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先民关于文化科技的一本“专著”，是数字化与艺术化结合的“数艺中国”寓言。重读《山海经》会发现，关于科技，先民想的是什么，我们想的也是什么；先民是怎么想的，我们也是怎么想的，这应该是印证了原型批评理论。
进入数字化时代，重温《山海经》这个兼具艺术与技术的远古神话，是中华传统科技思想的一次血脉觉醒。或者说，诸神已醒。
《山海经》与《
易经》《
黄帝内经》并称为
上古三大奇书。
《山海经》涉及地理、天文、动物、植物、医学、海洋学、科技史以及历史、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方面。唐代以前，《山海经》一直被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科技书。到了明清时期，把《山海经》定位为虚构的志怪小说。近代以来，《山海经》被视为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本文则试图从文化科技融合的角度进行解读，也就是把唐代以前强调的实用性、科技性，与明清时定位的虚构性、艺术性结合起来，揭示其艺术想象与技术探索的性质，以及对后世特别是对数字化今天的启示。试图表达这样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觉知，是恒久的主题；文化与科技相结合，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是有史以来我们中国人的方法论——《山海经》已经确立了这样的祖型。
《山海经》中有丰富的科技内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反应了大荒时代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探索，特别是对天地山川、风雨雷电、粮食及各类草木物种的解释，还有对生产劳动与技术创新的记录，比如“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显示了上古时期在农业、畜牧、水利、车船等方面的最高水平。书中有很多关于人能够上天入地的想象，现在都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了。有的现在仍然匪夷所思，比如10个太阳、12个月亮的故事，又比如天柱寻木的传说，这些是否关涉史前文明、外星文明，现在的研究也表现出开放性，不再简单斥之为荒诞不经，甚至是在很认真地思考。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是神话，如果没有神话连接，这些技术或技术想象，有些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神话是文学艺术之祖，《山海经》作为最古老的神话，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童话”，与古希腊神话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山海经》不仅是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灵感来源，它的精神气质，也体现在先秦时《诗经》中、《楚辞》中，特别是兼具科技意义与文学意义的屈原《天问》中。《山海经》的吉光片羽在今天的作品中也历历可见，AIGC出现后，很多动物形象与《山海经》的动物长得非常相像——这不是抄袭，而是文化与科技的基因作用。对于技术，艺术是做药的引子、做馒头的酵母、做酒的酒曲，是召唤科技春天并且传播春天信息的鸟儿，就像《山海经》里的神鸟。
《山海经》开启了文化与科技，或者进而说艺术与技术融合的传统。当然，如果还要上追，那就追溯到人类的游戏了，这是哺乳类动物都做的功课，只是人的游戏要更高级些。人类正是从游戏这种娱乐性的活动中，掌握到生存的技能，游戏因而被视为艺术与技术的摇篮。按照《人类简史》的观点，正是凭着会讲“故事”，才使得智人脱颖而出，进而成为后来的人。神话就是我们先民走出洪荒后讲的“故事”。这些神话，以原始意义的科技为关注对象，力图解释自然世界，并且总结出应对自然世界的方法。特别关键的是，他们会用神话这种故事传播自己应对自然世界的理念与经验。由此真正开辟了文化科技融合的独特路径，甚至进而影响数字化在今天中国发展的大势。
第一，文化科技融合的理念
。按照荣格原型理论，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保留了大量从先民那里遗留下来的各种经验的“原型”，它们作为潜伏于心理深层的内在力量，总会显现于后世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之中。《山海经》等神话中就保存着我们这个民族意识的原型意象，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创新，总离不开这种民族的原型意象或集体无意识。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先民，从自己的观察出发，揭示了人类依靠自然食物资源的现实，表达了对自然的尊重与和谐共生的愿望，为天人合一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种理念与长期的农耕文明相互支持，相辅相成，成为文化、科技发展的理论基石。或许进而可以说，天人合一理论自身就是文化科技融合的结果。诚然，这一理论源自早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直觉，形成了充满艺术想象力和科技想象力的“童话”，成为后世艺术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源头。
