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恩·巴斯金｜特朗普主义的学术大本营：西海岸施派与克莱蒙特研究所

文／作者：乔恩·巴斯金（Jon Baskin）

我来到克莱蒙特校园寻找施特劳斯学派，但头一个小时里，我看到的都是女权主义者。

恰近正午，我在一家由学生经营的名叫莫特来的咖啡店和学习空间里，根据其入口处上方的标志，它致力于“多元的女权主义批判”。有一面墙壁被改为巨大的黑板，学生在上面潦草地写着数学公式。其它几面墙都装饰了女权主义图标的海报、促进“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口号，以及即将到来的“放克父权制”派对广告。一张传单宣称“我们正在发起经济战争！”，边上是一副画，画中总统的脸正从写着“拒绝特朗普（No Trump）”的圆形标志后面向外偷看。

克莱蒙特研究大学

然而莫特来的常客们是否知道，就在距此不到400码的地方，特朗普政府的学术先锋已经被提供了办公室和职位？

下午我会去参加查尔斯 R. 凯斯勒（Charles R. Kesler）的“联邦党人文集”课程。凯斯勒是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同时是（直到最近）鲜为人知的被称作“西海岸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家组织的首领，以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命名。凯斯勒也是被《纽约时报》称为“被誉为学术特朗普主义”的保守派杂志《克莱蒙特书评》(The Clarement Review of Books,以下简称CRB)的编辑。2016年5月，凯斯勒在他众多预言性专栏中的一个里写道：“如同68年的理查德·尼克松，特朗普认为这次大选或许可以检验中央是否可以掌控、沉默的大多数能否被动员来代表这个国家本身。这不完全是自由或保守政策的对决，而是更为简单、基础的问题，即大众是否希望美国再创辉煌。”

凯斯勒注意到在校园人文学科里对特朗普反对者的恶意，他预言，如果特朗普将要胜利，“接下来的四年可能会是个长期的示范”，就像1968年的选举一样。这个预言或许已经被证实，但当我从学校咖啡店走到地下室教室时，越过传单，我看到了的微小的骚动的迹象。

“有谁想做国家安全顾问吗？我听说有个机会。”61岁的凯斯勒大步走入教室，他穿着一件皇家蓝色西装，戴着栗色眼镜，脸上挂着淘气的傻笑。他指的是前一晚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下台的新闻。教室里发出笑声——传闻说凯斯勒在白宫内部有“耳朵”，他这话也许并不完全是玩笑。

凯斯勒在1983年来到克莱门特麦肯纳学院，在2000年重启《克莱蒙特书评》，目的是建立相对于《纽约书评》的保守派对立面。这部杂志曾在1980年代中期存活过两年，那会儿它在法学家肯·马素吉（Ken Masugi）的领导下，有大约600个的读者，看起来更像是份大学报纸。《克莱蒙特书评》在离学校不远的克莱蒙特研究所出版，它与克莱蒙特大学联盟里的七所机构没有任何正式联系，但主要由凯斯勒以前的研究生们组成，几位克莱门特麦肯纳政府部门的教授也常有所贡献。

 拥有大约14000个读者的《克莱蒙特书评》得到了来自乔治·威尔（George Will）、约翰·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和尤瓦·莱文（Yuval Levin）等保守派知识分子的长期好评，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编辑们对伊拉克战争的保守立场的反对使之获得了更广泛的知名度。但直到最近，总编辑约翰·基恩可（John B. Kienker）说，它仍然只是个来自“地下的打击”。

