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四年时间，拍摄大半个中国，只为重走150年前的“中国之路”

口述、供图｜朱英豪

采写｜晓丹

编辑｜沈律君

我之前是媒体人，后来转型成为摄影师。人家把你叫艺术家、摄影师或者写作者，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称号，其实还是记（录）者。

我关注国外汉学家或传教士来中国旅行的日记有很多年了，当时看到李希霍芬的那本，就买了看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与以往传教士或汉学家的记述不同，他的写法读起来很亲切，有点接近现代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的旅行作家，一些切身的感受又让人身临其境，像一个德国人写的19世纪中国版的《lonely planet》。

朝鲜话、三苗人、水稻种植、水碓、窑洞建筑、牛肉禁忌…除了考察地理地质这些本职工作，李希霍芬对很多事物都有兴趣，会事无巨细地记录。

他的学生斯文·赫定，包括后世很多地理学家，评价他是人文地理学的先驱之一。和傲慢的西方殖民者不同，李希霍芬相对平和公允，不轻易下定论，而是带着分析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地方的人和事物”，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这么做。

中国最早的方志是图志（经），以图为主，用文字做注。摄影的一个功能，是记录和保留历史的切片，那么我就倒过来，用摄影和图像的方式去注解李希霍芬的文字。对于我来讲，有这种古今交叉的感觉在里面，就又多了一些可能性，因为可以把其中不同的层面剥离出来，同时放进自己的需求。

李希霍芬对很多东西的描述和人们今天的感受也有很多连接，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时是2020年，不方便出国，我就想，可以借他这本书，走一遍国内，获得一些切身的体会。在此之前，我的旅行主要在国外展开。

150年的时间，不长不短。我们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的阶段，有时候那种怀古的感觉和李希霍芬旅行的时间点，正好不远不近。在路上，也有朋友想加入，或者我想邀请他们进来，但后来还是决定一个人走，这样能更加接近李希霍芬当年的感觉，尽量做一个局外人。甚至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他，去融入当地，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

李氏当年走过的矿区村落和商埠大邑，主要分布在四条路线上：从南至北——由广州到北京；长江下游是一条；再就是四川、陕甘、晋蒙、河北、内蒙、辽宁这条线路；东边的山东到江苏、上海、浙江一线。

从2020年开始，这些线路我陆陆续续走了有10来次。因为随时面临当时突发的管控，很难有一个完整的线路设计。那个年代的南方地区，很多地方李希霍芬走的水路，现在基本上都被各种水坝、库区阻隔，只能走一小段。

我想先讲一下今年夏天走的水路。

在广东北江中下游的清远市，一个叫做“白庙”的渔村，至今保存了一些有意思的风俗古迹。比如苏格兰旅行家John Thomson同时期拍下照片的飞来寺还在，你只能靠步行或者坐船抵达。这里还有一种很传统的龙舟习俗，俗称“游龙”，不使用龙舟的时候，当地人会把它放在水塘里面，或沉在榕树底下的泥土里。等到端午游龙时，再把它挖出来。游龙的过程，其实是这条船去寻找上游另一个村子的“兄弟”，因为它们是同一块木头做的两个龙舟，两个村子因此有了兄弟情谊。

我经过的水路，正好穿越峡谷，有点像小三峡。一路走下去，两边有很多寺庙，烟笼雾罩，应该很接近李希霍芬当年经历的情境。因为是“非遗”项目，所以有海事部门的特批可以走这条路，我们就来回在船上“走”了一天，不然的话只能坐船走一小段。

我作为一名早已习惯陆路通行的当代人，一直都很希望尝试水路。但李希霍芬因为当时一直在走水路，反而在他的日记中建议外国旅行者“必须下船到岸上去，最好到山中去。”

