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对话：走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每一步

文/刘永明

中国文化数千年延绵不绝（资料图）

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人类越来越大，地球越来越小，世界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日益狭小的环境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前景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加剧矛盾冲突与利益争夺直至同归于尽，一种是和谐共处、利害与共而走向健康发展。中国一直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内部构建和谐社会，外部倡导和谐世界的构建。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则更加切准了新时代的脉搏，反映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将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呼吸、共患难时代的特征；凸显了在当代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的新格局下，对全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指出了人类应该携手共进的努力方向。同时这也表达了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世界主动承担的责任。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拥有数千年文化创造和丰厚历史经验积累的国度里向全人类发出的中国好声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智慧一脉相承。同时，作为人类奋斗的共同方向，也只有建立在如此历史经验与文化智慧的基础上，才真正靠得踏实，走得稳当，行得久远。

中国文化以儒道释三教最具代表性，而以本土成长起来的儒道两家为核心。儒道两家扎根于先秦以前的古老文化传统，吸收了诸子百家乃至更远时期的文化智慧，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阴一阳之道，使中国文化数千年延绵不绝，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民族文化，也是古代中国成为为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一切足以说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伟大价值。

儒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切中了人的心性（资料图）

中国自汉代以来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修齐治平教育理念，抓住了教育的根本，是完善自我，成就伟大人物的大人之学。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门考察东西方数千年的教育理念，作《大学一解》，总结出，当今大学教育，始终未能超越《大学》中提出的“明明德” 和“亲民”范围，而且“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就是说，中国儒家两千年前提出的教育理念至今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是最根本的理念，而且现在依然没有落实到位。其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普世价值。《大学》教育的入手点首先体现在个人修养的提升上，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教育通过日常行为的礼仪规范，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内化为自己的基本道德素养，再将这种仁德扩展出去，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已走出国界，成为世人公认的道德黄金律，人类交往的金规则。北宋范仲淹之子位至宰相的范纯仁总结一生实践认为：“吾生平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在这样的教育和实践下，儒家思想一旦发挥正面功效，普通人也能够做到自身的品行端正和家庭的和谐。优秀的人才则会自然生发出一种社会责任，乃至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担当，从而造就一种天下胸怀，主动承担国家重任，将个人身心命运完全倾注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当中。汉唐以来，中国历史的辉煌和可歌可泣的事件主要是由这样的层出不穷的历史人物造就的。我还觉得十分值得重视，也是令人感触颇深的是，儒家思想通过家教、师承等传统的教育方式，在生存条件异常艰苦落后的地区，也能够培养出可以担当天下大任的栋梁之才。所谓“几多白屋出公卿”，实则很多为家境贫寒的平民子弟，有的甚至出自食不果腹的乞丐之家。所以，当我们翻开历史文献，不必列举那些众人皆知的历史伟人和名人，实际上在各地区都有众多的不为今人重视的历史人物，他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对国家民族或对地方的贡献，也足以让我们享受现代优越教育条件的人们深感钦佩甚至汗颜——的确，历史上感人至深的，绝不是金钱至上，并非个人财富之富有、地位之贵、享乐之无穷，而恰恰是精神、道德的崇高和社会贡献的伟大，尤其是其在逆境中的奋斗，历经挫折后的成功，哪怕是百折不回之后的失败，等等。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教育的至为珍贵、永久闪光之处。

儒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切中了人的心性，切中了人的理性与情感，亦即切中了人的本质，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变化气质，能够使人找到最终的价值归宿和安身立命之处，即达到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境地。这种切合人性的教育，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所以，在经历近百年西学东渐和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压制之后，至今依然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显然，儒家文化的优秀遗产是值得总结，值得学习继承的。同时，当今时代下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继承，自然是与时俱进的，切于现实，择优而从，不可能是保守地回到古代社会去。诸如忠恕之道等为世人所公认的伦理思想及精神，具有普世性而永远不会过时；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更是为时代所召唤，理当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航标。同时这种志在天下的责任与担当，在当今还会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拓展，从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拓展到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责任。而倡导礼乐文明、倡导文德教化的儒家思想在走向世界时，也自然会体现出和平的和谐的理念。其所担当的责任正是实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责任，宗旨是古人早已指出的“和为贵”、“和实生物” “和而不同”“保和太和”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可见，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并不过时，非唯不过时，其关乎现实、关乎天下之时义甚大。

