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博士邀请北师大钟伟教授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管涛博士参加东兴证券登岸远观研讨会,就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金融界交流。
张岸元认为,本次金融工作会与此前几届有所不同,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高度审视金融发展问题,是金融圈子以外的人谋划确定金融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关于“回归本源”,张岸元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攀升。2017年一季度,该占比达9.98%,相比十年前2006年的4.54%大幅上升。而2016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为7.3%,日本2015年的占比仅为4.44%。当前规模的中国实体经济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金融部门为之服务,无法满足庞大金融部门参与收入分配的需求。中国金融业需要经历休养生息、增速放缓、重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过程。从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看,金融可能要更多让利于实体,由债务驱动的资产价格膨胀过程会告一段落。
关于“超级委员会”,张岸元指出,理论上不存在最终理想的终极金融体系,与此相对应,也不存在最终理想的终极监管体制。新的超级委员会可能会整合党中央国务院现有涉及金融业务机构,也可能整合一行三会相关部门,如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宏观审慎政策相关业务部门等。
“中国并不缺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制能够解决问题,中国早就没有问题了”。新的超级委员会不是国资委模式,也与此前中央金融工委、部际协调机制有很大不同。张岸元认为,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知易行难。从多年来,中国各领域的监管规制实践看,部门必须手上有“抓手”,如果不管人、管机构、管资产,许多政策导向难以落地。
此外,需要关注中央层面相关委员会成立之后,地方层面如何跟进。追责制度主要针对地方领导,体制层面问题没有明确,如,一行三会地方派出机构与金融办(金融局)如何整合等,仍待观察。
关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张岸元指出,事实上,在金融工作之前,国内房股债汇四大市场,已经形成金融安全、金融稳定的闭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手段是地方政府层面的限买限卖限价限贷,以及对部分“类住宅”的强力监管;股市调控手段是一级市场回到IPO核准,二级市场限制各类举牌、套现,以及国家队围绕上证50的控盘操作;债市调控手段在保证流动性前提下提高政策利率打压长短端套利,以及地方债领域重申2014年43号文的主旨;汇市调控的手段是强有力的资本项目管制、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以及覆盖离岸市场的复杂操作。未来,资本在主要市场之间自由切换套利的空间会迅速缩小,各类资产价格在过去几年间勉强建立起来的轮动关系将消失。
就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而言,张岸元指出,很难说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其对资本市场的短期影响都是正面的。未来,境内市场投机性、活跃度会下降,换手率会降低,波动方差会缩小。这是发达成熟市场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本次金融工作会也许会加快中国资本市场被动成熟的过程。从中长期看,与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因为监管不是生产力,不是价值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