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从高高的书架上摔下来那一刻，我认识了神

YJ：王怡弟兄，我是目睹你走向基督信仰的见证人之一，可能除了我们方舟教会的会友，我最熟悉的就是你的信仰经历。不过，还是请你自己来详尽地分享这段心路历程吧。

WY：回想我蒙恩归正的过程，有三句《圣经》的经文，好像步步为营的，引领着我。

秋雨之福教会和你们方舟教会走过的路程也相似。2005年4月，在我家开始了一个主日的查经聚会，几个月后我妻子蒋蓉和黄姐一起受洗。我参加聚会两个月了，还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悔改。既没有独自一人开口祷告过，也没有一个人唱过赞美诗。有一天，我站在一个高凳子上，去拿书架上接近屋顶一层的书。忘了什么书，或者是哈耶克，或者是弗洛伊德吧。突然，我从上面摔下来了。当时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莫名其妙的，我就开口祷告了。脑子里冒出一句读过的经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太10:29-31）。很久以前，我读一些自由派神学家的书，提到对加尔文的评价，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主权的掌管之中。当时我就想，我一两百斤啊，相当于好几百只麻雀。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掌管，那我掉下来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信主的开始。就是对上帝的主权和奥秘的掌管，充满莫名的，和非常肯定的敬畏。第一次开口向神祷告，第一次独自唱赞美诗。

Q：我记得我和妻子第一次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反问说，苏东坡是你心目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诗文书画无所不精，淡定飘逸，进可治国，退可修身。如果苏东坡因为没听过福音，就会下地狱，这个信仰就是你无法接受的。你甚至说，宁愿陪苏东坡一起下地狱。那时，我和妻子是如何回答你的，我们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你的问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思维，背后是对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自大。

A：前不久，我有一次拍着冉云飞（刚刚于2015年10月31日决志信主。——编者注。）的肩膀说，还记得吗，我以前也并不比你更不骄傲。我的确是一个很骄傲的、甚至是傲慢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说法叫狂生。有一次，两个朋友慕名请我吃饭。其中一个很委婉的提到我的穿着，说王老师应该穿得更体面，才配得上你的风度。另一个反驳说，我们这些为稻米奔忙的人，才需要注意穿着。像王老师这样的人，随便穿什么，就可以去见总统。这个马屁简直让我舒坦极了。特立独行，天下皆醉、唯我独醒，这种士大夫情结，其实是深入我骨髓的。外表谦虚，里头傲慢。

作为法律学者，我关注中国的宪政转型，写了大量的文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也参与一系列民间维权事件。那时，“公义”这个词让我特别自傲，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当我的自由言说的勇气，得到别人的赞扬时，尤其是被《人物周刊》列在“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又因着这个，受到政府的打压和迫害。就真的产生了一种虚妄的自义，以为十亿兆民，天下重任，唯我二三子而已。人家有私家车，我有私家的公义。一个连公义都认为属于自己的人，比那些认为财政部属于自己的人，到底哪个贪污得更多呢？自由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在财产上的贪污，他们自己却可能是一个道德的贪污犯。这就是“自义”的意思，“自义”就是道德的私有化。因为不相信上帝，所以大家一起哄抢上帝的公义，瓜分人类的道德遗产。在民众面前冒充真理的大款。

感谢主，后来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使良心蒙羞的事。在四川省高级法院门口，有一个上访者希望我帮她维权，拿了一叠材料给我。我去拿了材料，就准备离开。但她一招呼，就围上来一大群上访者。她说：“这个人可以帮你们。”他们就围到我身边，有的开口诉说，有的问，是中央来的记者，是律师，还是大干部？好像天下的冤屈都围拢来了。我一下子胆怯，沉不住气了，露出我平日很轻蔑、很瞧不起的小市民面目。连说，我帮不了你们，我还有事呢，你们去找别人吧。

那天，我基本上是落荒而逃的。我骑着车离开他们，内心羞愧不已，后来一边骑一边流泪。我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傲慢，无力，看到自己里面并没有爱，更没有公义。我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满足的都只是我自己的形象。这就是罪人的本质：通过羞辱自己里面的上帝的形象，来满足自己的形象。

