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短暂回暖后，2024年的华语院线情况并不乐观。暑期档、国庆档整体票房纷纷爆冷，也缺乏公认的口碑佳作。11月却有一部低调上映的影片《老枪》获得了业内诸多好评。《老枪》曾在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一鸣惊人，斩获“最佳艺术贡献奖”。片方为了让这部并非典型商业片的作品尽量接触到与其适配的受众，一开始采取了分线发行的策略。或许是看到了影片的口碑持续向好，加之许多观众表示自己所在的地区没有排片，片方最终决定在11月15日起扩大至全线发行。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放映活动上，电影学者戴锦华称赞《老枪》不同于其他影视作品，“在兼顾东北故事的艺术脉络时，同样给出了商业片提供的观影快感，打开了一种书写东北新方式”。影评人梅雪风在采访电影主创时表示，与当下的一众电影相比，《老枪》好在相对更深地触及到道德上的暧昧和两难。有评论认为：“东北九十年代行将倒闭的工厂，于本片创作者而言，成了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和试炼场，它更执着于探讨在一个复杂社会境况之下道德和正义的模糊和暧昧。而这也是这部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它有着一种试图找到答案的执念，以及最终找不到答案的悲怆。”就题材来看，《老枪》并不算新颖。影片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下岗潮为背景，讲述了因伤退役的射击运动员顾学兵（祖峰 饰）成为了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干事，发现工友们监守自盗的他最终拿起自己的老枪保卫厂里的工资，也保卫了自己的尊严和正义感。但他始终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自我的道德守则重要，还是最大多数人的福祉重要？”
下岗、工厂和失意的中年男人，这些要素自然让人联想到《钢的琴》《白日焰火》《漫长的季节》。这些年东北故事频繁被搬上银幕，也让观众们对这类题材有了一些套路化想象和预判。
和一般印象中的东北罪案不同，《老枪》的故事没有发生在冬季，冰雪和肃杀感的缺席模糊了影片的地域性。影片拍摄于疫情期间，阴差阳错之下，拍摄时间不得不由冬天转为夏天，又恰逢几年来长春雨水最多的一个夏日，于是剧组巧妙利用了这不寻常的天气，最终使影片呈现出潮湿阴暗、压抑至极的氛围。《老枪》通过这种氛围和对角色身份别样的塑造，使影片整体展现出与以往“东北题材”电影不同的风格和气质。
在大批的东北文艺作品中，“失落的东北”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从2010年电影《钢的琴》开始，似乎每过几年就可以在大银幕上看到类似题材。尤其随着双雪涛、郑执和班宇这三位80后东北作家的作品知名度提高，加之网剧的逐渐兴盛，从2020年前后，以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的东北为背景的悬疑犯罪片便开始频繁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
除了2023年大火的剧集《漫长的季节》，2022年由郑执小说《生吞》改编的网剧《胆小鬼》以及2017年的网剧《无证之罪》，都加深了东北地区文艺作品与悬疑、犯罪、黑色等类型风格的连结。因此当《漫长的季节》以一种缓慢的节奏及温暖的色调出现的时候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老枪》作为相同背景的影片，也具备犯罪类型元素，影片最后半小时酣畅淋漓的枪战戏份正是取材于1995年轰动全国的“黑龙江鹤岗南山矿一·二八武装抢劫案”。然而影片虽属于犯罪类型片，却在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没有制造任何悬念，只是不断烘托压抑的氛围。另一点不同于这一类型典型设置的是，影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具象的坏人，反派前所未有地消失了。
在一个需要强类型、强情绪和强话题输出的观影时代，《老枪》的故事显得太过温吞，语义也稍显暧昧。哪怕是真正的情节转折点（年轻人小马偷电缆时意外坠亡）也直到影片三分之二处才出现。这些都是影片的反商业类型之处，也是其独特气质的体现。
2014年的电影《白日焰火》将黑色风格与东北叙事相结合，直接启发了双雪涛写出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也为之后的东北故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虽然《老枪》利用雨水也在视听上营造出了一种潮湿和萧瑟，主人公顾学兵的沉默寡言和孤勇也与黑色电影的男性气质有几分相似，但顾学兵在道德上不存在多义性，他的是非观念里没有灰色地带。
而且比起黑色电影中的硬汉侦探，他显然不够粗粝和霸道。面对爱慕对象小金（秦海璐 饰），他表达爱意的方式是回家一边给她折衣架一边哼着那首不好意思在意中人面前唱出来的歌；是听到对方无意说了一句“走廊灯坏了没人修”后，偷偷去给她把灯修好。
