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房子，画新的蓝图；拆更多的房子，画更多的蓝图｜每日读第73期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4-24 20:04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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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七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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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之外的人们总将这里称为北京的“贫民窟”，然而这里却并非疾病与“问题行为”的滋生地。我们这片儿毫无贫民窟常见的绝望之气，我的耳畔常常回荡着哈哈大笑与热烈的谈话，偶尔也有哭泣与争吵，就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人们彼此之间礼貌相待，每当我来到胡同之外，就会深深想念这种人情味。街坊邻居彼此相识，所以不会有人不由分说就指着哪个陌生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不会出现对骂场景；不会有汽车响着刺耳的喇叭，让你停下让道，再绝尘而去。街里街坊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交战”，而是倡导彼此原谅和宽容。来访的陌生人也明白自己是客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

文｜迈克尔·麦尔

摘自｜《再会，老北京》

“去贫化”的贫民窟

文｜迈克尔·麦尔 译｜何雨珈

摘自｜《再会，老北京》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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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谷雨的时日已过，立夏了。窗口的树顶上，看不见的蝉嗡嗡鸣叫着。韩先生和妻子每天忙于寻找新的店面，而刘老兵也在到处搜寻，想让家里的刀削面店重新开张。从鲜鱼口搬走之后，老张努力适应他位于旧城东边的大杂院生活，和邻居们见面寒暄，同时又划清界限，标明自己的“地盘”。自学英语时，他弄清了 alone（单独）和 lonely（孤独）的区别，他的感觉可以用后者来形容。

大家都想念过去的生活。他们的家与工作就像永恒不变的布景，生活就在这布景前日积月累。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形成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对过去住所的留恋与牵绊全部来源于此，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建筑，什么大楼。这样的东西都消失了，他们心中的一部分也随之永远逝去了。

我在北京城的高档酒吧区见过一些贼眉鼠眼，形似毒贩的人，也见过横卧街头，烂醉如泥的醉鬼，但在胡同里却闻所未闻。杨梅竹斜街上的人们会在麻将馆搓上几圈，或者三五兄弟聚在一起小酌；他们也会提着鸟笼出来走走，坐下来下一盘象棋；或者浇浇盆里的花，给那一小块田里的豆茎和土豆苗施肥，擦窗户，给墙上新漆，扫扫他们窄窄的门廊……废品都不会直接丢在街上，而是卖给“废品王”。很多还在学英语，好跟国际友人打招呼。我在居委会的办公室开班授课，每周一次，很多退休老人和开商店的个体户都来参加，他们都希望奥运会期间能用英语欢迎游客们来这里观光游览，只要 2008 年时，胡同还在。

我刚搬来的时候，李警官向我谈起过对片区治安的担忧。住在这里的第一年，这一片发生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火灾，上了《北京晚报》的版面。一个男人将“热得快”插在水壶里烧水，去上公共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屋里火光熊熊。原来是“热得快”的电源线磨损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且火灾发生地并非四合院，而是一栋钢筋混凝土小楼的二楼。这栋楼修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

报纸还报道了一场谋杀事件。全国闻名的六十三岁画家蔡云被发现死于琉璃厂东街的工作室中，那里离我的家不过几百米距离。这场惨案的发生地也并非四合院，而是一栋无电梯的公寓楼，最初修建的目的也是要改善过去四合院居民的生活条件。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疑犯从进入工作室到离开都未被任何人察觉。但胡同里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案发四十八小时之内，片警就走访了邻居们和过路的人，锁定了三名住在偏远郊区的疑犯。主犯在一个新建的公寓区推车卖煎饼。在他鞋上发现的一小块红色油画颜料与画家工作室里的相符。报纸补充说，三个犯罪嫌疑人中，一个是本地人，两个是外地人，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本意只想掠夺钱财，却失手将老人杀死。

一年之中，比较严重的治安事件不过是一场火灾，一场谋杀，这里完全不是个贫民窟。然而，在无声的白纸黑字之中，一连串数据显示的东西完全不同，让人觉得这里混乱不堪，随时处在崩溃边缘。《北京城区角落调查》中写到，大栅栏的商店过多，无法实施监管：两百三十四家餐馆，一百五十三家小卖部，一百二十一家旅店，一百四十二家美发沙龙兼按摩馆，二十二家图书音像店，二十八家网吧。这些商店与五万七千居民一起，蜗居在一个不足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区域之中。

这是北京将大栅栏划为“城区角落”（“贫民窟”的别称）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包括人口密度、老龄人口数量、外地民工数量以及破败简陋的住房条件。所有的指标都超越了“非城区角落”。