从白庙游龙的终点江口朔江而上，我遇到了库区移民赵先生。在一个叫“飞来峡”的地方，因为要修水库，他所在的村子被淹了，村民们迁到了岸上另外一个村子。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奔袭上千公里的那种三峡库区移民，但其实这种小规模的移民也特别多，像萧公权写的《中国乡村》，其中谈到的影响之一，就是水库圩堤的建设把乡村的图景给改变了。这些人有很多是分散在小的自然村，所以人员迁出的成本很低，但是迁移其实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影响。

赵先生从山里移下来，开一个小小的餐馆。在他的回忆中，小时候的生活诗情画意，山脚下、水边上的那种感觉像画一样，现在就是一个马路两边光秃秃、没有树的小镇。捕鱼的自由、童年时睡觉的惬意，这些都没有了。

他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因为买早点的人越来越少。原来那边很多工厂或作坊，还有一个屠宰业，但这几年随着原来的塑料厂、磨光机厂关掉，很多外地人都离开了。所以当时我拍他，他背后那些高高摞起的椅子，让我觉得和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关联的。

最近策划人芬雷的“方志小说”项目，在浙江的黄岩做驻地工作坊，因为李希霍芬也去了台州，我就跑去看了看。回来我写了这座小城和潮水的故事。海潮和淡水之间的交界处，有一座长潭水库，是建国以后最早的水库之一。做田野的时候，了解到当地也是动迁了好几千人。整个咸潮被拦住了，生态发生巨大改变。

天台山是仙霞岭中支，地处台州与宁波、绍兴、金华的交界地带，是李希霍芬很感兴趣的一个地方。他的游记里也写到它和海洋的关系，和日本在地质学上的相似性，后来郁达夫游记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从天台山到海边这条线，过去的堪舆学称为中龙入海的余緖。

在这里保留了一个从宋代流传至今的风俗，叫“送大暑船”。相传北宋时期，一个官员奉使去往高丽，途径舟山的时候，当地渔民遇到海浪，在船上现做“纸船”，现烧现送。这位官员把去高丽的经历写成图经，这样一段轶事就这样进入了历史。

我作为一个浙江内陆人，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送船习俗，后来我查资料时，发现清代文学家俞樾（朴学大师，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写到“送船”那段历史，他说为什么要送船，是因为那时有严重的瘟疫，当时的人为了避免瘟疫要去敬拜。然后海边渔民要下海捕鱼，自然有人船平安的愿望，于是就把两种仪式合并在了一起，形成了“送船”的习俗。

“送船”时，渔民们会把船送到海边，祈福的东西做成度牒，祝福的话写在上面，请道士去做法。大家会算好海潮涨落的时间，烧掉后让潮水送回到海里面去。船如果飘回来，会有厄运，不飘回来就平安了。今天在台州，每年大暑日，还有“送大暑船”的活动。这些过去很民间的，传统儒家社会所不容的淫祠祭祀能留下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李希霍芬的日记，留下了一份变与不变的参照。有很多次，我被人问到，路上哪里是和日记最接近的，哪里又是变化最大的？事实上，很多地方都不可能这样，反而更可能是介乎这两者之间。

举安徽铜陵市的大通岛为例，1869年这里是长江上的交通要塞，安徽四大商埠之一。这里有一座建立在岩石上的突出庙宇，还有被李希霍芬命名的“大通结构层”。今天，岛上的大通镇已变为一片废墟，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居民从本地迁到了河的对岸，曾经的“大通结构层”也不见踪影。

长江上很多大礁石被炸掉，以前导航的标志也没了，当我重访的时候，在河边发现一个庙，我想它应该就是当年来往船只拿来当标记的，当时觉得挺好，拍了照。但是后来问一个老年人，他告诉我这不是我要找的那个。

后来找到的庙很大，挨着去往九华山的路，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修得很新，不像一个老庙。一个新庙成为当时老庙的真实的替身，而看起来更旧的小庙反而不是李氏当年提到的那个，可见接近真实其实挺难的。我还写到过另一次乌龙，在安徽找“躲长毛（太平天国军队）”的山洞，也是差点张冠李戴。