顾学兵其实突破了银幕上东北男人的刻板形象。其扮演者祖峰是南京人，他斯文的外形和标准的普通话经常让人忘记这是一部东北电影。对地域性的刻意模糊或许是因为导演有意想要摆脱东北电影中已然形成的一种景观叙事。和以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相比，顾学兵似乎有些过于“出世”了。不论是《钢的琴》中的陈桂林，还是《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抑或是《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这些被体制抛弃的男人深谙人情世故，有着七情六欲。他们会在需要人帮忙的时候给人递一根烟，拎一块肉，带一瓶酒，具备基本的与人交往的江湖意识。
《老枪》剧照。
在性格方面，讲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故事中的东北男人总给人留下粗犷豪放，幽默风趣的印象。他们说话有股“大碴子味”，叼着烟、皱着眉，出入于歌舞厅、夜总会、澡堂子等依托于东北地区历史文化而诞生的环境。而这些在顾学兵身上通通看不到，这当然与他的角色设定有关，但同时也使得《老枪》在“新东北现实主义”之“失落的东北”的谱系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而这种不同也正好契合顾学兵这个角色本身。
黑色电影中冷艳的“蛇蝎美女”形象在《老枪》里也没有出现。影片中唯一被大篇幅展示的女性形象小金是一个绝对鲜活和正向的存在。小金与一众男性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时代的浪潮和坠落的人群中，她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不断向外寻找突破口。她充满生命力，完全没有处于被动地位。
《老枪》的英文片名是A Long Shot，字面意思是“一次长距离的射击”或者“一声漫长的枪响”。这个英文短语的确源起于射击活动，最初是指远距离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命中的概率较低，由此A Long Shot后来被引申为任何成功希望渺茫的尝试或计划实现可能较低的情况。正如影片结尾顾学兵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依旧正中劫匪眉心的那一枪。整部影片中顾学兵都在无意识中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崩塌的道德秩序，但在时代的滚滚车轮下，结局只能是粉身碎骨。
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在《童年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生命周期的八个阶段。《老枪》中的顾学兵人到中年，却似乎仍处在埃里克森所说的“自我统合vs.角色混乱”阶段，这个人格发展阶段是从青少年向成年转型的过程。
导演高朋曾在采访中把顾学兵描述为一个很“干净”的人。他在设计人物时有意选择了其运动员背景。射击队就像一个象牙塔，顾学兵长期在队里训练的经历使得他与世隔绝。日复一日盯着一个小圆点看不只让他视力下降，更让他在进入社会后眼睛里依然只有目所能及的事物，他听不清也看不清周遭的变化。简言之，顾学兵没有被很好地社会化，这是他的悲剧，也正是这个角色的可贵之处。
《老枪》剧照。
如果我们将顾学兵视作一个还没有完成成人礼的孩子，那他的许多行为逻辑便可以解释得通。影片用开头几场戏就已经把顾学兵的身份、处境和性格特点刻画得一清二楚——一个曾进入国家队的射击运动员，一代天之骄子，在右耳听力受损退役之后被安置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工厂里做保卫科干事。
在他的认知里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只要偷了工厂里的东西就应该受到处罚，偷盗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他不接受行贿打点，也不讲人情，同事们都不喜欢他。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成长和发展中的年轻人，面对体内的生理剧变和成人目标，一方面会开始变得在意他人评价，另一方面则开始学习如何将早先习得的角色和技能与时代的职业标准联系起来。
对于顾学兵来说，他前半辈子的生活经验基本都来源于射击队。影片曾两次出现关于顾学兵射击拿奖的简报，并强调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练习射击。听力损伤使得他在即将迈入中年时离开象牙塔，被迫进入到社会这部庞大且高速运转的机器里。
在全新的游戏规则下，一切不再是以正中十环为核心宗旨，就像顾学兵唯一的挚友田永烈劝他的话一样：“打比赛要死心眼，这过日子能跟打比赛一样吗？”顾学兵始终在回避。他的失聪不仅是一种生理层面上的隔绝，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封闭。而电影中的几次耳鸣，便是他在与真实世界发生碰撞之后的应激反应，每一次耳鸣之后，都离破茧重生更近了一步。
影片从耳鸣开始，又以耳鸣作结。几次耳鸣，都是顾学兵内心秩序的坍塌。第一次耳鸣出现在影片开头听力检查的地方，在那之后顾学兵便离开了射击队来到保卫科，影片的色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温暖明亮，变为阴冷潮湿。