需要在儒道互补中扬长避短（资料图）

在继承和弘扬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还需要继承和弘扬道家道教文化的优秀遗产，需要在儒道互补中扬长避短，各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综合发展，使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走上更为健康之路。

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儒道两家显现为鲜明的互补性。我这里不举至为明显的吸收互补，比如先秦儒道经过长期争鸣后走向融合，而产生的重要文化经典《周易大传》之类的着作。我这里想表达的是，儒道两家即便表现为针锋相对的批判，但从文化的长远发展而言，也依然是一种文化反思和相应的完善和互补。儒道两家相比较，就自身而言，儒家更加积极入世，力图强力推行自家的主张；道家虽然关注国家社会，但并不执着一途，而主张因任自然，无为而治，在具体环节上要更加超越一些。这在《史记·老子列传》所载孔子与老子的会面中，老子对孔子“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从老子的退隐而不知所终，和孔子的一生奔忙而临终时自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对比中看得出来；当然还可以从孔孟、老庄思想的多重对比中看得出来。儒家更加注重规范原则的推行。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与礼，实现的手段是修齐治平，表现在个人身修养上，主要是对一系列儒家规定的伦理规范的自觉践行与内化，表现在社会政治上，是对一整套伦理规范的推行实施。同时由于对自家文化的强烈自信，儒家思想对其他各家文化表现为强烈的排他性。比如孔子自信“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合乎“道”的社会自然是理想的社会；又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则显示出孔子对非同道者的排斥。孟子则更为突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可见其强烈的自信和担当；然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则又显出十分严厉的抨击和强烈的排他性。而《荀子·宥坐》载孔子杀少正卯事，并载孔子言：“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这表明儒家思想的排他性还会走向消除异己。可见，儒家精神中一方面是难能可贵的责任与担当及与之相应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排他性，抨击异己，以至于力图消灭而后快。可贵的优点伴随着难以摆脱的缺点。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儒家学说在政治上得势之后，一定会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途，董仲舒的所作所为代表的正是儒家的思想品格。儒家思想与政治的相结合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旨趣所在。

“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真理的无限性。（资料图）

十分难得的是，在先秦诸家思想中，唯有道家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道德经》曰：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是对圣人圣学的反思。又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及《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 这是对儒家学说、儒家伦理纲常的反思。尤须指出的是，道家的反思精神，并非是处于与儒家或他家思想同一层面上的针对性的批驳和反思，以便在攻击对方中凸显自家的高明与正确。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一层面上认识道家，实际上是严重低估了道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掩盖了道家思想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道家对儒家的反思和批判基于道家对整个人类知识的反思，基于人类文化之终极视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基于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道家思想虽然产生与两千多年前，针对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动荡，也参与了诸子百家的论难，但道家思想的立论完全超越了时代，具有更为久远的、永久性的意义。从中西哲学对比中可以得出，老子的哲学高度不让与西方古今哲人，雅斯贝尔斯称老子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名列东西大哲学家前列，绝非虚誉之言。窃以为，就对老子第一段的研读可知，老子的思想是对宇宙、人类的最根本认识，对人的知识的最根本反思，这一认识切中了宇宙与人类认识的本质。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任何思考都摆脱不了老子指出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方法。“道可道，非常道”指出了认识对象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真理的无限性。这就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指出了久远的方向。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老子关于“道”根本思想的确立以及关于“有”“无”问题创造性命题正是中国哲学奉献人类文化的形而上学，老子也正是中国文化殿堂里“至圣的神”。基于这样的高度，老子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的特点及知识自身的两面性。于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实际上可以视为道家知识论的基本原理。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对一切自以为是的知识建构和蓝图理想都可以产生一种俯瞰的效果，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各家思想的优点和缺点。而这些正是儒家思想所不及的。就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反思而言，道家不但能够批判当下，还能瞻望未来，看到儒家圣人治世的理想将来还会导致另一种事与愿违的结局。《庄子》中多处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所必然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而从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看，儒家的仁义道德之学自从走上政治舞台，便一直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工具。而历史的演进正如欧阳修所慨叹的那样：“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数千年一直处于治乱循环当中，并未走向儒家所设想的圣人之治和大同社会。而乱世时杀伐不断，饿殍遍野，人与人相食。这一切果然不出《庄子》的预言。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智慧与超越。这种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与智慧的思想在先秦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儒道关系的角度看，其两者彼此或者相反相成，或者相辅相成；或者在相互批判中促进发展，或者在主动融合中不断进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这种儒道互补首先在王朝的治乱循环中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比如汉、唐、北宋等重要的历史朝代，王朝初期，在儒家主导的政治制度的总格局中，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和措施带来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至于道家智慧体现在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并影响历史事件的例子就更是异彩纷呈、不胜枚举了。而以道家之道为核心信仰，整合传统信仰及众多文化要素形成的本土宗教道教，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满足着人们内心的宗教需求。道教的存在，实际上与偏重于政治社会制度之儒家，形成相互补充，辅助并深化着儒家的伦理教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比如道教的戒律将儒家伦理规范宗教化，成为仙圣神灵制定并受到神灵监督、与个人生死轮回及子孙后代命运相关的宗教戒条；而当道教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之后，其辅助教化的作用就更加充分了。道教又与儒家思想一道接引外来文化，使之中国化，最显著者莫如佛教的传入和中国化。而道教又与佛教一道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兴起，由此造就了自秦朝以降一千多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道教和儒家一道，还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乃至外来民族的交往中，促进着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着民族的融合，通过引导和教化使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道教由于根植于民间信仰，又与民间信仰长期互动交融，所以在社会基层民众中比儒家的君子之学更加根深蒂固。当儒家文化衰落消退后，根植于民间社会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依然存在，而这一点成为民族文化永久长存而不易消亡的重要文化基因，还具有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作用，这一点也成为传统文化的土壤和传统文化复兴的群众基础，值得重视。以贵生为特征的道教还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更是补了偏重于政治社会制度之儒家文化之不足。在近代一百年来的千年文化巨变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中医药学以其独特的疗效得到人们的承认，延绵不绝，证明着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几千年的实践证明，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的价值是西方医学所不能取代的，它是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贡献，而这一贡献主要出自道家道教的创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资料图）

