方言片区使流动人口在经历地理空间变换的同时还承受着语言环境的转变。因此，掌握地方语言对于人们在陌生的生活环境中构建关系网络并建立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影响其融入新生活空间的能力。例如，李煜（ 2017 ）基于对上海市的研究发现，本地市民对新移民和非户籍人口的排斥态度主要受到语言隔阂的影响，与自身是否受到利益威胁的关系不大。卢盛峰和陈悦（ 2019 ）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讲本地方言不仅可以提升流动人口的融合意愿，也能够在客观上改善其社会融入状况。

（二）方言能力、学校融入与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

除了主观努力外，外部提供的支持对儿童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在本文的语境下，社会支持指的是被支持者所感知到的来自他人或组织的尊重、关怀和帮助（ Pierce，et al.，1996 ）。团体动力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会受到其所属团体中其他成员提供的支持的影响（ Lewin，1945 ）。在流动家庭中，成年人主要关心如何融入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而儿童的活动主要围绕流入地的学校展开，与其进行互动的对象主要是教师和同学。因而，能否处理好与这两类主体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流动儿童在学校中的适应能力以及行为表现（ Roberts，2006 ）。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地区，流动儿童对本地学生有很强的疏离感，并且很难适应新教师的授课方式，与教师交流的频率较低（ 钟涨宝、陶琴，2010；柳建坤等，2020；方中雄等，2013 ）。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融入工具，方言有助于改善流动儿童与其在学校进行互动的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增强流动儿童对学校的适应能力，进而取得更好的学业表现。具体而言，较强的方言能力可以通过获得教师和同学的支持来改善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

首先，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在对教师行为与学生学业表现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的关注点经历了从教师的消极行为到积极行为的转变，前者包括过度干涉学生的学习活动、不允许其有批判性观点（ Assor，et al.，2005 ）等，后者包括教师向学生提供合理的学业指导和心理支持（ Perry，et al.，2010；Allen，2005 ）。在中国，教师支持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也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给予学生的支持既体现在精神层面，比如期望、包容、接纳、关爱等（ 刘丽红、姚清如，1996；张野、张焕，2008；王晓辰等，2008；雷浩等，2015 ），也体现在教学方法上，比如向学生积极提问、与学生进行讨论、提高表扬频率（ 李琼、倪玉菁，2006；郑太年等，2013；白胜南等，2019 ）等。

流动儿童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缺乏与教师的互动。除了自卑、疏离等心理原因，语言差异是客观层面的重要原因。在教学活动中，知识主要通过教师口头传授，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本地语言常常被教师有意或无意地用来授课。由于尚不熟悉本地语言，外地学生在消化教师传授的知识时面临一定的困难，很容易出现“一知半解”的情况。而且，较弱的方言能力也限制了外地学生课上及课后与教师进行交流的机会。另外，由语言差异导致的师生互动缺失的问题也会导致师生关系趋于紧张，赵婷（ 2017 ）对青岛市433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该群体对自己与教师关系的评价较为消极，倾向于将教师描述为权威而非友善的形象。进一步来说，这种不协调的师生关系限制了流动儿童的学习机会，且会抑制其学习的动力，从而对其学业表现产生消极影响。相反，提升方言能力可以减少流动儿童与教授不同文化课的教师进行交流的障碍，促使其积极地向教师进行提问并主动回应教师提出的问题。流动儿童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不但能够使自己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而且能够获得教师的关注和提问机会，进而获得肯定和表扬，这种隐性或显性的激励是提高学习成绩的重要外部条件（ Rivkin，et al.，2005 ）。因此，流动儿童掌握本地语言有助于其参与到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中，由此提升知识获取能力，带来学业表现的改善。据此，本文提出了有关师生互动机制的假设。

假设1： 对流动儿童而言，掌握本地语言可以获得教师支持，进而改善学业表现。

学生在与教师在互动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对等的位置，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强调尊师重道价值的儒家社会中，教师对学生具有支配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教师支持的供给。与之相比，学生和同学在互动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这可以减轻被支持者在接受同学支持时的心理负担。因此，虽然来自教师和同学的支持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均有促进作用（ Dubow，et al.，1991 ），但随着年级的增加，教师支持的作用减弱，而同学支持的作用逐渐增强（ Landsheer and VanDijkum，2005 ）。这一点也得到了一项针对中国学生的研究的支持，郭雯婧和边玉芳（ 2013 ）对杭州市初中生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来自父母、教师等权威身份的社会支持，同学的社会支持对儿童的学习成绩影响更大。

互动是一种仪式，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工具性仪式功能和表达性仪式功能（ Ji，2017 ）。一致性的语言可以为互动双方提供共享的地方性知识，促进互动仪式的顺利完成（ Garfinkel，1964 ）。与师生互动相比，同学之间的互动需要进行大量的日常对话，掌握本地语言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当学生们拥有共同的语言表达系统时，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就会趋同，进而产生“内群体”的身份认知，增强其获得来自其他同学社会支持的可能性（ 辛自强、辛素飞，2014 ）。因此，在同学互动过程中，本地语言往往成为身份识别的工具，这使得流动儿童很容易被打上“外群体”的标签，更可能遭受互动排斥。反之，熟练地掌握方言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建立良好的同辈关系网络，与其他同学讨论学业问题、交流学习经验，获得同学的关心。这种通过一致性语言获得的同学支持有助于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进而改善其学业表现。有关同学支持机制的假设如下：

假设2： 对流动儿童而言，掌握本地语言可以获得同学支持，进而改善学业表现。

（三）分析策略

接下来，本研究将对流动儿童的方言能力与学业表现的关系进行因果识别，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检验教师支持和同学支持这两个中介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个体嵌套于学校的两层形式，因而理想的方法是使用多层线性模型（ HLM ）进行估计。但由于目前HLM无法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因而本文仍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基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