我的信主历程，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不断的反省和悔改。这个悔改达到最高峰时，是我读到《诗篇》第5 篇的一句经文：“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那一次，我打开电脑，计算自己发表的文章已超过两百万字。当时我就想，神啊，如果我这辈子卖了两百万斤猪肉，我的罪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我写了两百万字啊，要么是字字珠玑，要么是字字杀人啊。文字是要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大声说话，好像所说的就是真理，那我就是该死两百万次的人啊。这句经文让我停了很久，想了很久，忧伤惧怕了很久。对自我形象的期许产生了最后的、完全的破碎。我不过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Q：这种反省是非常宝贵的。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个人良心为最高判断标准，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质疑的维度。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群体遇到的最大障碍。他们常常说，基督教是好的，利国利民，但我个人不需要，我可以独自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靠得住吗？人的良知靠得住吗？你以为自己在行善，焉知不是在作恶？

A：是的，自我是一个偶像，没有自我形象的破碎，就不可能信靠上帝。我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悔改是公共性的，指向的是“今生的骄傲“。还有私人性的，指向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同学，高中开始恋爱，我们的爱情沿途都被周围的人称赞。我也忠于婚姻，没有在身体上背叛妻子。然而，我一个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不也一样在网站上看过色情图片吗，我不也如耶稣所说，对妇人动过淫念吗。你是学者，你是作家，这些人前的荣誉和身份，其实一点都帮不了你。你的内心污秽，别人不知道，难道在神面前你自己也不肯承认吗？

还有一种骄傲呢，也是在私人生活中的道德主义的标榜。我至少还是比别人圣洁、健康、高尚吧。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真正的改变，真正的对堕落的情欲的胜出，并不是依靠道德的约束，而是内心的情感在基督里渐渐被圣化。经过几年的侍奉，今天当我在教会看见一个姊妹时，我开始经历到一种非天然的、却是真实的情感，就是看她真是我的姐妹，真是我的女儿。其实，人们尽管会受到性的诱惑，但通常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血缘的姐妹和女儿保有一种美好的情感，而不会生出邪念。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其他异性生出邪念呢？不就是因为其他的女性跟你没关系吗。换言之，恰恰不是爱，而是冷漠，才产生了性的试探。

所以，你只能活在基督的身体中，才能胜过你自己身体中的情欲试探。而基督可见的身体，就是一间、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你要在这里，建立（准确的说是被建立）美好的、圣徒之间的“神圣家族”的情感。首先，你必须先在主的教会，看到你的姊妹们时，开始将她们当作在基督里的真正的母亲、姐妹或女儿；然后，当你看见世上的异性时，你的情感才可能慢慢被圣化和被祝福。换言之，上帝在教会生活中，扭转了你里面的情感样式，养成你的圣洁情感，让“福音”成为一切异性关系的磐石，眼目的情欲才得以胜过。这是我很深的体会，我越服侍主的教会，我个人的生命就越蒙受祝福。为什么我曾经走在街上，会对一个异性生出邪念？因为我从不曾跪在上帝面前，为她们祷告过。

Q：谢谢你的坦诚。真正的信仰，必然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最多走到这一步也就停止了，最多也就是教会中的“消极会友”。但你却很快走向全职侍奉之路，神是如何带领你迈出这一步的，你又是如何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的？

A：那次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经历，使我刚一信主，几乎就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相信上帝绝对的主权，不但掌管我里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基督在十字架上，赎回了一个败坏的世界。这是真正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宣传部门有所谓“五个一工程”，每年评一本好书、一部电影、一首好歌等。信主后，我就借这“五个一”来寻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所谓的“五个一”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一份呼召。信主后，我的寻求和委身主要在后面三个，“秋雨之福教会”，“成都”，和“传道人”。这三者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使命。之前，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是继续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做教师、学者和作家，这些身份（或者说地位），都是我驾轻就熟的。老实说，其实也是功成名就的途径。而且，也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你知道有些东西，顺理成章的就会得到，基本上不需要你放弃什么，只要沿着轨道走下去就好了。我原以为，神没有呼召我在教会全职服侍，写作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个人写作的成就，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胜过其他一切的成就和诱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后离婚了的原因，因为知识就是他们的二奶。但我这个如意算盘，后来却慢慢被破碎了。

