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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刻意放低音量以免扰乱市场，市场参与者却更加竖起耳朵去倾听。——Jeremy Stein”
最近一阵子市场饱受各路信息的影响，信息时代的内容频度、媒介传播速度与对应的放大效应确实不容小觑，信息需求的产生对于治理者而言转变为了受迫性的“沟通供给”，可密集的发布会并没能平抑市场的不安，反而放大了波动。
怎样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确实是政策决策者面临的巨大难题，记忆中比较
正面的
市场沟通有前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令人印象深刻的“Whatever it takes”时刻，而
9月24日的发布会被许多市场参与者视为类似的转向瞬间
。那么
负面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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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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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边学边做”（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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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意大利国债因拉加德迷惑言论饱经摧残
伯南克在2013年给了市场“不想要的东西”，最终了引发大类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拉加德的言论在发表时更是令人震惊，当时正处于疫情期货币政策实质宽松的关键时点，她却做出了完全相悖的政策承诺；鲍威尔的沟通则是体现出自身对于当时风险（比如贸易战）的没有准备。
这些糟糕市场沟通的记忆也给笔者带来过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是否
市场需求的就是你必须要给的？
晦涩的承诺好还是明晰的承诺好？
政策沟通是否
越频繁越透明就好？
从我的经验来看，政策预期与市场预期的对齐过程一直会让投资者和决策者都感到非常苦恼，这是
因为两者都要与现实进行再对齐
——但我们可以明确一点，那就是
预期一定会向预判正确的一方靠拢，而不是手中有决策权的一方靠拢
。换言之，谁对经济方向的预判/经济数据的预估（Forecast）是准确的，那么
另一方就必须对齐到正确一方预设的路径，除非他的考量并不仅仅是经济
。这个时候还硬撑，试图通过不给市场想要的东西来佐证自身的独立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市场的反馈一定会是把压力宣泄到你的长端。
有了实际的政策，
就势必会有政策的承诺（前瞻指引）
，政策的承诺可以拉长
政策支持的久期
，但这对于决策而言同样困难，因为未来的决策基于未来的数据预判，如果太过晦涩，那么市场可能会解读为政策立场不坚定；而过于明确又会存在失信风险（时间一致性问题）。
如果不想把话说死，正确的做法是设定一个短期的可供验证的政策锚
，比如，政策承诺必须在多少时间内达到5%的名义增长目标，或者是通胀/就业目标。
实现不了就加码，实现了就再评估，进入到下一个经济阶段
。
政策沟通是否越频繁越好？答案是
否定的
。鲍威尔上台以后，美联储原来一年4次的发布会传统变为了8次，这造成了许多微妙的变化：
更多的美联储发布会意味着
更多的潜在变化
，这使得市场预期的形成
更加短期化/短视化
；更多的发布会并没有匹配的经济预测材料（SEP）予以配合，因为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是季度更新的，但现在有四场发布会没有配套的SEP材料，导致市场完全只能根据政策声明和鲍威尔的发布会表现来判断决策者的想法以及潜在的利率路径，
预期的形成与对齐没有现实材料作为媒介
；问题的趋同和自我强化，由于发布会的间隔过短，市场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实质性的基本面变化，这导致记者的问题高度趋同，不仅鲍威尔感受到折磨，记者也很折磨。
Shin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市场参与者对中央银行的声明过分重视时，金融市场价格的信号价值反而会受损。
然而，市场现阶段
所需要的货币/财政宽松
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名义增长/信贷/
通胀情势已经交出了答卷。
这个时候并没有人
试图
倒
逼政
策出台，
而是客观情况如此。
担心政策承诺过多或过少没有必要，要让市场不关心“大数字”很好做到，实际上只需要提供一个明确的短期政策目标就可以解决问题，比如把5%的增长目标设为刚性的目标，刺激规模的数字多大取决于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水平，这是模糊的，但目标是明确的。
当然，如果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考量，当我没说。我的观察都是基于美联储的沟通历史展开的，对境内市场未必有效。
回到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市场参与者似乎
高度依赖政策宣布时的“公告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期待前瞻指引的“信号渠道”（signaling channel）
，
“渐进”和“可预测性”根本无从谈起
，而悲哀的是，一旦政策体现出
“渐进”和“可预测性”，市场参与者又很可能将之视为
决策当局不会在他们加杠杆与承担风险时将“毯子从他们脚下抽走”或者“停放音乐”的承诺
。
非常典型的“
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