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晚年的张恨水在北京家中创作
张恨水：生于1895年5月18日，逝于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远，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报人，现代文学史上“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代表作有《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姻缘》等。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所以我之吃小说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
张恨水笔名的由来，坊间穿凿附会，因《红楼梦》里“女人是水做的”一说，推测他必是受过情伤，在女人身上吃过亏。更有好事者，捏造了他追求谢冰心不成的逸闻，“恨水不成冰”，害得传闻的男女主角不得不反复对外解释：我们压根不认识。
读书期间，他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读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就断其章取其义，署名“恨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密晤张恨水，也问起他名字的来历，因为后主词多有颓靡之谤，他只好说，“恨水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直接取的笔名，我想人生有限，绝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时刻自勉。”
当时是1945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前往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张恨水所在的重庆《新民报》同仁。两天后，他让周恩来安排单独接见张恨水，两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延安生产的呢料和陕北特产的小米、红枣。
此次晤谈的内容，张恨水始终闭口不谈，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甚为微妙，无论毛泽东说了什么，一旦披露都难免会被借题发挥。过了不久，周恩来的秘书拿来一封函件交给张恨水，“这是毛主席的一首近作，是交给周公转送张先生的，毛主席让周公捎话，请张先生奉和一首。”张恨水打开一看，函件中正是《沁园春》咏雪词。考虑再三，张恨水并未应和酬答，而是在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的副刊全文刊登了此词，第二天《新华日报》予以转载，这首词很快传遍了全国。
如果有一张中国作家作品数量排行榜，张恨水应该可以名列前茅，他一生发表著作约三千万字，仅小说就有一百六十多部，被誉为“中国大仲马”和“民国第一写手”，他的《金粉世家》被誉为“民国红楼梦”，老舍评价他是“国内惟一妇孺皆知的作家”。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所以我之吃小说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先是读《残唐演义》《三国演义》，到了12岁的时候，看到金圣叹批的《西厢》，把他读小说的眼光，全部改变了。到了17岁，他已经读了几百种小说。
生平第一部小说是为弟妹们写的，主人翁是个力大无穷的小孩，使得两柄一百八十斤的铜锤，是个打虎小英雄。他写了两三天，弟弟妹妹放学回来无事，端把矮椅子将他围住，不到一个小时就讲完了。于是深感“这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工作”。
张恨水因为写了大量的章回体小说，被批评家诟病，认为自五四以来，章回体小说早该“丢进茅厕”，“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毒草。”为此，他后来曾专门写文章自辩：
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新派小说，虽一切千金，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因此，我继续向下写，继续地守着缄默，不必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文艺大问题，让事实来试一试，值不得辩论。若关于我个人，我一向自嘲草间秋虫，自鸣自止。
在尝试改良章回小说的具体方法上，他自我总结：多方面的取材，大多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学习西洋小说，增加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逐渐淘汰章回小说的老套。
他有考据的嗜好，也曾像苦修和尚那样发下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本书，不是光在北京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把材料搜罗全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于是他得了闲钱，就揣了去逛旧书摊和旧书店，居然找到不少。光是《水浒》，他就找到七八种不同版本。其中的百二十四回本，胡适曾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结果张恨水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而张恨水在宣武门小市，竟然也搜罗到一本也刻着“许仲琳”的朱本。这些意外的珍贵资料，佐证着民间丰厚的蓄藏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对他是莫大的鼓舞。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切化成泡影。他的中国小说史，始终没有写出来。他只是凭借自己创作的一百多部小说，为中国小说史又增加了厚度。
他自嘲说，改良章回小说，不过是抛砖引玉，结果砖抛了许多，玉却一直未出，反倒叫这砖享受了虚名。想要伪装成砖来博利益的也不少，在他40年小说创作史上，假借他的名字出版的各种伪作，竟有八十多种，其中有一部就叫《我一生的事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黄色小说。张恨水在《新民报》当经理的时候，连经理室的工友都捧着这本小说在看，令他大为难过。
1956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接见他时，茅盾介绍说，某某书就是张恨水写的。张恨水连忙纠正说，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足见这两部是作者自己最为认可的作品。
