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女生娜真，赞同雅英的想法。雅英跟娜真两人是通过“守护少女像”行动才认识彼此，她们称自己是大学生中的异类，所以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今年刚满20岁的娜真毕业于京畿道德沼高中，现在是江原道韩林大学社会学系大二学生。德沼高中有个非常有名的社团，叫作“分享”，这个社团长期关注慰安妇问题。虽然并不是社团成员，但因为“分享”在校内相当活跃，高中时娜真已对慰安妇问题非常熟悉，“我那时以为其他的高中，其他的学校都是如此，直到上了大学，才发现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
娜真第一次参与慰安妇问题相关活动是在2015年的“欧洲和平纪行”上，每年韩国慰安妇相关团体都会举行两次“欧洲和平纪行”活动，在全国招募青少年，带他们到欧洲举行慰安妇问题相关集会。“当时只是想去欧洲玩”，娜真说道，“但很巧，那天刚好是2015年12月28日，下机后看到日韩签署慰安妇协定的新闻，全部人都怒了，从那时我就觉得无法再置身事外了。”
在日韩两国签署慰安妇协定之后，反政府的声音和活动曾充斥整个韩国，这些大学生的行动也曾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在去年四月国会议员选举之前，在野党议员不断发表对于日韩慰安妇协定的批评，也有许多议员来看这些日夜守护在少女像身边的大学生，虽然大多政界人士来了就是拍张照、握个手、开张空头支票。“我们是政府的‘眼中钉’，但对于在野党来讲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大家心里清楚，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更多民众支持，但我不介意，各取所需嘛，曝光度越大对我们也算越有利。每次他们过来，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算配合，一起拍照、聊天，当然有些大学生不想配合这些人的‘政治秀’，对这些人也是黑口黑面。”娜真说道。但国会选举一结束，这些政界人士便没了踪影，“少女像守护者”、“慰安妇问题”成为了媒体和政界人士丢掉的一张卡片。
直到最近朴槿惠被停职，眼看早期大选即将到来，政治攻势又开始了，政界人士重新就慰安妇问题发声，这个简易帐篷又成为了媒体跟政界人士，尤其是总统参选人的必访之地，“我真的不知道该哭还是笑”，雅英很无奈。
谈话间，天渐渐黑了。帐篷外偶尔有些人在少女像前驻足，也有人匆匆路过。少女像身后不远处便是首尔著名的旅游景点仁寺洞，人流不断。相距五分钟路程之遥，日本大使馆前冷清很多。除了每次的集会或是“釜山慰安妇少女铜像”等大事件爆发之外，这里通常都是这番景象。偶尔也会有观光客来访，大多是一些日本观光客，他们大多事先就已经知道大使馆前少女像的存在。“我对日本没有敌意，有些日本国民对慰安妇问题有比较客观的认知。”事实上，雅英还曾多次去日本旅行，有一次还刚好碰上大阪的第一千次“周三集会”，那是大阪当地人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的示威活动。
与少女像和帐篷隔著马路相对的就是日本大使馆，使馆外面还有四辆警车和几名警察。“他们觉得我们是个威胁”，雅英苦笑著说，从他们的“守护少女像”行动开始之后，这些警察与警车就没离开过。去年曾经有个女人手持锤子突然砸向少女像，当时在现场的娜真和两个女生被吓得不轻，向马路对面的警察求助，但没有一个警察走过来帮他们，都是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给出的答复是“打电话报警”，最终是在市民的帮助下才夺下女人手中的锤子。事后警方认为女子患有精神疾病，最后决定判她入院治疗，但当时有些大学生则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曾向警方反映，女子说过“说会给钱才去砸了少女像”之类的话，但最后都不了了之。那次事件让这些大学生对警察彻底失望。
对话进行到一半时，帐篷外出现一个中年男子，他拿起扩音器对著马路对面的日本大使馆喊话，“经常会有市民过来这样喊两嗓子”，也许是看出我的好奇，雅英解释道。“请日本正视慰安妇问题，日韩慰安妇协定没有经过民众同意，我们不会承认，必须废止，我们还要在独岛（日本称为竹岛）上立少女像。”喊话大概持续了五分钟，随后男子拉开帐篷一角，递来了几瓶饮料，对两个女生说“辛苦妳们了”，便匆匆离开。接过饮料的雅英指了指身后的三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一些饮料跟饼干，“这些都是市民送来的，比起在因为其他事情示威的人，我们幸福太多。”然而，相对于众多市民的支持，真正参与到“守护少女像”行动的人却不多，有些人担心因为发声而影响出路，有些人则是不愿为这些看似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事情付出时间和精力。
日据时代之后朝鲜半岛遗留下的问题很多，慰安妇问题只是其中之一，两个女生说她们无法对于慰安妇问题最后的解决方式给出一个定论，只是说现在的他们无法退让，因为一旦退后一步，就再也没有他们发声的空间。雅英说，她曾在“周三集会”上见到过那些慰安妇受害老人，如今要靠轮椅出行的这些老人家到现在都无法得到日本真诚的道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再让这些历史重演，毕业之后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然而，这个过程看似相当漫长，而现在看来慰安妇问题好似一个死结，怎样集结更多年轻人加入这场持久战，才是现在让雅英这些大学生最困扰的问题，
“韩国民主化的道路上，年轻人、大学生曾是主力，但现在每个人都想著成绩、就业，我也理解，只是这种社会让我感到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