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事情要从一个宗教组织说起。
“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局联盟”，简称DITIB，是德国境内一个伊斯兰清真寺联盟组织。近日，这个组织被德国批评涉嫌在德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土耳其和德国之间也因此关系紧张。随后德国汉堡DITIB主席在网上更是公然声称“我们的领导人（埃尔多安）给了我们命令，我们要砸烂德国”，并公开抨击“民主”制度，认为这与伊斯兰教相悖。DITIB领导人声称：“民主对我们毫无约束”、“我们唾弃所有非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如果不做穆斯林，他们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如此一来，DITIB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与DITIB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DITIB成立于1984年，受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局管理和监督。但DITIB并不是一个令行禁止的组织团队，而是一个由德国地方上的各个小伊斯兰团体组成的“组织联盟”。截止到2005年，DITIB在德国拥有大约870个组织团队，遍布德国国内几乎每一个地区。DITIB的主席、领导人员和一些下属资助的清真寺教士，大多受到土耳其国内政府的指派、推荐和任命，而DITIB的资金也有不少来自于土耳其的宗教事务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国内社会和政治的伊斯兰力量开始崛起，DITIB受到的资助也逐渐增多，其下属的分支机构以及人员都急剧扩充，成为了团结德国境内土耳其移民和其他逊尼派穆斯林群体的重要代表。
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局联盟
谈到DITIB，就需要先说说在德土耳其人这个老话题。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是德国境内最大的外来少数族裔群体，如今有大约30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这些土耳其人，主要是在历史上作为外来劳动力滞留在德国的。1961年10月30日，德国与土耳其签订《德国-土耳其招聘（劳工）协议》，这些劳动力引进协议是德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冶炼工人、建筑工人和矿工——大量涌入这个经济奇迹之国的劳工，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按照协议，他们要为经济发展出力，要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而他们得到的是最低工资的保证和一个栖身之所，而且在德国最多只能停留两年。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土耳其人并没有返回故国，而是滞留在德国。到1973年劳工协定中止时，大多数外来劳工留了下来，并带来了他们的家人。
如今，大约有300万土耳其移民及其后代生活在德国。有很多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并不会德语，而且由于民族性，他们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德国社会中，大多数人依然依靠社会福利生活。这已经是德国社会结构中十分重大的一个问题。根据2016年德国学者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有大约51%的在德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二等公民”，有54%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这些在德土耳其人及其后裔，无法融入德国社会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大部分在德土耳其人还是较为温和和世俗的，但也有一些人认同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36%的在德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可以解决当今的所有问题”；20%认为西方正在给伊斯兰施加威胁；7%认为暴力对于传播伊斯兰教是不可或缺的；23%认为异性之间不能握手；33%人认为女性出门应该带着面纱和头巾；73%认为那些抨击和损害伊斯兰形象的电影，应该被法律所禁止；83%认为那些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的报道让他们很愤怒。
在德土耳其人一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与一些在德土耳其人保守立场形成对比的是，约有一半在德土耳其人相信，伊斯兰教和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要比德国当地的法律更加重要（其中57%的第一代土耳其移民持此观点，而有36%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持此观点）；大概三分之一的在德土耳其人认为，穆罕默德先知伊斯兰教创立的时期是最好的时期，希望回到那个时期去生活（大约有36%的第一代移民持此观点，27%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持此观点）。甚至有13%的在德土耳其人，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持同情态度。
其实这份调查数据，与2012年另一份德国学者所做的调查结果相似。在2012年的调查中，大约46%的受访在德土耳其人表示，“希望未来德国的穆斯林人数要比基督徒多”，72%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士唯一的宗教”，63%的在德土耳其年轻人（15-29岁）表示自己每天都坚持礼拜并诵读《古兰经》；8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首先是一个土耳其人，随后才是一个德国人。
在德土耳其人的政治和身份倾向，与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根据另一份2016年的社会报告显示，大约有36%的在德土耳其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来自于东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少数族裔贫困人数为25%）；平均每个月每个在德土耳其人家庭收入为1242欧元，少于其他在德少数族裔家庭平均月收入的1486欧元，更少于德国家庭平均月收入的1730欧元。这份报告显示，在德土耳其人的教育水平更差，只有60%的在德土耳其人完成了小学教育（而在德东欧和巴尔干族裔完成小学教育的比重为85%）。