总之，儒道两家在历史上的互动交融、相互补充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难以简单归结的。不过在历史上，儒道两家文化的互补格局更多的是在总体上呈现出来的，具体状况则异常复杂。历史实际中，儒道两家也有积极主动的融合吸收乃至政治实践中的相互协同。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在政治因素的主导下，儒家思想自身也难以摆脱被政治化的命运，而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儒家思想还会被进一步歪曲利用，乃至走向极端化，从而偏离儒家思想建立大同社会的根本宗旨，乃至如同庄子指出的那样，对社会发展、对民众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道家思想中有很多方面可以对治儒家之不足，但在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格局中，道家因任自然、无为自化、在宥天下、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的治国思想和理想境地不可能得到到充分的发挥和展开。道家思想也会遭受儒家的排斥，尤其是与道家一脉相承的道教会遭到统治者的更为严重的歪曲利用或者控制或者严厉打压，如唐朝前期对道教的支持和利用具有较多的积极作用；而北宋真宗、徽宗对道教则更多的是歪曲性的利用，对政治社会乃至道教的发展均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以在很多具体情况下，儒道两家之间难以达成持续的良好互动与互补，从而体现出更多的积极作用。良好的互动补充只能在打破传统的政治格局之后。

现代社会，儒道文化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及与之相关的相互排斥已不复存在，两者同等成为民族文化的遗产，经受今人的审视研究和取精去粗的运用。所以，在当今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我们当可以更好地从事公允的研究，更好地发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作用。

近年来，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乃至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主席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今年元月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要求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指导意见，并设定，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显然，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新时代，中国文化终于迎来了继承发展的春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由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该是全人类长期的奋斗方向，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理应首先从自己做起，先做好本国的事情，进而做好世界的事情。于是，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发掘儒道互补的优势文化资源，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立民族文化自信，重铸民族之魂，实为刻不容缓的历史重任。

本次论坛以“道化天下，世界玄同”为宗旨，讨论“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大论题，揭示“儒道双行，既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机制，也是中国文化在现当代背景下依然生生不息的生机”文化发展理路，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宋史·范纯仁传》卷314，第2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93页。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卷63，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0页。

文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按，《荀子》等文献中载有孔子为政七日而杀少正卯之说，古今均有争议，兹且不论。

《新五代史》卷6“唐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6页。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又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2、284页。）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56页。

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

（编辑：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