2016年9月7日，事情有了转机，拉什·林宝（Rush Limbaugh）从商业休假中回来时说：“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它有十页长，所以我无法给你们阅读全文，即便我非常乐意那么做。”这个文章叫“大选中的93号航班”（译注：93号航班是为911事件中遭到劫持的四架航班之一，与另外三架不同的是，该航班的乘客和空乘采取行动最终夺回飞机，迫使劫机者朝地面坠毁，没有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工具。“93号航班选举”文章链接http://www.claremont.org/crb/basicpage/the-flight-93-election/），作者用“Publius Decius Mus”（译注：古罗马人物）做笔名。文章的开头十分富有男子汉气概——“2016年选举是一次93号航班：管住驾驶舱，不然就要完蛋。”——这给作品为什么会对名嘴们产生吸引力提供了线索，但没有说明它让人讨厌的理由，正如Decius说的，这是一个不仅支持特朗普，而且给出了这么做的理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

现在，这个作品被视作特朗普主义的奠基性文章，它讨论了我们时代的腐朽——“失控的政府，政治正确的麦卡锡主义，”和“灾难般糟糕的教育系统，”他列举了一些原型——这说明了特朗普的出现和选他的必要性，当保守主义建制派还在他们的智库中玩转google搜索引擎时，共和国已经倾覆，因而 “美国优先”代表了让国家回归常识的明智呼吁。林博（Limbaugh）在广播里读了将近半篇的4300字的文章，然后他停了下来，只是为了提醒听众，这些东西他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访问数据一下子击垮了克莱蒙特机构的网站，第一周在线登记的页面访问量是255,000次（在当时，杂志的阅读量大约是每个月40,000次）。但对于关注者而言，CRB早已经因为自己给出的关于特朗普飙升的多样解释而将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2016年5月，当大多数保守派精英还在做着在全国代表大会搞一次政变的白日梦时，凯斯勒就对这位姗姗来迟的富有政治天赋的共和党提名人进行了有条件的认可认可。约翰·玛里尼（John Marini），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政治科学教授，他在7月赞扬特朗普已经抓住了两方政党都不能提供的“人民和政府之间有意义的联系”。高级编辑威廉·沃格里（William Voegeli）解释了为什么他是“反对反特朗普派”。“93号航班”出版两个礼拜之后，沃格里以一个更谨慎的态度回应了Decius关于特朗普的英雄主义论调。

接着，《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迈克尔·沃伦（Michael Warren）在2月揭露说，“93号航班”的匿名作者是47岁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他曾是乔治W.布什的演讲撰稿人，目前在特朗普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这个新闻只是强化了对于《克莱蒙特书评》是否能够提供借以一窥神秘新政府的机会的怀疑。但沃伦的文章也暗示另一个谜题：他报道说，安东受到了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施特劳斯派保守世界的很大影响。

查尔斯 R. 凯斯勒

在我拜访的那天，凯斯勒的研讨会重点关注《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他们都用笔名Publius写作——是如何通过雄辩控诉反联邦党人的观点。在这个部分的讨论中，Publius向读者揭露那些反对新宪法者在私人圈子中的窃窃私语，暗示说，这些反联邦党人正在秘密筹划解体联邦。凯斯勒说，无法确定这样的窃窃私语是否真的存在，但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开创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国家传统：通过指责对手暗中破坏共和国来令其名誉扫地。

后来，在凯斯勒的办公室里，看着精美的克莱门特麦肯纳方院，他表达了自己对“大选中的93号航班”的观点。他发现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引导性隐喻——美国是一架飞往毁灭性火焰的飞机——有些耸人听闻，但这一观点“一如美国的传统，试图通过表达‘共和国正岌岌可危’来召集选民投票。”

按照《新共和国》对克莱蒙特人的描述，随和的凯斯勒看来不太可能是“那些想推翻美国的支持特朗普的知识分子”的化身。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编辑的杂志所考虑的立场，“93号航班”也只是一篇网络文章。凯斯勒拒绝了安东此前提交的支持特朗普的稿子，因为它在当时“过于使人振奋”（译注：原文为too caffeinated，作者可能是将咖啡因作为比喻，描述使人兴奋），他还拒绝了《国家评论》关于讨论“拒绝特朗普”话题的邀请，“并不是因为我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而是因为即便我不认可他，我也无法写一些不由衷的负面评论。”