在德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身份，很容易让其成为一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而受到批评。比如就有学者认为“我们探究社会歧视与极端主义世界观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存在。穆斯林对于非穆斯林的仇恨，并不是这些穆斯林移民的问题，而是这些穆斯林来源国的问题。伊斯兰极端化并不是欧洲制造，而是穆斯林世界制造。”
在德土耳其人的尴尬处境，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与土耳其加强社会和文化的联系，来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这个背景下，DITIB就得以在德国发展起来，尤其是随着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力量崛起，对于外部宗教援助，也促使DITIB能够在德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德国，DITIB共掌管着大约900个清真寺以及德国境内的70%穆斯林群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清真寺内的伊斯兰教士，大多由土耳其宗教事务局派遣和任命，而DITIB的职责就是监督和帮助这些在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士。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在德国，DITIB管辖和监督的土耳其传教士大约为970人，这些人的薪金都由土耳其政府支付，而且这些伊斯兰教士都是在土耳其接受教育，大多只会说土耳其语和宗教语言阿拉伯语，并不会德语和英语。随着DITIB资金增多和影响力增大，DITIB的下属机构在德国一些地方试图成为与当地基督教社团平起平坐的“宗教社团”。
除了在社会文化上力图成为德国境内不可忽视的力量之外，DITIB还被指责从事情报工作，成为土耳其在德国的“眼线”。德国媒体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不断关注DITIB在德国境内的非法“情报活动”，这些情报活动主要是DITIB的伊斯兰教士和机构人员，监控在德国境内的“葛兰运动”（Gulan）人员的活动情况。根据媒体报道，早在2016年9月，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就向各个国家的土耳其使馆和当地伊斯兰宗教机构发出指示，要求帮助调查所在国家的“葛兰运动”成员和积极分子。其中DITIB的秘书长巴吉尔（Bakir Alboga）还被发现向土耳其驻德国使馆发送了含有情报内容的电子邮件。面对指责，DITIB骑虎难下，也只得进一步承认，一些在德国的伊斯兰教士“错误地理解了”土耳其宗教事务局的信息，因此“对于发生的一切深表歉意”。
其实DITIB的“情报风波”，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息息相关，尤其是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之后，德国收留了大约300名土耳其政变者及其家属（尽管没有赋予这些人庇护权）。而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惊魂未定之后，必然要彻底清查国内外的“葛兰运动”网络。在土耳其国内，通过连续两次延长“紧急状态”，土耳其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清除国内的“葛兰运动”可疑分子；而在国外，则需要外交使馆和各个情报网络的支持。
根据土耳其国内媒体消息，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土耳其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37个国家【注】，通过当地的使馆和驻外伊斯兰机构，开展针对“葛兰运动”的情报搜集活动。可以说，正是土耳其大张旗鼓的情报冲动，让身处外国一线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士，尤其是在德国境内DITIB，成为了舆论风口浪尖的牺牲品。
关于DITIB领导人发表的“反对民主”的言论，其实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在德国土耳其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在无法融入德国社会的背景下，其相对自主的状态，确实存在着对德国社会“民主”制度的不满；而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与民主，或者是世俗国家政权的关系，一直也是一些伊斯兰学者争论的焦点议题。比如如果接受了“民主”，那么是不是所有穆斯林都要服从“人治”，服从“人制造的法律”，这是否就违反了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间“人人平等”和“真主至大”的原则？这一系列的议题，实际上显示出DITIB所代表的穆斯林国家移民与其他国家在文化风俗和宗教上存在差异下，导致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危机。
DITIB领导人的“大嘴巴”言论，不可当真。DITIB尽管同土耳其官方存在着某些密切联系，但是并不代表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当局所有命令的“言听计从”。不过在当前土耳其-欧盟关系以及土耳其-德国关系敏感而脆弱的情况下，DITIB被爆料出来的相关负面新闻，则显示出未来土耳其-德国双方政治互信的下降，需要双方政治和社会精英耐心细致的来弥补。
【注】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阿布哈兹、德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荷兰、英国、瑞士、瑞典、意大利、黑山、科索沃、立陶宛、马其顿、挪威、波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非洲国家则有：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亚洲国家则有：日本、吉尔吉斯斯坦、蒙古、沙特、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