今年七月我参加了在广州时代美术馆举办的“相地堪舆：图像、田野与地理的诗学”当代艺术群展。为这次展览，我和策展人何伊宁选择了李希霍芬探访过的矿山作为部分主线，这也是当年李氏来华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殖民扩张寻找新的煤矿资源。

被选中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华南矿脉附近的711铀矿基地的修复入口，长着一片片粉色的五节芒草。那里是制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基地之一。150年前，李希霍芬在这里写下自己在耒河附近探访煤矿被人驱赶的经历。原子弹的原料似乎可以把“洋鬼子”抵御于国门之外，而现在修复用的五节芒—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原生植物，却也是一种照明原料。有人说，巴布新几内亚的孩子会点燃用五节芒草做成的火把，照亮清晨他们上学的道路，驱赶野兽。 

外国人对中国瓷的制作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李氏去景德镇的时候，在景德镇附近发现一座高岭土矿“太后坑”，惊喜地发现它的土质比当时景德镇上的高岭村的瓷土还好，因此被皇家买断。正是李希霍芬，后来命名了“高岭土（Kaolinite）”这个名字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

我拍到了这个地方。当时正好是冬天的尾巴，树枝上全是冰碴。这里本身是一个被遗弃的郊野，里面的瓷土资源已经全部被一个私人老板挖走。本地一直流传，说这里是慈禧太后专用的瓷土矿，所以连名字都没有改，依然叫太后坑，虽然是废墟，却被当成一个文物供着，特别能够接近他当年的意境。废墟外面还有供人拜奉的小庙，还有残次的瓷土堆，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李希霍芬他老人家刚离开不久。

与太后坑不同，很多李希霍芬去的地方，现在都变成景点了，包括那个产铀矿的711小镇，过去可是绝密的军事基地。这是让我特别失望也特别意外的地方。后来想想也是挺有意思，宇宙的尽头不是编制，而是一个游客中心。

东西方对矿石的理解，还是会有所不同。东方把太湖石、英石、韶石，石头们入藏深宫大院，而不是利用它们燃烧热量。我们会把瓷土做成一个像玉一样的工艺品，可以使用，同时又可以把玩观赏。高岭土是被纳入西方殖民知识体系里的一个拉丁词，我后来才意识到，它更加本土的名字叫观音土，它和本草纲目、和一段段饥馑年代联系在一起。

古人对待铜矿的态度也是如此，更多是把它烧成一个礼器，赋予其盛大的意义，当祭品供起来。但是西方人对待矿更加实用主义，不是拿来铸成日常器具，就是成了铺设电报的电缆。电报被发明的一段时间，铜线就是电报的代名词。

另一座蒲台煤矿在山东滨州，在清代被叫做武定府蒲台，李希霍芬对这里的描述，混杂了方济各会、矿井、矿主的枪支、24小时不停挖煤的马等等传奇元素。今天，蒲台煤矿和旧县城一起沉入湖底，变成了今天的蒲湖公园。

我的大学专业是阿拉伯语，毕业要被劳务输出到科威特，在那边盖油罐。90年代末，我曾在滨州矿区的胜利油田下属石油公司实习工作过一年，被安排的岗位是初级铆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我们会以如此的方式再次连接。

油田那时是一个很封闭的系统，为了防备割管偷油的人，它有基本的武装巡逻队伍。晚上生火睡觉的时候，我还遇到过巡逻队拿着枪把门踢开的状况，挺生猛的。现在这里附近开发成旅游景点，风景优美，有山有水，还有荷兰风车。矿区的厂房还在，“磕头机”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圈起来，身后是一片欧式建筑。