但是，越了解CRB和凯斯勒——凯斯勒现在将自己形容为“特朗普拥簇，在杂志的直属工作人员中是特朗普支持者”，就会有越多的人觉得，安东和凯斯勒之间的差别更多是风格、而非实质。在邮件来往中，安东将凯斯勒描述为在克莱蒙特研究大学中对他影响力最大的教授。他们二人共享了理论的自我确定性，这源于他们共同的知识遗产继承。   

安东和凯斯勒都将自己定位为“西海岸施特劳斯派”，意味着他们坐在列奥·施特劳斯这棵树上的同一根枝干上。施特劳斯在1937年移居至美国，先任教于新学院大学教授社会研究，然后去了芝加哥大学（他曾在临近职业生涯的结尾短暂地在克莱蒙特任教），施特劳斯闻名于他对西方传统经典的细致解读。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尼采的早期崇拜者，他认为，现代哲学背离了西方道德中的古典哲学和圣经宗教这两个启发性来源，由此引发“危机”，他的研究最终是设法去处理现代性危机。即使施特劳斯深奥的写作风格使局外人感到困惑——剑桥哲学家迈尔斯·博尼特(Myles Burnyeat)把他称作“没有秘密的狮身人面像”——他的观点启发了许多致力于此的学生，在他1973年过世后，一些学生在如何将其观点应用于美国语境上产生了分歧。

列奥·施特劳斯

《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的作者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m）是“东海岸”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他把施特劳斯解读为，认可美国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洛克派政治哲学的“低矮但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视角出发，建国者们尽全力给出了缩减的现代性道德观念：美利坚共和国提供了和平与安全，但这不可能是施特劳斯认为的先人，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认同的美德。

针对东海岸施特劳斯学派在新保守主义制定外交政策上的渗透，已经有很多研究了，但是两个据传最可信的信徒--《旗帜周刊》编辑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和前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却从来没有把施特劳斯学派的观点和他们对于在本土之外传播民主的倡导关联起来。集中在马里兰州圣约翰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的地方，东海岸人更惯常于与日常政治斗争保持学术距离，他们更倾向于像施特劳斯一样将长期精力投入教育来影响社会。当他们在公开论述中引用施特劳斯的观点时，例如一些人在反对特朗普成为候选人时所做的，通常是在为制度和规范辩护——他们认为应当将美国保持在温和而稳定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个施特劳斯的学生哈里V.雅法（Harry V. Jaffa）不认同美国只是现代性的又一个妥协产物。2015年去世的雅法时常谈到，施特劳斯决定引用独立宣言中的话来开启他的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雅法发展了他所提出的施特劳斯案例，美国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权，主要是结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圣经这些站在现代性对立面的古典原则。

作为一个急切的擅辩者，雅法对布鲁姆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学教授托马斯·博格（Thomas Pangle）的人身攻击加剧了东西海岸学派的分裂（最著名的就是暗示布鲁姆是同性恋）。但是这些抨击并不只针对个人，它们也残酷地指出，对于一个美国政治哲学家来说，追求真理需要爱国主义，有时是十分公开地捍卫建国文献中提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为此，雅法在1964年暂时离开学术界，去担任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演讲撰稿人。

凯斯勒在哈佛政府学教授、有影响力的东海岸施特劳斯派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1979年，他在《国家评论》中一篇关于雅法的文章中意识到了他的西海岸同行们。和许多CRB的成员一样，谈及最初遇到雅法的作品，凯斯勒说那就像宗教皈依一般。四年后，他加入了雅法在克莱蒙特麦肯纳的教职。（西海岸施特劳斯派还在达拉斯大学和希尔斯代尔学院成立了学术阵地，由该校现任校长、前任克莱蒙特研究所主席、克莱蒙特大学研究生院校友拉里·阿恩（Larry P. Arnn）指导。）