第二次耳鸣依旧出现在影片第一幕，顾学兵在和盗窃者打斗的过程中被对方击中左耳，耳鸣再次发生，这一次他目睹了保卫科里老田和刚子跟对方的“交易”，想冲出去制止却被发现锁在了房间里。
第三次耳鸣发生在影片的第二幕，“关系户”半夜从工厂里拉走钢板，顾学兵不顾同事劝阻执意要带对方去派出所，结果刚到派出所，所里的人便出示了由领导亲笔签名的“批准单”。那一刹顾学兵立刻泄了气，耳鸣声再次出现，他不得已放人，真切地意识到时代变了，规则变了。
在“自我统合vs.角色混乱”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当探寻引导同一性发展的社会价值观时，个体会遇到意识形态和特权阶级的问题。”影片在进行的过程，也是顾学兵逐渐认清社会潜规则的过程。
《老枪》时长将近两个小时，与一般的类型片相比节奏缓慢。故事的前一个半小时一直在通过展示顾学兵重复且压抑的日常累积情绪。作为主角的顾学兵也经历了他的“英雄之旅”，但他在每一道考验中都在不断受挫，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击大，正如彼时毫无回旋余地持续下坠的社会氛围。
当他发现枪被小金的儿子、与自己情同父子的耿晓军（周政杰 饰）偷走后，耳鸣再次袭来。离开了射击队，枪成为了顾学兵生命中最后的寄托，在家中造枪的他是平静且安逸的。枪是男性气质的象征，这是老生常谈。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说过“枪既是阴茎的象征又是武器。”对于顾学兵来说，枪是他回望过去的工具，也是他释放自我男性气质的最佳途径。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枪被偷之前，顾学兵其实准备毁掉那支从未开过火的枪。毁枪的行为对他来说无异于自宫，被时代剧变撕扯得痛苦不堪的男人在那一刻终于决定自毁。这也是为什么本片最后半小时的枪战戏尤其酣畅淋漓，他极度压抑的痛苦与割裂，最终找到了合理释放的出口，同时在文本层面上也达到了一种艺术与商业的共存。
当混杂在炮声中的枪响被顾学兵捕捉到，耳鸣又出现了，也是最后一次出现，颇有“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的意味。有人说从这里开始就是顾学兵的幻想。
导演高朋最初构思剧本时读到过一则关于射击运动员因为单耳失聪而退役的报道，诊断结果是前庭神经损伤导致可能会失去平衡力。但在后续的核查过程中，发现失聪和失去平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猜测那位退役运动员可能是因为对于现实的逃避而编造出了这样的一个借口。结尾半小时激烈精彩的枪战似真似幻，顾学兵的自我在激战中早已分不清何为虚假何为真实。
影片中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是蝴蝶，让人想到庄周梦蝶的故事。离开射击队的顾学兵需要靠加入另一个集体来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然而这个集体也已然岌岌可危。
脱离了集体的框架，如何完成自我定位？一个秩序的守护者，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序的年代生存？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的问题。蝴蝶作为一种自我的象征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一方面给灰暗压抑的气氛增加了一丝生机，另一方面也暗喻着顾学兵内心的转变与重生。
蝴蝶的第一次出现可谓惊艳。在经历了朋友老田被羞辱后，顾学兵又去市里检查了一次听力，此刻的他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还能再次回到射击队。然而最终的结果是白纸黑字的诊断结果：“右耳前庭神经损伤”。
耿晓军出了事，保卫科的兄弟坐在车里等顾学兵回来。此时车内出现了一只“不知道怎么进来的”黄色蝴蝶，这只蝴蝶跌跌撞撞地飞着，摄像机跟着蝴蝶缓慢横摇，坐在车里的人将窗户开了个缝，赶着蝴蝶让它飞了出去，紧接着顾学兵跌跌撞撞的身影出现在后视镜内。
蝴蝶与镜子，角色自我的显现不言而喻。当拿到确诊单的那一刻，顾学兵彻底失去了幻想中还能给他兜底的保障，他就像这只困在车里的蝴蝶，回不去了，只能“往前看”。
结尾顾学兵中枪之后，他再次跌跌撞撞地穿过几乎已经被搬空了的工厂，在他“精力回收”（射击术语）的那一瞬间，世界变得安静，此刻又出现了一只黄色的蝴蝶，飞舞在工厂上空。子弹从外部射入，顾学兵的自我全面坍塌，旧有的框架破除，一个新的自我开始建立。正如万能青年旅店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中所唱的：“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
“轴”是北方方言，特别在东北地区使用较多，形容一个人固执、爱钻牛角尖，说话做事较真儿，不懂变通。这种人在现实中经常人缘不好，就像刚子冲顾学兵喊道“我真不喜欢和你做同事！”电影海报上的“不甘”“不服”“不忍”“不认”四个词也直接点明了主角的“轴”。
这种“轴”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在时代的变革之下是一种较为稀缺的品质，因此这样的人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时常会被塑造成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往往是某种制度或信仰最坚定的守护者，以最质朴的方式维护着旧有秩序的正常运转。
