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国学派”，从地方性到普遍性，可能性在哪里？这里并不是说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如秋风、蒋庆等人）探讨政道与治道，开启一条迥异于现代世界的道路（个人认为这是行不通的，话语和理念已经迥异于现代）；而是指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当下出发，挖掘不同于现代西方主流的法政理论、治理思路或解决方案。中国政制与秩序和西方治理的现实运转机制及效果的差异性给了产生这一学派的可能。
这又如何可能？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中看到这种可能性。中国法政学界在这一点上应向经济学界学习。
中国顶尖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什么？他们大都不约而同地试图在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用概念和范式将其背后的机理抽象出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理论阐释。这时，这种解释可能就有了普遍性，一方面能在理论上修正、或解构、甚至推翻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说或结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它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
比如林毅夫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后发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经济资源和要素禀赋（如资本、资源与劳动力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情况）来制定产业政策，而不是盲目赶超西方或模仿他们追逐高精尖的科技前沿。建国初期我们盲目采取“追赶战略”，但实际上当时的经济要素禀赋并不支持我们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到这些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之上。强行发展这些产业必然需要采取补贴政策，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肯定更高，产品价格当然也就更贵，如不补贴就无法在市场上竞争和生存。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政策更符合比较优势，定位于劳动力密集、技术水平低、资本投入少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如果当时照搬西方资本密集型的高投入、高产出的高科技前沿产业，我们的经济改革必然失败。这一理论是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经验教训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中得出的，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假设——即如要追求经济增长一定要不断创新，用高科技带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理论从中国经验中来，成功提炼之后立即被认为很具说服力，动摇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影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
又如，姚洋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时抽象出“泛利性政府”这一概念。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实现经济增长应当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中立不参与市场，让企业在市场中自发、自由竞争。然而中国的经验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中国政府深度卷入了整个经济发展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政府将本职工作与追求经济增长高度融为一体，视经济发展为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推销国内产品，为工商业发展打地基、修道路、建园区、减税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向中国政府这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明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它又具有外部性，企业都不愿负担这一成本。中国政府既不像新自由主义政府那样对经济放手不管，坐等市场自发秩序缓慢形成；又不像福利国家那样将公共财政投入消费福利之上，而是更多地投入到那些能带来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财富增长的再生产过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之上。这时，政府实际上向企业一样运转，地方政府间也向企业一样竞争。事实上，除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单靠市场自己调节是不充分的，至少是效率很低的，难以实现追赶目标。而历史上，德日等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是此种定位。
再如，钱颖一在解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提出了“财政联邦主义”这一概念。先前很多解释都认为中国是因为中央集权才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而钱颖一通过翔实的财税数据考察得出了“地方财政的分权主义”对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意义。此外，还有很多观点和论断都是借助实践背后提炼出的理论冲击了主流经济学假设，比如汇率是否应当完全自由、休克疗法还是渐进双轨制、私有产权绝对保护还是相对保护有利于经济增长、产权明晰还是相对模糊对经济增长有利等。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有一定的世界知名度，能与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对话和争论，西方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在引用他们的文章与著作。很多西方学者也开始转而研究中国奇迹何以可能，尝试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说来推进或修正传统经济学理论。这看上去是有了“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雏形。虽然经济学界并未将之如此命名，或许它可能并不存在，但至少范式是存在的：它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方法和结论，还有一批人和著作在争鸣与推进。
这里，我们先不谈上述解释的范式是否真的正确、真的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真的揭示了中国发展的本质或者真的有异于西方理论，但至少形成了一种有理论深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的解读。这样的方法可以给中国的法政学界一些启示。
第一，法政学界的中国学派是有可能的。肯定有人会质疑说，经济学界有这个资本，因为经济有中国奇迹。然而平心而论，中国的法政领域也有，虽然可能成就没那么突出。但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总体安全、稳定、高效、发展、统一、繁荣的局面不是所有政体都拥有的。环顾四周，失败国家比成功国家多得多，不少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出色。而套用传统西方政治法律理论比照中国体制的唱衰之声久矣，按道理已经崩溃好几次了；另一方面，较长时间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必然是政治因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制度、政策及其秩序与落实都必须依赖于政治，谁不也会单纯得就经济看经济。因此，中国的法政秩序和成就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法政学界是否有能力。倘若有上述意识，方向对了就成功了一半。但法政学界是否有这个能力呢？经济学界的解释也并不只因为存在中国奇迹，挖掘者本身也非常重要。经济学界的成功至少有“理论能力”和“经验支撑”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理解透彻、研究精深，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又与最前沿的理论发展时刻保持接触与跟进。上述理论并非是突发奇想、凭空迸发出来的，都有着学术上的传承与推进，是长期积累和训练的结果。
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现实把握深刻。无论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姚洋等人，还是老一辈的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等，其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都能清晰地将中国经济每个领域——无论农村、国企、土地、价格、金融等——改革的来龙去脉及背后机理写的清清楚楚，而非如法律史教科书那样简单的资料堆砌。试想，写这么一本中国当代法政改革史、中国政治秩序史，法学界又有谁能写的出来？当然，这种功力也是从经验中一点一滴堆积的。一是学问是用脚走出来的。他们的研究大多经过了非常深入的调研，走访过国内外很多地方，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二是大理论是扎实严谨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堆砌、积累起来的。宏观的发展范式是由中观改革（如土地、税收、国企等）的研究结论支撑的，而中观改革的机理是由具体微观（某时某地某项具体改革的经验教训和翔实数据分析）的结论支撑的。经济学界有很多学者在做具体案例的数据统计、分析和调研，用一个一个扎实、严谨的小结论做实大的理论范式；三是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决策的参与者，亲历整个过程。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法政领域也可能有自己的优势，同时又不那么完全符合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真实地“了解”中国政治法律本身运转方式的基础上，“理解”这一运转过程背后的内在机理呢？我们能否尝试研究中国“政治秩序起源”中哪些因素在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因素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呢？
这里，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研究范式同样能给我们启迪。福山追问的是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重大议题：历史和现实中，为何有些国家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有的国家却出现政治衰败？为何西欧治理良好，而照搬欧洲的非洲殖民地和南美殖民地却很糟糕？为何东亚成功了，而南亚却困难重重？福山试图在官僚体制、权力的法律限制和民主问责之间，在气候、地理、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之间寻找答案。实际上，这些大问题经济学家们也在探究，他们在追问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困？为什么富裕的总是那几个国家？为什么后发国家中只有东亚逆转了这一趋势？为什么拉美首先发展起来，但现在却困难重重？为什么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非洲一直贫困，而中东却很富裕？等等。
所以，能否在中国成就、中国现实、中国问题与中国制度之间建立某种理论上的勾连？能否挖掘中国之治形成的有利因素与互动机理？能否回答中国为何能形成如此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进而带动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治理？能否以之提出某种理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