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举行，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中央委员们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其中，李先念和汪东兴是新晋的常委。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5年国民经济整顿中，协助周恩来和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担任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全党对其工作的肯定。
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私塾就去学木工，人称“小李木匠”。17岁开始从事农民运动。长征结束后，他成为西路军重要将领，奉命强渡黄河，意在占领宁夏、甘肃，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但西路军寡不敌众，血战后全军覆没。李先念带着一支幸存的部队越过祁连山，与陈云、滕代远在新疆星星峡会合。中央派去的代表问众将领愿意去苏联深造还是愿意回延安，李先念坚持要回延安，“我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称赞道：“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之后，李先念奔赴中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调往北京工作，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了20年的财政部长。据李先念子女回忆，由于平时不管家里的事，也不花钱，李先念对人民币元、角、分认得不太准。但就是这位“不认识钱”的财政部长，却把国家的钱管理得井井有条。
汪东兴之所以能当选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想一举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的。
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江西弋阳人，1929年7月参加革命，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逝世时，汪东兴不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身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两大要职，不但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专门负责毛泽东的文件。1976年9月17日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生前住处“202”，想拿走毛泽东的文件，却看到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住，封条上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公章，原来，汪东兴在两小时前刚刚带人来过。江青气得咬牙切齿：“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以中办主任的名义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内容有二：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这样，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也被通知与会。10月6日晚，汪东兴亲自指挥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后王洪文、张春桥分别于1992年、2005年病逝），同时派人宣布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由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
党的十一大，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起到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没有能够纠正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一使命落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决定增选一位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且一致选举陈云担任。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11月10日开幕，开了整整36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3天才闭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本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先是表态完全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接着话锋一转，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参会者都有点吃惊，因为这似乎“离题”了。
但陈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接着讲：“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会场上鸦雀无声，等陈云一讲完，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云的“开炮”一举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老同志纷纷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会议闭幕时，已经为3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两个凡是”，宣告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在人事上做出新安排，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使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不久，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最高层的新老交替、薪火相传了。1979年7月底，邓小平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
“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鉴于历史上向林彪、王洪文等个人交接班的失败教训，党中央决定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十二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为了更好地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还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进入中顾委，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实际上，在前一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高层领导的年轻化，党中央内部就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邓小平提出，十三大上他也和其他老同志“一齐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但在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应该慎重。聂荣臻说：“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聂荣臻的意见经王震报党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彭真“四老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
在十三大上，他们三人结束了政治局常委任期 （叶剑英已于十三大召开前的1986年去世，李先念和陈云后来分别于1992年、1995年去世）。而整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5年后的十四大上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4个新面孔。
李鹏，1928年10月出生，四川成都人，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年轻人到苏联学习，李鹏是其中一个。第二年，这批年轻人即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他们派代表向任弼时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于是，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这个专业选择主要受两件事的启发：一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二是当时报纸上正在热议美国水利博士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给李鹏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和电力、三峡结缘。
20世纪80年代初，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也逐步转向经济建设，电力供应十分紧张，许多城乡用户一周“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时任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李鹏提出“利用各方面的资金加快电力建设进程”，一时间，“集资办电”成了电力发展最有效的法宝。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大型基本建设工作，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历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到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二次截流，20年里，李鹏一共到三峡工地及库区考察了15次。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上，李鹏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乔石，1924年12月出生，浙江定海人，曾在上海、浙江等地和钢铁行业工作，后调入中央。1987年5、6月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乔石访问尼泊尔，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邀请乔石给使馆人员讲讲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只要时间排得开，来访的领导人一般都会去看望使馆人员并做个形势报告。那天，驻尼泊尔大使非常兴奋，介绍乔石时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做报告。”乔石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引来笑声一片。担任政治局常委后，乔石于199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致力于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他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胡启立，1929年10月出生，陕西榆林人，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机械系学习。毕业后在共青团工作了较长时间。1980年，51岁的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出任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长职务。两年后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天津市长职务由李瑞环接任。十二大上，胡启立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他被国内外广泛视为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热门人选。
姚依林，1917年9月出生，安徽贵池人，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姚依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从1946年起，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出任分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他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逝世。
作者：石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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