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当代自由主义危机
本期批传以《传播与当代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推送北京大学王维佳副教授的一组文章，四篇文章分别从媒体建制派的失败、专业主义的挽歌、媒体化政治的忧思以及危机时代国际传播秩序转变等角度深刻洞察了全球权力转移时期的政治与媒体。
编者按：在数字化时代，作为西方新闻学
“灵魂”的专业主义日薄西山，在新媒体的冲击下逐渐丧失原有的权威和尊严。本次批传所推送的北京大学王维佳副教授的论文用“挽歌”一词描述新媒体、机器算法、人工智能给新闻业带来的挑战：“
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议
题主导权。”产业结构的变迁让新闻机构重视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而忽视内容质量，进而放弃了传统的伦理与责任。当理想、尊严的保障和经济安全的保障一道消失，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
二、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
注：本文原文发表于《新闻记者》杂志
2016
年第
10
期，此处有删改。
近几年来，新媒体转型几乎成为新闻行业热度最高而又最让人焦虑的话题。在新闻史上或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悲怆与亢奋相互交织的时代。在统计数据上，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预示着传统媒体产业模式的穷途末路。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专业市场报告的共识。新闻人才的流失是衰退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原本以权力监督者和社会进步使者自居的成名记者大批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和市场公关行业，而媒体新兵和后备军则面临着越来越低端的工作、越来越高的可替代性和严峻的就业压力。
然而，在哀鸿遍野的萧条氛围中，也弥漫着凤凰涅槃般的兴奋。面对困境，欧美新闻界那些蜚声全球的百年老店正尝试着更新技术、再造流程，试图赶上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投资尝试让Mashable、Vice News、Gigaom等行业新兵迅速成为明星，似乎也预示着行业重生的机遇。在中国，体制内宣传机构的属性让一批重点媒体被国家投资所保护，甚至凭借“媒体融合”政策的东风焕发了生机。于是，一种求新求变的兴奋常常掩盖了日渐衰落的现实，众多媒体管理精英和传播学者仍然对新闻业的发展抱有乐观期待。
在线视频网站Vice news等媒体异军突起（图片转引自Vice news网页）
然而，本文将要论证的是，无论对何种类型的传统媒体而言，技术更新、形态变革、产业转型的努力终究是在一个传播生态巨变条件下的有限挣扎，这些尝试改变不了一个越发清晰的现实，即新闻内容生产和从事新闻内容生产的知识分子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正日益边缘化。这不仅是一轮来势汹涌的资本转移和人才迁徙，更是一轮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变更和舆论生态转型。一百多年来，在商业媒体市场中发展成型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和社会责任理念正在走向终结。而这些重要的政治影响很少在传播研究中被全面地讨论。
一、新闻生产的后工业化转型
在阐述新闻业的变革时，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概括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阐述符合变化的表面现象，也适合服务于媒体组织的改革目标。但是将新闻业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线性进化过程，或者将“新媒体化”作为拯救新闻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带着旧思维看待新变化，无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当下新闻业的变革，不是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提供了可能，原本纵向整合的“采制——编排——出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流程分崩离析，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被一种后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模式所占领。
以下一些现象层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场变革：
首先，
“社交化”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闻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美国大多数成年人（62%）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
而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
Facebook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媒体成为获取政治新闻的第一源头（高达61%）。
除了
Facebook，当然还有微信、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众多“超级应用”，这些传播领域的新贵不仅逐渐代替了报纸、广播、电视，甚至让前移动时代的互联网信息门户也沦为了日趋没落的“传统媒体”。
“社交化”的趋势首先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权力。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这种新的分工等于将传统新闻机构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变得处处被动。与此同时，“社交化”还改变了新闻商品的最终形态。以往，专业新闻编辑可以在众多单个新闻故事的基础上构筑一套意义系统、设置一套公共议程。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代替了一份报纸、一套节目和一个首页，并通过不透明的过滤和排序规则成为日常新闻消费的主要对象，这导致传统新闻机构丧失了重要的议程主导权。
对新闻商品进行整体设计和分销的权力是传统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有力保障，而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因此，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离开了广告，付费墙和版权交易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传统媒体产业的。更何况这两项收入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化”的趋势不仅意味着“平台”代替了“门户”，更意味着“内容采制、内容编排、内容传送、广告营收”四位一体的“福特式”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分崩离析。如果用零售业的经济结构做一个类比，那么后工业化的新闻产业就像是前店后厂的商品市场中突然崛起了一个沃尔玛式的超级分销商。由于这种巨无霸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借此集中几乎所有的客源流量，因此，众多下游生产商只能按照它所规定的标准、模式来提供商品，并根据需要改造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