即使“93号航班”一文似乎描绘了一幅美国正在经历生存动荡的悲观图景，它的框架和风格还是反映了雅法的观点，认为政治哲学家有时需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紧急作用。“西海岸和东海岸施特劳斯派一个核心区别在于，”安东告诉我，“西海岸的我们相信政治参与是迫切需要的。”作为雅法和凯斯勒的研究生学生，安东认识到要“意识到高于政治，并且能够或者应该能够启发政治的更高视域，但也要重视施特劳斯的警告，不要蔑视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安东的文章，CRB整体传达了如下观念，认为保守知识分子可以在东海岸施特劳斯派的政治缄默和对智库的无效修补中开辟出一条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克莱蒙特人在上个选举期中表现出的直接参与的意愿。但仍无法解释的是，为何一个如此依赖于宪法原则的群体，可以把它的信念放在《做生意的艺术》的作者（译注：指特朗普）身上。

 克莱蒙特研究所位于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园区的一楼，旁边是个推拿室。研究所里，纸板箱和临时隔间里不均匀地混着黑木镶板，迎宾台上面是华丽的螺旋楼梯和悬挂着的双层吊灯，显得有些滑稽。墙上放着林肯、华盛顿的肖像，以及一些美国革命的场景，仿佛在为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美国建国所做的各种学术评论和解释工作提供视觉上的伴奏，这些解释工作中的许多都是来自雅法，它们均匀排列在研究所的书架上。

去凯斯勒课上的后一天，我遇见了主编约翰·凯恩克（John Kienker）和资深编辑威廉·沃格里（William Voegeli），对于杂志因与特朗普政府的关联而得到的负面评价，他们都表示心情很复杂。凯恩克告诉我说，我是和他近几周来聊过的第四个记者，和这份杂志有关的文章将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和《名利场》上。但他们俩都对于要和这位难以预估的新总统联系在一起，感到有些犹豫。

“在所有人都希望他输给希拉里的情况下，”沃格里说，“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和说的一切都会仅剩残余，那时一个失败的共和党，将会尽力拿起这些碎片，并决定可以把哪些部分编织进保守派的简报中。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沃格里是我遇到的杂志工作人员里，唯一一个不是来自于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他解释了“克莱蒙特人”（他们有时被这样称呼）何以支持一个对宪法之细节（诸如分权）怀有敌意的候选人。沃格里说，原因在于凯斯勒对克莱蒙特项目的主要贡献，即凯斯勒对美国进步主义的百年历史的考察。

有趣的是，这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相互交织。凯斯勒在一些文章以及最近的著作《我即变革：奥巴马和自由主义的未来》（I am the Change: Barack Obama 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Broadside, 2012 ）中表示，美国进步主义真正开始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威尔逊用做普林斯顿校长时积累的心态来治理国家。他带入政府的进步人士大多来自于美国的第一代博士生，这并非偶然。结果便是“行政国家”的兴起和掌权。对于克莱蒙特人来说，这一术语所扮演的角色，与“文化产业”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大抵相同。对于凯斯勒和大企业来说，“政府的第四分支”的成长，不仅要为一系列昂贵而无效的社会计划负责，而且要为民主价值的逐渐侵蚀，将建国者们的哲学智慧替换成了大学训练出来的“科学家们”那些肤浅的确定性负责（想想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或者再好点儿的，卡斯·桑斯坦）。

 换句话说，对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精英（包括一些东海岸施特劳斯派）来说，关于特朗普，令他们最不安的事情是他对专家和惯例的极度鄙视，而在克莱蒙特人看来，这恰恰是特朗普带来的希望所在。“独立宣言里不言而喻的真理与进步主义的世界观中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沃格里说，“我们的观点是，政府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而进步主义倾向于认为政府仅从专家的专业知识中就可以取得正当权力。”他认为，特朗普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权力，经常公开反对专家的专业知识。联系凯斯勒早先和我说的，对特朗普的“斗争的意愿，以及他对改变民主党和共和党机构的开放态度”的赞美，又或者是安东在“93号航班”中写到的：只有一张“大嘴”才能喊得过“两党政权”。

