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或者批评家，一般来说总是专注于现在和将来：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和以后打算研究的项目。一本“自选集”，却迫使一个人进行回顾：反观自己从前走过的路并反思其中的前因后果。
人们时而引述我的一段话，或者，就我多年前写下的某些东西提出问题。有时，我会愉快地想：“那段话不错。我希望那是我写的。”也有时我会表示反对，不同意写下那段话的人的观点——那个人碰巧也就是我自己。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在五十岁的时候写的东西应该和他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写的东西保持一致。我尊重这样的观点，但是就个人来说，我觉得这种观点很令人压抑。我知道，我比较年轻时所写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我现在已经不能够再写了。我喜欢那个年轻人：我有时候反对他的想法，有时候则赞美他。但是我不能够写他所写的，正如他不能够写得出我现在所写的一样。从他到我之间的过程，也许可以算得上是“进步”，但是我一直认为：进步必然是有得也有失的。他和我是好友，但我们是不同的。
本书收集了十七篇短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乃是一种思想的风格，而不是任何一套系统的理论模式，也不是对某一文学体裁或者某一历史时期的作品所作的评论。与其说它们是“论文”，不如说它们是“散文”。“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
英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组：“entertain an idea”（直译为“娱思”）。Entertain（娱乐）本是主人对来访的客人应尽的义务：主人在家里接待访客，热情地款待他们，专注地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娱思”这个词有同样的风味：我们接待一个想法，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它，把它视为一种可能性，考虑它带来的结果。可以后来再决定应该接受它，抑或拒绝它，抑或修正它，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一篇好的散文，应该带给我们这样的想法以“娱”之。
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需要“散文”，因为它已经拥有很多的“论文”了。人们不断给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但是这座大厦是建立在太多的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论断上的。有时，这些论断是好的，有时则不然。但即使这些论断是好的，我们也只有依靠“娱乐”不同的想法才能重新发现这一事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需要保持，但是它需要补充，需要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欢迎来访的想法的接待站。
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虽然它们并不来自西方，也不来自中国。我不知道它们的家乡究竟何在，只知道其所在不远：和美国麻省的剑桥与中国的北京同等距离。它们的旅行无需护照和签证，哪里欢迎它们，哪里就是它们的家。我曾经向它们当中的有些人打听它们的国籍，它们的回答躲躲闪闪，含混不清。我怀疑它们是“杂种”。
谈到对知识的整理和思考，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有太多的关心和焦虑。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把多样性的“中国”和多样性的“西方”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和挑选，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
传统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还是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传统总是在变动当中，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可以触动现在的神经。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就只会变成老古董，只对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学者、专家以及越来越少的学生才有趣味。
而要做到这一点，“散文”似乎是最好的体裁。它欢迎一种对于文学进行思考的方式和对于文学进行评论的方式，使得一个作者可以既提出新问题，也以新方法和新角度重提一个老问题，而不会被学鸠之类的小鸟啄成肉泥。
如果这本书中的散文能给读者带来乐趣，我会十分高兴；但假如这本书不能给你带来乐趣的话，那么，就请把它放到书架上，让它至少可以起到一个作用：隔开比邻而居的两本书，使它们不至拌起嘴来。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知音田晓菲，她从自己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来翻译这些文字。中文和英文在相互交谈和沟通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而她在两种语言中都如鱼得水；她也理解文中探讨的问题。有这样一位译者，我深感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