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迅猛发展，艺术品成为继股票和房地产之后的第三大投资热点，艺术资产配置也随之成为一个热门概念。
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一、艺术实物资产的概念
虽然资产是一个使用广泛的概念，但在不同学科和场合却有不尽相同的定义。
总体而言，经济学中的资产概念强调资产的价值性和收益性；
会计学中的资产概念则更强调资产的可计量性和资源特性。
进一步讲，在不同国家之间甚至在同一学科内部，对资产的概念也存在不小的争议。
就资产定义的理论与实践看，目前主要存在三种主流的资产观：
资产的“资源观”、资产的“权利观”和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观”。
以中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国家将资产定义为一种“资源”；
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将资产定义为一种“权利”；
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将资产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
就这一点而言，该定义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商品价值的认识十分接近。
正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Bohm-Bawerk，1964年中文版）所说：“一切物品都有用途，但并不是一切物品都有价值。
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
——不是绝对稀缺性，而是相对于特种物品需求而含的稀缺性。”
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是文化企业，它们经营的文物艺术品都是民族文化的血脉，从事的业务都属于建设人民精神家园的神圣工作，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通过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培养提高了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每个拍卖公司举办拍卖会，都要大量印刷精美的彩色汨卖图录发放给收藏家和文物爱好者，同时，每场拍卖会还要举办预展，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已经走过20年了，无以计数的群众通过阅读图录和参观展览学习历史、绘画、书法、工艺、鉴别等文化知识，了解文物与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文化水平和保护文物的意识，这些教育作用，国家的博物馆是无法比拟的。
总之，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尊重世界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同时，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有效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非是要达到他本身以外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
从这一点上看，审美活动所表现的恰恰和常被我们当作手段用的那种实际活动相反。”
在人类社会早期，蒙昧人就对具有装饰价值的物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产生了具有普适性的审美准则。
在距今4600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存中，
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到一类造形美观、胎质细腻、光亮如漆、薄如蛋壳的陶杯，
“其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之媲美”，堪称“陶器之最”。
这类陶杯薄如蛋壳，稍碰即碎，显然不适合作为日常器皿使用。
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我们的祖先却费尽心力烧制这样“不实用”的陶器，
主要原因只能是由于这类陶器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象征意义，
代表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或者特权。
这说明，一件物品的有用性，不仅来自其实用功能，而且来自其审美价值以及象征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品显然是“有用”的。
接着看艺术品的稀缺性。
简而言之，“稀缺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相对于需求，物品总是有限的”。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早就意识到艺术品这类特殊商品的稀缺性及其对艺术品价值的重要影响。
劳动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其价值不能由于供给的增加而减少。
属于这一类的物品有，稀有的雕像和绘画、稀少的书籍和古币以及在特殊土壤里栽培的葡萄所酿制的数量极其有限的葡萄酒等。
它们的价值与最初生产时所需要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随着愿意拥有它们的那些人的财富状况和偏好程度一同变化。
二、古玩艺术实物资产的历史
根据经济史学者刘秋根（1995）的考证，中国典当业至少出现在汉代。
事实上，在典当行营业时，无论什么物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价值，都可以作为质押物。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中国古代常见的当物种类，
艺术品作为实物资产被当户质押典当的历史几乎同中国典当业的历史一样悠久。
金银珠宝和古董文玩是最为常见的当物。
作为当物，这些物品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是价值比较高
，交易成本低（从效率的角度看，保管一件古董的单位费用远低于同样价值的大宗商品）；
二是估值技术性强
；
三是其市场价值相对稳定
，而且增值潜力大，容易被典当商所接受；
四是可流通性强
，该物品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货币的流通功能；
五是可能附着了借款人特殊的情感寄托
，祖传之物大多寄托了持有人特殊的情感。
因此除了市场价值外，还具有情感价值，借款人更具备赎回动机。
在具有一定刚性的市场需求支撑下，艺术品价格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例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宋高宗《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题跋就记载了几次交易情况：
万历七年（1579年），该书法被项元汴购得，“其值五百金”。
崇祯五年（1632年），该书法被韩逢禧购得，价格是“一千金”。
仅从增值幅度而言，似乎并不大。
但在当时，外有后金刚刚取得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内有高迎祥等农民军连续攻克诸州县，还有黄河于孟津决口，乱世之中能够保持“一千金”的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
崇祯十年（1637年），该书法被李永昌购得时，价格虽然仍为“一千金”，但还外搭了“宣德炉两座”，真实价格增长不少。
尽管这件艺术品的成交情况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
然而，法书名画的价格刚性却依然足以证明优质艺术实物资产所具有的保值和增值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