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 陈虎平 《打破自我的标签》第四章 中国大时代）
人是带着石器时代的心智走入人间的。人类共有的天性在孩提时代、青春期初期体现得最为明显。你不需要父母教，就会爬会走；也不需要老师带，就会和小朋友一起玩；不需要大人启发，你到了年龄就会谈恋爱，这些行为就像小鸟离巢就会捉虫、小猫长大就会捕鼠。不需要刻意鼓励天性，因为人人会用。
文明则是在天性的基础上加上层层限制，文明是天性的节制和补充。节制天性，不是消灭它们，而是让人超出小我，进入社会的大我，进行群内协作和群间竞争的广阔人间。节制可以通过文化、技术和暴力来完成；强制难度最高，技术则能协助，文化会从小将人训练成合作高手。
一些人从理性计算和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解释人走出私人小我、到达普遍之我的行为进程。我认为这是太困难了。由于人的天性是困在小我中的，要认识大我、普遍之我、社会、国家、民族、全人类，这需要过高的脑力，普通人做不到，聪明人也很难做到，往往以为自己做到了，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陷在一定范围的小群体中，看似自信，其实自大。而且，如果纯由理性和理论来指引自己，现实和生活变得快了，自己就会跟不上；你不能等到熟悉所有重要的人生理论之后才开始生活。
我想，从非理性、感性、熏陶、行为练习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社会化行为进程，是更好操作的。要信任文化、信任传统、信任社会、信任组织、信任人类的情感，这些也能帮助我们行动，比理论更有效率，更直接，缺点可能是不够精确、可能出错，但在准确和效率之间，我还是愿意选择效率，毕竟人生苦短。当然也要兼顾准确，在不忙的时候可以专心读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科学理论、文明传统、处世智慧；读得书好、用得到位，也能提升效率。
人类天性是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形成的。原始人生活的群体大小为
150
人（邓巴数
Dunbar’s number
），偏好亲人、熟人之间的协作，推及被当作熟人的陌生的友善同类，这是群内合作（
intragroup cooperation
），它由亲选择、互惠利他、同类群体认同三个方面驱动。但是，人对文化信仰不同的或自己所认定有坏心的陌生人还是防备为主，这就是群间敌意（
intergroup hostility
）。各种文明的冲突是群间敌意的衍生品。不是合作才好，敌意就完全没价值。一定程度的敌意可以间接帮助人类，否则人类永远活在部落社会，懒得升级。历史上看，群间竞争推动了技术发明、组织等级化、军备竞赛、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壮大，这些都有利有弊，但没有它们，人类都无法跨出亲族群体的边界。
人类掌握了动植物的驯化技术之后，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传统的部落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被放弃了。农业时代以后，人类不只是在一个亲人和熟人的社会网中生活，而要面对非我亲族的异类，从血缘群体跨越到非血缘组织。农业及其广泛的贸易，带来了陌生人的城市、国家、暴力武装、集权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都不是人类天性所能对付的，需要新的文化来帮助人类适应，换言之，就是洗脑，或者，系统补丁。轴心时代的文明就是先贤对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后的文化补丁，修补只能适应熟人社交这种人类天性的不足。其中的杰出人物包括古希腊的荷马、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中东的查拉图斯特拉，印度的佛陀
，
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私人欲望没有前途，约束个人欲望，接受社会规则，否则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这些人并没有发明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他们只是对这些组织及其相应的人心、人性、思潮做了思考和提炼。他们是理论的总结者，实践在他们之前已经由国王、军队、巫师、术士等完成。
只要进入农业社会，人类就必须接受集权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存在。这些不符合人的天性，人性是不希望有陌生人来管自己的。你可以把自己的行为进程交给你的父母、亲人、同学，因为你信任他们，但你不容易信任那些你从未接触的陌生人。但大家都得接受一定的公共规则，才有社会秩序。孟子倡导修身养性，利用人的共情，强化共有的心，约束私人心性。宋明理学家甚至将符合共同规则的要求变成天理，反对人欲，走到取消天性的极端。走取消的极端不好，但放纵的极端也不好。反对一切集权，主张人人自由，纵情使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信什么就信什么，这是犯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小清新病，是见识浅、是知识的贫困、是穷。如果拿这个来教人，那是迎合人类的原始天性、吸引破坏社会的年轻人，等待时机让他们作炮灰，简直是用心险恶了。
相比于宗教共同体以神为终极目标，中国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独特地方在于，我们是第一个世俗化的民族，我们以政治共同体为价值目标。农业时代中国古人的伟大理想，是基于规则的世俗道德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生存必需。一个人不修身，保持身心健康，那就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人为社会做贡献了。齐家是第二步，建立家庭、抚养子女、传递文明。一个人在社会上飘荡，不种地不工作，天天玩不成家，那是混混。不要把混混当自由，还标榜为个人权利。成了家，不养家、不顾家，那是二流子。修身齐家是古代中国人男耕女织生活的典型标准。过了这一层，就是逐渐积累、培养后代参加科举，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进入治国层次。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只属于社会精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再往上，就是平天下，为帝王师，上书房行走，从帝王的眼光看问题，帮助帝王解决问题。