Q：你在文章中说，2008年四川地震对你的信仰历程带来巨大的冲击，地震之后，你发现上帝的呼召更加清晰了，即便像约拿那样想躲到天涯海角去，还躲不掉。

A：2007年底以来，我开始寻求全职传道的呼召。我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把蒙召传道当成一个天上地下最荣耀的职分？就是连天使都会羡慕的，也值得我舍弃一切、看万事如粪土，值得放弃自我认知和安全感的？而我却在这样的渴慕和认知中，坦然承认，神没有呼召我全职传道，而差派我去做了另外的事？这样质问自己之后，我发现，其实我里面仍然轻看了传道的职分，我的知识分子情结并没有彻底破碎。我还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能做的，想做的，和擅长的，就是最重要的。

2008年5月2日，我们教会的退修会受到宗教局冲击。我们拿到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尝试用合法、得体的方式向政府表明：我们的聚会不是非法聚会。五月十一日是主日，那天教会宣布了二十天的接力禁食祷告。但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祷告的主题变成了大地震。我家的层高相当于十七楼，五一二那个中午，房子像船一样摇晃。我跌跌撞撞走进卧室，我们的孩子书亚刚过一岁，他躺在床上，醒了，就睁眼看我。我按着他的头祷告。我说：父神啊，如果今天你要带我们去见你，是好得无比的，但是求你怜悯这座城市。那是我这一生最接近死亡的时候，并以一种奇特和震骇的方式来临。但我心里从来没有那样的平安。

Q：所以，你的第二本影评集名为《我有平安如江河》，在那样惊恐万分的时刻，能够享有内心的平安，是何等大的福份。

A：我想，没有末世感和末日感的基督徒，是不健康的基督徒。感谢神，藉着地震带给我极强的末世感。地震之前我以为神对我的呼召不清楚，地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呼召一直都很清楚，是我自己一直有障碍。我对经济的压力，对未知的道路，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教师身份的难以割舍，都阻拦了我的正确回应。但是，地震一来，你亲眼看见自己的房子在你面前摇动，你大叫一声，“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语。大地一摇，你三十万的房子就只值三万了。你伍佰元的西装就只值五元了。那一刻，对末世的焦虑更深的进入我内心，让我承认我在这个地上真是寄居的，我一生要做的一切，都必须指向这一切结束的那一天。我从楼上下来后，看见所有人都到了街上，整个城市就是一座难民营，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中。我心里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们要怎么交帐？你在四川的儿女，你在成都的教会，要怎么交帐啊？当时电话打不出去，但还可以发短信。我就发短信给所有人。手机里也有几个宗教局干部的电话，我也发给他们，安慰他们。我不是趁这个机会做“福音统战”工作，我知道所有人都在恐惧之中，我必须安慰他们，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这个职分。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

我们是治理这地的。我们没有实际的权柄，但我们的确用神大能的话语来治理这地。也有宗教局干部给我回短信表示感谢。

接下来几个月，我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教会和灾区事工上。神的呼召在我心里越来越肯定和迫切。读经时，神又给了我第三句话，《提摩太后书》2:4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我省察自己，虽然已在军中当兵，却还是舍不得世界，要偷跑出去做点小生意。9 月开学后，上了第一周课，我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无法集中精力上课，我不能再等了，必须辞职。

以前我也想做一个基督徒学者、基督徒作家。这些都很宝贵。好的基督徒商人、基督徒医生，基督徒职员。但我看见教会最缺乏的，还是丢了渔船、甘心上路的传道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必将经历社会、政治和价值观的全面转型。我相信，我也盼望，上帝要呼召整整一代传道人，从他们蒙召的地方教会的讲台所发出的声音，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就是神给我的异象。

Q：在中国，传道人的身份确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西方，这不是问题，牧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以给人主持婚礼、颁发结婚证书，享有免税等各种优待；但在中国，教会和传道人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有多少人会认为“牧师”或“传道人”是一个正当的、具有“合法性”的职业呢？