将特朗普的吸引力与他对行政精英的敌意联系起来，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来解读他早期与政府官僚机构产生的强烈冲突。媒体评论家倾向于将其视为政府无能的证据，但是，在凯斯勒和沃格里看来，那些接受了现代研究性大学的自由世界教育灌输的专业公务员和行政人员，不认同特朗普的议题，或者特朗普将他们中的许多人视作自己的敌人，这事没什么好惊讶的。当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史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上个月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通报说，特朗普正在计划“解构行政国家”时，这消息在克莱蒙特人听来无异于一曲音乐。

在克莱蒙特的最后一天，我回到了校园，并想到了另一种解构。对于至少两代人来说，左派教授被认为是沉迷于将事物撕裂：这几乎是所有反对后现代的保守派论点的基础。但这一习惯似乎正在蔓延。

在一个有关CPAC对网络暴民和前布赖特巴特（Breitbart）编辑米洛·安诺波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发言邀请，但之后又撤回这一事件的评论中，《纽约时报》的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说，“对自己所代表的和想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充满信心”的保守主义，绝不会将米洛这样的煽动者作为领导者。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主要通过一种反对情绪联合起来，“保持一致或是恪守规范都不再是公认的美德——而用来攻击自由主义的无礼行为也不再是恶行。”

杜塔特用一句名句结尾——“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恶行”——这是哈里·雅法在1964年给巴里·戈尔德沃特写的。雅法对施特劳斯派同胞们的攻击可能总是会被一些圈子里的人记起，但他最好的作品是深刻的理想主义的，劝勉读者感激伟大的宪法，并感激亚伯拉罕·林肯、马丁路德金等美国政治家，他们能够在不颠覆其权威的情况下解决不完善之处。然而，杜塔特的批评似乎可以用在一些雅法的追随者对特朗普的支持上，特朗普是一个像米洛一般的被同归于尽的前景所吸引的政治煽动者。

克莱蒙特人对特朗普的拥护是否是后现代权利兴起的又一标志？当评论家将新总统形容为对“后真相”时代的迎接时（译注：post-truth，后真相，牛津2016年度词汇，指感性诉求比客观事实更能对公众意见产生影响），他们一般是指特朗普对专家权威的否定，这也就是CRB作家们所认为的特朗普民粹主义魅力的核心。但是，当特朗普发推特说自己的电话被前总统监听，或者针对普京的政治动机暗杀，声称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杀手”，他将自己形容为“后真相”，在这一意义上，克莱蒙特知识分子们难以显得满不在乎。事实上，他的这种相对主义推理并不能更好地颠覆这个与建国相联系的永恒道德真理信念：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可以把自己直接置于善恶之上。

克莱蒙特人，特别是沃格里，承认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辩论道，特朗普因意外而带来的伤害，不会比进步人士希拉里·克林顿出于故意所带来的更多。但他们也认为特朗普能做的更多。他们主张，在最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会重新建立起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使他的党派再创辉煌。在给CRB写的冬季话题文章中，凯斯勒阐述道，特朗普的政策反映了内战和大萧条时期间的共和党，他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当时的共和党倾向于制定高度保护的关税壁垒、基础设施投资、谨慎的移民政策，以及不干涉的外政政策。

凯斯勒对我说：“奇怪的是，特朗普越过了后冷战时期的保守派和共和党，而直接回到了一个更成功的政治版本的共和主义。 我并不是说他有意这样做。是他自己对于形势的解读，使他重新拾起了过时已久的传统。”

他又友善地补充道：“我们也有正当理由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总统工作。”

翻译：王依琪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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