这套理想、连同各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在中国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但在中国被迫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这些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国的工业化是后发的，需要巨大的努力，追赶先发工业国的成就，这对社会组织集权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对国民提出极高的要求。意识不到这两点，都会低估传统社会改造的难度。中国的农业社会过于成功，系统重装的难度也就最大。英国孤悬欧洲大陆文明主体之外，在农业时代的这个边缘文明中，地主和教会阶层对社会的控制有限，商业贸易和工业新兴利益团体只通过光荣革命和代议政治就能取得主导权，现代财税和工业化次第展开，障碍不大。法国的封建制相对成熟，在民族国家竞争中该制度被集权的君主制取代，君主建立一定的中央集权，要改造这种传统农业社会，就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震荡。中国的集权政治比法国更为成熟而古老，为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社会改造比法国更为猛烈。经过一百多年的剧烈革命和巨大牺牲之后，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伟大的精英组织，终于在挫折、探索和奋斗中，创造了新的国体和政体，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巨型工业化，正在和将要对人类文明做出它独特而深远的贡献。
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一样讲规则，但更抽象。在农业时代，规则解释权掌握在特定的高阶社会群体手中，比如县官、教士、乡绅，在工业时代，规则解释权则从具体的阶层转移到抽象的法律，专业的法律队伍建立起来，这是因为社会结构更复杂了，政治家只能管大政方针、宗教领袖只能管精神信仰、地主只能管自己土地的收成，多数人都在工厂、企业和市场中讨生活。最重要的是，没有特定的人可以让你永远呆在某地；人们不再困于一地、一厂、一企，而是有很大的选择权。资本的高度竞争，带来了员工流动的自由。副产品是人们也不再容易在工作中结成熟人群体，变成了自由移动的社会原子。在农业社会，你依赖大家庭、乡绅地主，他们限制你、但也对你负责，你也许讨厌他们，但也信任他们。在工业社会，人的关系主要是亲人、同学或老乡，由于换工作很常见，同事关系并不稳定。人摆脱了社会等级制，就要自己对生活的未来负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理性很强，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设计自己的未来，但很多人做企业，失败的、平庸的，还是多数。
个人理性在聪明人都在竞争的社会，效果不那么大。没有足够强大的社会联结，你会感到自己在工业和城市中相当渺小。人很难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即使有了故事，也很少有人来听。人们借助名人、品牌、流行话题、社会热点来维系彼此之间的认同和连接。但这种连接是脆弱的，它借助一个个抽象的符号，没有切实的亲身接触，热闹之后就是空虚。人是社会动物，还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感到自己有所归属。我们要尽快设计出新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认同自己的行业组织、城市群体，跟随行业领袖和城市组织一起活动，这样，才能减轻社会原子化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决策负担。
所以，在现代中国工业时代，人所需要的价值理想就比农业时代更复杂。修身、齐家的环境依然存在，这两条保留。接着要加上工业组织、城市群体的内容，以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环境。从事一个行业，加入一个行业组织，为行业的群体服务，我称为从业；建设城市，加入某些城市组织，为城市生活出力，我称为兴城。从业、兴城要为团队、为行业共同体、为城市谋划。不必以最终这也是为了自己来辩护；价值安妥不必是物质利益，它是不同层次的驱动力，是新的意义格局。你真信，你就能到达。钱多钱少你照做。相反，精致的利己主义则是脱离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层次的孤魂野鬼。从业，也是有节制的团体主义，要为部门和团队做贡献，但也要维护大局，不以小部门小团体利益，侵害大团体。兴城亦然。然后，国家与天下与现代人的关系也要变化。现代工业生产不再是扁平的自耕农的生产方式，靠读书人及其道德文章治国已不可行。除了少数经历各层政府历练、掌握现代社会组织技能的聪明人依然可以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外，多数读书人将来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工作，所以，我将治国改为报国，以实业报国。天下如今也不是当年古人所以为的中央王朝权力覆盖的天下，而是各个民族之间或竞争或协作的世界，在人类还没有世界政府之前（也许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有），我们只能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保护下行走天下，所以，我将平天下换为行天下。因此，新的世俗价值序列就是，修身、齐家、从业、兴城、报国、行天下；自己、家庭、行业、城市、国家、天下是人的六级社会活动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