A：是啊，我作了传道人后，才了解这种边缘性，以前你是大学老师，是知名作家，你是不知道的。譬如你申请不到信用卡，你不能按揭买房，等等。有一次我需要填一份简历，表格中有职业一栏。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不是“非法职业”吗，没有政府颁发的“传道证”啊。那时我心中软弱，满有顾虑，想到老婆孩子，就填了“作家”。后来良心不安，催逼着我在主面前自省、悔改。环顾四周，有多少人在偷偷做基督的门徒，又有多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悄悄做传道人，有多少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的身份隐藏得如同秘密会社中的大哥？我在一些主内聚会或讲座中也遇到过，一些与会者明明是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但他们都使用譬如经理、职员、教师的身份，全然不提蒙召的圣职。你说“天王盖地虎”，他不对“宝塔镇河妖”。我很伤心，但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在简简单单的一份简历上，第一，我亏欠了上帝的呼召；第二，我背叛了自己服侍的这一群圣徒。家庭教会很可悲，传道人就更可悲了。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要脱离这羞耻，却有很远的路要走。

Q：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动摇、害怕吗，毕竟家庭教会还在受逼迫？

A：2004年，我开始慕道后，接连参与了几个国内重大的家庭教会受逼迫案件的调查、写作和诉讼。像蔡卓华案，华南教会案等。换言之，上帝召我传道之前，先让我观看了一些受迫害的教会，免得我以后上了船，才说不知情。后来学校停了我一段时间课，也不能在媒体发表文章了。有人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和妻子，去老家调查我父母。用一些小动作恐吓我们，离间我们，譬如说我是王怡的女朋友啊，我是蒋蓉的老同学，暗恋了她十几年啊，要用一切手段抢回来啊。这些外在的压力、秘密警方的骚扰、经济上的困难，曾让我处于恐惧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来。那时我有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殉道”情结，也做好了被抓、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我对世俗的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根基的怀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我回答一个朋友，说关于“殉道”，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基督徒看重后面这个“道”，所以他甘心去“殉”。但人文主义者看重前面这个“殉”，因为殉的本身，赋予了自己价值。前者是信仰，是“道”赋予了“殉”以价值。后者是道德主义，是“殉”赋予了“道”以价值。前者是自我否定，后者是自我标榜。所以我就不断问自己：你究竟要为什么样的“道”而“殉”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你是不是真知道你所殉之“道”呢？回想那时的勇敢，其实是以行为称义的悲壮感。你害怕了，固然不自由，你说老子不怕，也是不自由。只有“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

2009 年6 月21 日，秋雨之福教会被民政局和警方宣布取缔。那个下午，我和同工们一起祷告，商议对策。我跪在地上说，主啊，原先我对自己蒙召还有所保留，说愿意侍奉教会20 年。但现在，我在你面前说，我立志在这间教会侍奉你，直到你带我去见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过去半年多，我有四次被拘押，被带到警察局，不过都是当晚就出来了。如果是“道”决定了“殉”，而不是“殉”决定了“道”。那么我虽不知自己将来是否软弱，又会在何时、何处软弱，但我却能够凭着信心说，我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信主以后，我一直有一个非常清晰、强烈和持久的异象，就是必有一场牢狱之灾。既然我信主的开始，是从书架的顶层掉下来。那么如果主的意思，是让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经历，来完成一个从摔倒到赞美的动作，我也甘心愿意。

我知道里面的老我始终是软弱、卑微的，所以我并不求主使我一生不遇见软弱，跌倒和恐惧，只求主使我今后经历这些时，一生不离开圣徒的团契。另一个方面，逼迫虽然没有结束，却已不可逆的走向了尾声。最近十年，不但教会有很大变化，执法部门也有很大改变。在我看来，很多官员、警察，他们对教会的认识、看法，甚至同情的理解，都在迅速增长。真心认为教会是敌对势力，福音会危害统治秩序的人，恐怕已极为罕见了。制度上不肯改变，制度上继续阻拦福音，只是出于掌权者对利益的贪婪。但是在观念上，反教会、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在政府内部也已经崩溃了。反而是在知识界，反宗教的力量，已开始了一场有动静的、规模巨大的集结。即将来到的，将是中国教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护教之战。这一场深入文化和时代骨髓的信仰与文化的交锋，因着政治逼迫而被推迟了半个世纪。而现在，我仿佛已置身于大战前的沙场，这是一场13 亿人的头脑风暴和心灵之战。

我知道自己的缺乏，我不会是这场护教和宣教大战的主力。但在我一生所服侍的人中，必有主要兴起的精兵。在某个意义上，我是为他们而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