有时候发现审视自己的过去，就是一个重新选矿的过程。随着时日推移，有了沉淀，变成矿石也难说。所以还是要给一些熟悉的东西留出更多的时间。

我们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现代社会，时间很短。小时候我家农村花床顶上，还放着爷爷留下的灯草，他开的小店，自制账本上留着美孚火油的进销记录。直到本世纪初，在北京还能见到周边的村民乘马车赶集，交警也不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在遭遇现代性。

我去到唐山的时候，那里的火车跟李希霍芬所处的年代是接得上的——那里竟然还没通高铁，我对比过文献，绿皮火车的速度和当年李鸿章去视察时差不多。150年前，李希霍芬对唐山附近将会出现一条铁路（开滦铁路）做了“神预测”，有开滦煤矿“中国现代铁路零起点”石墩作证。

清朝人看到火车，会感觉非常恐惧，觉得前面的路整个朝着他扑面而来。我现在回忆，小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当时我问我爸，为什么叫火车？没有见到火啊？经验并非与生俱来，我很好奇，那些蒸汽船、火轮机、电报、时刻表，当一个清朝人第一次遇见它们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摄影术的发明也是我们和现代性的一次重大遭遇，我们曾经也会反复地去“经验”一张图像，而今天沉浸于短视频的我们越来越缺乏观看图像的能力。

一张耐看照片是让人逗留的，静态的画面可以不止一次穿越时空。罗兰·巴特写过一本摄影论著《明室》，开篇有一张照片，是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巴特很震惊，说他看到了一双看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

我后来看到过一张意大利人Luigi Barzini在1907年为中国西北的一个电报员拍摄的肖像照。他把那双敲击键盘的手背到后面去，以镇定的眼神看着镜头，“新技术和女儿让他很是自得”，尽管是在寥无人烟的沙漠里。

没拍下的照片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在安徽安庆的大街上，我在开车，前面有一辆小三轮，走得很慢。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破旧的小三轮，它是改装的，发动机裸在外面，后面有一块布垂下来，遮挡坐在里边的乘客。那块塑料布氧化得都拉丝了，但花纹里有英文字迎风展动，开近后才发现，上面写的是“New York”。

我们从未现代过，还是我们曾经现代过？在安庆洋务运动发端的小城（这里诞生了第一艘现代蒸汽船“黄鹄号”），一群农民摸样的朋友坐在那样一个交通工具里，后面是这样一个英文单词，它提醒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时代。我们曾经如此“全球化”，正如安庆过去是如此“省城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在十九世纪的延长线上。

这次“重走”，当我把自己抛到历史里面去、放到李希霍芬的世界去思考问题，有时候也会恍惚。那个年代，他会听到什么样的新闻，看什么样的书，会接触什么样的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去做那个年代的生活研究。李希霍芬的时代，我们是彼此都把对方看成野蛮人的。其实往回再退五十年，歌德还感叹德国人自己是野蛮人，不会欣赏美呢。

所以李希霍芬是个“药引子”，让我尝试去关注在李氏前后时代留下著述的旅行者，有俞樾、鲁迅这样的中国文人，也有在中国旅行的其他外国人如汤姆逊、竹添进一郎、伊东忠太等等，以及在外国旅行的中国人比如郭嵩焘、曾纪泽、王韬，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旅行者，如俾斯麦、马克吐温、赫尔岑……他们成了我的同行者。

我以他们为参照，可以做出一个对照，平行地看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寻找这些事物相互之间微妙的关联和影响，然后再拿来和当下做纵向的对比。

大家总认为旅行是去接近一个感觉上不熟悉的东西，而我现在更想先神交、卧游，才能让自己在路上的时候不是一名简单的“邮差”，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重返了。对于这个项目来讲，李希霍芬走过的路我其实不陌生，在书里走了不止一遍才会出发。

回想当初看里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我最初的目的就是想看书，补近代史的课，去了解那个年代，慢慢靠近历史真相。而有机会能够重走“李希霍芬之路”之后，我最终到达的结果，可能是实现了一种自我的开蒙。

排版｜榭瑞

审核｜沈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