在《阿甘正传》中，低智的福尔斯特·甘用最本能的方式维护着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坚信“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始终“不抛弃不放弃”；《树王》中的肖疙瘩坚定捍卫着“老树不能砍”，“树王”倒下后，肖疙瘩也终于倒下。反观顾学兵，他和上述角色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阿甘和许三多因为“轴”而“成功”，在一个稳定且健全的制度内，他们是安全的，“轴”带给他们周围人的信赖，以及与时代、体制共同进步的保障。他们的高道德被歌颂，他们的坚韧和对原则的守护被赞扬。
然而在激烈变革的时期，“轴”则意味着不懂变通，当人人都忙着自保，“轴人”对原则和底线的坚持会“让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自己过得也不好。”个人所坚守的价值观与时代变化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给个体的内心带来了无尽的煎熬和斗争，这或许是《老枪》想要表达的一种矛盾。
礼崩乐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破不立。同事们厌烦他，爱人对他失望，顾学兵的“轴”是错的吗？他为人仗义、正直、善良，作为过去的天之骄子，新时代的来临让他感到被抛弃，时代的阵痛刺激着他。就这一点来说他也的确像极了《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旧时代的劳模终将被遗忘，父一代的故事也终将画上句点。
但和王响不同的是，顾学兵更多在守他自己的心。射击训练更像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射击者需要“唯我独尊”。顾学兵只是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试图做到问心无愧。他“轴”在对自我的坚守，始终做着那把只适合自己手型的枪。
结尾终于响了的老枪是“破”的开始，老田在一句无奈的“瞧你弄的”后自戕，属于顾学兵生命里的“旧人”都消逝了。只有怀里的耿晓军，这个悄悄仰慕着他的年轻人将在新的时代里野蛮生长。
影片对顾学兵和耿晓军这种如父如子的设定，也给予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多阐释空间。与一般印象中“继父”与儿子的关系不同，耿晓军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这个有可能成为他父亲的男人。顾学兵对耿晓军表现出的异于常人的理解、宽容和关心都更加说明这个角色的“一根筋”，因为他爱小金，所以小金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
而耿晓军对顾学兵曾作为射击运动员的身份无疑是向往的。晓军作为年轻的子一代还无法真正体察到变化的汹涌，但他们会学习和模仿自己的父辈。在这样一个偷盗猖獗的时期，人的价值观会发生扭曲，耿晓军们则因为还无需面对生计问题仍旧保有着相对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嫉恶如仇，信奉恶人有恶报。顾学兵的出现则给这个正处在价值观建立阶段的男孩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正如戴锦华在放映会的发言：“趋利避害是人性的话，舍身取义就是更高的人性。”结尾在老田饮弹自尽的那一刹那，顾学兵不忘立即捂住耿晓军的脸，那一幕令人动容，那是父一代对于子一代最本能的保护。
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气氛下，讲述这样一个“轴人”的故事是一种勇气，影片的风格正如内敛、沉稳的顾学兵一样，前一个多小时一直是向内收，对于角色的刻画极为克制。一切都在极端压抑之后井喷式爆发。
当下的打工人何尝不处在一种时刻可能跌落的危机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学兵和他的时代形成了一种对照：他没有家庭，没有太多羁绊，孑然一身，始终未能并入到社会运转的轴承之中，他更像那个时代一个旁观者，看着身边的人为了妻子和孩子寻找出路，而自己则与时代的道德一同陨落。
陨落之后是什么？电影最终没有给我们答案，它只是让我们再次看见，过去曾有那样一个时期，有那样一群人。老枪为自己而鸣，当来自过去的那颗子弹正中眉心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往前看”。
参考资料：
《请回答1990：没有坏人的世界更加残酷》，梅雪风对谈高朋、祖峰，正面连接，2024.11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曹轩昂；编辑：荷花；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写童书的人》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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