信息分销终端和议程设置实体的功能被社交媒体夺取后，留给传统媒体的只剩下产业下游的内容生产部分。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专业内容生产的严重贬值。如今，一个街边路人可以拍摄巴黎恐袭和纽约警察暴力执法的震撼画面并广为传播，一个普通难民可以用手机实时报道欧洲边境人群迁徙的动态。在这样的时代，专业新闻采编业务只能沦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没落行当和处处迎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下游供货商。
Facebook们正在把传统媒体逼入绝境。原本高贵的新闻人现在唯一的渴求就是能从社交平台上给他们的网站导入一些流量，但即使这点空间也正在被Instant Articles、Apple News
、微信公号或者
Twitter Moments这些巨无霸的新产品所吞噬。
在这些超级应用所提供的
“工位”里，传统大报和个人账号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在
“社交化”趋势的推动下，用“机器算法”（Algorithm）来代替人工编辑如今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变化
是新闻传播后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实质来看，网络爬虫技术和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记录、分析能力是
“机器算法”的核心工具。
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体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推送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内容传播和广告投放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往媒体机构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贩卖三项业务能够无缝衔接、合为一体。这种工作效率让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望尘莫及。
随着
“算法”这项利器越来越成熟，“新闻聚合类媒体”（News Aggregator）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以Buzzfeed、今日头条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这类媒体不再像传统新闻机构那样耗费大量知识劳力来采制新闻，而是
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内容（辅以版权交易），再运用计算手段和少量的人工进行分类编排，并根据用户的社会特征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推送。
从本质上看，传统新闻机构和聚合类媒体都是内容供应商，他们都依赖于社交平台这些虚拟的渠道供应商来实现产品的消费。而大量资本之所以选择迁徙到聚合类媒体的原因是他们更彻底地摈弃了“传统”，更彻底地采用了信息技术来代替知识劳动，从而把商业传播的工具性和获利本质推到了极致。当然，与那些当年在市场浪潮中崛起的小报一样，这种眼球经济的工具性是以反精英主义和“受众自主选择”的面目出现的。
随着
Buzzfeed、Flipboard
和今日头条等公司的强势崛起，传统大报不得不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被动模仿这些新型媒体。此时，正是这些新闻业老贵族们从前所珍视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拖了他们的后腿。
这大概就是很多行业专家所谓的
“缺乏互联网基因”吧。
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更糟糕的故事还在后面。
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不会为了某项单一功能而发展。除了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
“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Narrative Science
这类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暗示着人工智能广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已是指日可待。
当后工业化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开启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潮流反价值的一面。
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颠覆力量之下，任何工业时代的“传统因素”都只剩下一点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辩空间，丧失了所有现实经济的合理性。新闻业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盈利模式和生产流程，也在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
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议题主导权。
二、竞次传播：新闻编辑室的变化
在《纽约时报》2014年那份引起业界轰动的“内部创新报告”中，倡导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团队是这样教育报社采编人员的：
记者的身份让我们更倾向于以内容好坏而非传播策略优劣来评价竞争对手。然而
BuzzFeed, Huffington Post
和
USA Today
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列清单、花边新闻、智力问答和体育报道。他们的成功来源于精心设计的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等工具和策略。他们甚至常常忽视内容质量。
“常常忽视内容质量”的行业新秀代表着新闻业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水准上的传统记者则迫切需要转变思维！《纽约时报》的老板小苏兹伯格让自己“80后”的儿子带队，对美国新闻界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并得出了这样的革命性观点。整个报告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采编团队从重视新闻本身，更多地转向扩大受众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数字化传播手段，由此需要那些“落伍守旧”的新闻编辑室人员“亦步亦趋地与报社经营业务领域的读者开发部门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