1959 年，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27 年出生于德国，二战期间移居美国。他是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译者）为美国规划师学院的学刊撰文，讲到波士顿的西端区，认为这片区域即将以“翻新”之名而惨遭毁灭。这不是一个贫民区，他在文中提到，而只是一个“租金较低的稳定区域”。非要下个定语的话，这里完全是在“去贫化”，因为新的住户不断涌来，社会网络密集交织，并且展现了多个功能：住家、旅店、学校，以及各式各样水乳交融的生意。并不像有些区域那样只有单一的产业。

在出版于 1961 年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中，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女作家、学者、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前文提到的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引用了甘斯的上书论著，并用“稳定”、“租金较低”等字眼来形容一些区域，比如她当时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抵制官僚规划师们对它们的重建。规划师的队伍中有罗伯特·摩西斯（Robert Moses，建筑规划师，曾任纽约市建设部长。——译者），当时他正在对纽约城进行翻天覆地的新规划。

作为纽约公园委员会主任和三区桥梁暨隧道管理局的领导，摩西斯深受柯布西耶“明日城市”观点的影响，尽管这种观点从未在法国得到实施。和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一样，摩西斯在纽约市中心增加了很多开阔空间，比如河滨公园与东河公园，以及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与溜冰场。与此同时，在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的漫长任期内，也干了很多强制拆迁，将片区围堵起来彻底清除，修建高速公路的事。他命令推土机深夜开进中央公园，将一个操场夷为平地，扩展成“绿地酒馆”的停车场。提到摩西斯，雅各布斯就像对待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样，毫不留情地开火：

“传统意义上对贫民窟和其居民的规划是彻头彻尾的‘家长专制’，”她写道，“家长制的问题在于，规划者想要做出完全不可能的有深远意义的改变，但又选择了肤浅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去实施。如果要真正治理贫民窟，我们就要将贫民窟的居民看做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能够理解并按照自身的利益来行动，而他们也的确可以做到。”

对于这样一个正在自我恢复的片区来说，简单粗暴的拆除实际上是将问题扩散了。“会让改造难上加难，还会造成分裂和破坏。有自我建设与改进能力的片区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而不是被拆除。”

雅各布斯呼吁说，为更优秀的市民开辟一片“去贫化的贫民窟”。让低收入阶层的人们成为中产阶级，为城市风俗的传承添砖加瓦。让文盲接受教育和培训，成为有一技傍身的有用之人，让不谙世事的“菜鸟”们成为精明能干的城市中流砥柱。

如果把“菜鸟”替换成“外地人”，那她说的就是大栅栏与鲜鱼口转变外来者的过程。他们在这里累积财富，增加收入，同时增加的还有被接受程度与社会地位。他们从满口方言到说着标准普通话，服饰与外貌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他们还将家人接来做帮手，甚至聘请了更多的外地人。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这样一个片区的命运是注定的。正如雅各布斯所写，“因为没有人会发什么大财”。土地的价值没有发挥到最大，外人冷眼看来，也觉得这里混乱不堪，不甚悦目。“去贫化的目的只是给街区里的人提供一个有活力的像样住处；这里的居住者绝大多数都只是处于很一般的生活水平。另一个目的是给这里众多的小商业提供普通的谋生手段。因此，唯一对毁灭正经历‘去贫化’的街区持反对态度的……只有那些在贫民窟里做生意或住在那里的人。如果他们试图向那些丝毫无法感同身受的专家解释，试图告知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而且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没人会理睬他们。在每个城市，这样的抗议只是被当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嚎叫，而抗议者们则被视作目光短浅，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妨碍了高额税收。”

雅各布斯拼命抗争，想从摩西斯的绘图笔下救出纽约内容丰富的人行道。而胡同的作用则与之异曲同工。这里可以住得安心，居民与店主们的眼睛总是明晃晃地盯着街道的边边角角。这里的街坊之间能时时见面联络，人们对于彼此和这个地方都有很强的归属感。在互相之间的言语闲谈和大人的言传身教中，孩子们学会了很多社会准则，而不是让他们在无人监管的地方自己去做“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然而，孩子们却希望有开阔的空间，能痛痛快快玩一场“警察抓小偷”。炭儿胡同小学每天下午四点就锁门了，孩子们不能去水泥操场上玩耍，更没法对着篮筐练球。我的学生们从没在绿茵场上踢过球。他们只能在窄窄的街巷中踢球，大人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他们身上。我问朱老师，胡同里的青春期究竟是什么滋味，她略略想了一会儿，说，“我的初吻发生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里。”在那里，她终于找到了一点点隐私。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呼吁道，“把房子补好，把人留下。”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北京图书大厦及其他书店均有销售。这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北京没有奥斯曼男爵，没有柯布西耶，甚至也没有摩西斯。“无形巨手”不用去什么代表大会或公众论坛，倾听“游手好闲者”、理论家和老百姓的诉求。它只是拆除房子、画好新的蓝图；拆除更多的房子，画好更多的蓝图。等万事俱备之后，就贴出一张通知，清除规划中最后的障碍：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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