在《山海经》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基调。那些充满神秘色彩和艺术想象力的神话，比如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人的起源以及对自然的认知。虽然这些神话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科学”，但是它们反应了先民的直观感知，其背后有着中国文化的理由，比如女娲用泥巴造人，与中国主张人与植物一样，都是天地自然的产物，都来自脚下的土地，无论是在体质还是气质上，都与当地的“地之气”息息相关。《山海经》中的英雄史诗，波澜壮阔，勇于的抗争，而最终要达到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和对和谐的终极追求，也贯穿在文化科技融合的过程中。有人可能认为物我难分的神话思维是人类共同的现象，但应该认识到，在我们中国，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确立了人与天地万物不会改变的友谊，人与自然的关系永远是同根相生、亦师亦友、相濡以沫。
第二，文化科技融合的传统。
《山海经》中的英雄人物，集技术贡献与艺术贡献于一身。女娲是补天救世、抟土造人的创世神，是创造自然万物的大地之母，她还发明了笙簧、瑟、埙等乐器，是音乐女神。治水的大禹，是礼乐文化的开创者，制鼎作乐，《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诗中表达了育民、乐民、富民的思想。还有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都是技术与艺术的化身。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先民在解读和推动技术创新时，总要与艺术相关联，比如出现了指南针，就有了故事性、具象化的黄帝指南车传说。墨子发明木鸢这种发行器，借鉴了鸟类的飞行原理，在艺术上也满足了人类对飞行的“内模仿”需求，现在的飞机仍然是这种形象。中国古代机器人，从《汤子·列问》中的“木甲艺人”，到传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玩偶，都是把具象化、艺术化的形象，作为技术的载体。
文化与科技是一枚分币的两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发明创造，有些来自文化艺术领域，有的虽然不是产生于文化艺术领域，但是很快为文化艺术所用，在文化艺术中得到涵养、孵化，然后又反哺其他领域、反哺社会。以“四大发明”
为例，造纸、活字印刷，都是文化类的科技创新。指南针除了用于航海等实用功能外，更为古代社会广泛了解的是看风水的罗盘，而看风水，也是一项文化用途。火药的源头也有多种说法，按照今日花炮之乡浏阳的传说，是用于驱鬼——显然也是文化用途。自古以来，用火药做成的花炮，是中国古代“夜经济”与“夜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道具。
第三是文化科技融合的方法。
《山海经》用的是神话思维，从文化与科技融合角度看，其特征主要表现，首先是场景思维。《山海经》诸神都是在具体的情节中，根据需要出场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关系之中，没有一个多余的人，就像专家说的“没有一个多余的神”，比如女魃有停息暴风雨的本领，就被帝俊派到人间做这项工作。又比如英招，管 理槐江山的空中花园，整日里跑上跑下，所以下半身是一匹马。英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巡游四海，所以有一双巨大的翅膀。其次是具象思维。文化与科技，特别是艺术与技术，在同一个场景中调动起艺术想象与技术想象，艺术虚构与技术虚拟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通常来说，艺术想象的特征是从具象到具象，技术虚拟的特征是从具象到抽象，但是在《山海经》所运用的神话思维中，没有这样的区分，在混沌中进行创新创造。这种不分主客体、不分物我的方法，是特定历史现象，但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三是情感思维，恐惧、亲近、感恩，爱恨情仇的种种体验，贯穿情节发展，也成为艺术与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神话是人类早期对天地宇宙、人类社会和自身起源的解释，体现着先民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初步认知和第一印象，有着现代科学意识的萌芽。但认识的发展，往往又是“第一印象”和萌芽认知，就已经规定了后来的方向，有些第一感觉，或许已经窥见了“天机”。因此，这些思维方式虽然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神话的远离而逐步隐退，但是，在后来中国的文化科技发展进程中，仍然可以看它超越时空的潜在作用，比如，与中国的生活美学相联系，在技术创新上表现出生活化、日常化、大众化、艺术化特征，而且，把这样的创新体现在济天下、利苍生的理想上，体现在生活、生产工具的改进与创造上。
今天，数字技术发展迅猛，而且，这些技术作为一种信息处理和表达手段，不仅与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与神话在符学上也殊途同归。一个时期以来，数字技术由文学到图象、声音、长短视频、人工智能特别是IPGC和文生视频，一步一步地打通物理世界，似乎完成了这样的三步曲：从物我不分、主客不分的神话，到经由文字走向抽象、概念，又到通过数字虚拟重返现实，虚拟世界、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边界模糊。在这样一个重视“故事”的时代，我们似乎在写一个新时代的“神话”，技术、艺术、现实，共同出现在这样的“神话”叙述之中，既新奇又古老。
重组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认为：“创造就是重组。”爱因斯坦认为这种组合游戏，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文化与科技、艺术与技术，是更大跨度的重组。爱因斯坦妻子描述她的丈夫：“当他思考理论问题时，音乐会帮助他。每天研究结束回家，都要练琴，然后回到书房研究。”还有，哥白尼既是科学家也是诗人，达芬奇既是工程师也是画家。如今，已经成为热门的“神经美学”，聚焦的就是科学与艺术交叉的规律。来自上古的《山海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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