《春明外史》从1924年4月起在《夜光》上发表，每天写五六百字，连载了将近五年，直到1929年初收梢，约百万字。当时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夜光》就是《世界晚报》上由张恨水全权负责的文艺副刊。因为初办，外稿很少，张恨水几乎一个人包办了副刊的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和谈戏。尤其连载的《春明外史》很快引起了轰动，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人们从在报摊等待报童叫卖，进而干脆跑到报馆门口排队，翘首期待第一时间读到当天的故事进展。张恨水每日奋力握笔“补白”，同事告诉他，楼下报馆门口竟然像老字号鲜肉月饼出炉一般排起了长龙，他还以为大家在取笑他。后来忙里偷闲，在窗边掀帘一窥，才知同事所言不虚，这个队伍后来五年中竟天天不散，风雨无阻。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最常见的“一男多女”故事结构，表面上讲的是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但实则写尽了当时的世情百态，对官场内幕也有颇多揭露。张恨水自道“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他在连载的时候，特意辟出一块小版面，向读者交代自己的创作思路：“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如此而已。”
好事者纷纷猜测小说人物各有原型，说魏极峰是曹锟、鲁大昌是张宗昌、秦彦礼是李彦青、闵克玉是王克敏、韩幼楼是张学良、周西坡是樊增祥、何达是胡适、时文彦是徐志摩等等。很多人写信询问书中情节是否属实，除了那些军阀政要、风流才子的秘闻，更有大量读者认为书中祖籍安徽潜山、爱舞文弄墨的记者杨杏园就是张恨水自己。杨杏园爱上青楼里的清倌人梨云，却没决心娶她，也没能力为她赎身。读者好奇心盛，一封一封询问信件写到报社。报社同事便打趣，让他干脆承认算了。
在此之前，张恨水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斯是乱世，消息层出不穷，社会思潮新旧交替，权力帮派芜杂，各种报纸、通讯社也如杂花生树，名字都起得很大，都有包藏宇宙的雄心。就拿张恨水来说，他在北京《益世报》工作的时候，《益世报》的老报人秦墨哂兼着“远东通讯社”的差事，秦做不过来，就把活儿分给他一半，自己凑上孙剑秋，又办了个“世界通讯社”。这些通讯社、报社有时竟只有三四号人，有的通讯社甚至只有光杆司令一个，通讯社的消息来源，有时也显得颇为可疑。
“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现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张恨水是埋首书斋的性格，“我是个不会跑腿的人，通讯社的消息从哪里来呢？秦墨哂虽然答应我从他那里挖一点去，但是我想他还是从别人那里挖消息的，岂能让我再挖？”“不到三十岁，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生活、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
新闻消化不了的、新闻幕后的新闻，就写进了小说。“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春明外史》虽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但张恨水始终觉得这类社会小说有个通病，就是结构松散，“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所以在写《春明外史》的时候，他就规定自己，要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现象上去。《春明外史》中的陪客竟然多到上百人，几乎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他同时规定自己，在小说回目上精心构制，发挥自己诗词章赋的特长。他视章回小说的回目为“文胆”，马虎不得，因此定下的回目原则特别严格：一、两个回目的上下联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要求词华藻丽；三、选取的字句和典故，务求浑成；四、九字回目，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个原则，他坚持了十年之久，中途也常暗暗叫苦。“往往两个回目，就费去一二小时的工夫，还安置不妥当。藻丽浑成都办到了，不见得能包括这一回小说最高潮，能包括小说最高潮，不见得天造地设的就有一副对子……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正是他的这种规则，让他得以承接在章回小说和西洋小说新技法之间，促进了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交融。
成舍我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世界晚报》声名鹊起之后，他很快“找到了些搞政治的人支持他”，办起了《世界日报》。添了机器和人手，手帕胡同的旧报馆不够用了，张恨水又在石附马大街找了房子，这个房子后来成为光明日报社的一部分。
当时张恨水正在写揭露内战暴行的《荆棘山河》，引起军阀震怒，传话逼他收笔，否则危及报纸存亡，他只好停止连载，转而去写《金粉世家》。同时，他还在给《世界晚报》写《斯人记》、给世界书局写《满江红》和《别有天地》、给《新民报》写《黄金时代》、给《晨报》写《剑胆琴心》、给《朝报》写《鸡犬神仙》、给《晶报》写《锦片前程》……母亲非常心疼，说他已经成了文字机器。这么多部小说同时在写，为了不打架，只能排好写作日表，严格执行。尤其是天天要写的《金粉世家》，人物众多，前后跨度大，幸亏他之前已经做好人物表，每个出场人物的名字、背景、性格特征、之前发生的桥段都简明列出，一目了然。等到十几口锅同时开炒的时候，这个好习惯救了厨师。
张恨水描写过他这个时期的生活作息：“大概自上午9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12点。”他自问不可光产出而不学习，登床之后还要拥被读书一个时辰。在他写作的房间，搁有一面镜子，每次遇到难关，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对着镜子，模拟角色，自己演给自己看。
作为过渡时代里一个“半新半旧的人”，张恨水一生娶了三房太太。他孙子张纪说，“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我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如深……”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祖父张兆甲行伍出身，练得一身好武艺，为朝廷立下军功，官至参将和参府，光绪二十七年任袁州都督府。父亲张钰也武功过人，在军中襄理军务。张恨水本名芳松，字心远，六岁时祖父去世，17岁父亲急病身亡，家中失去了经济来源，求学路断，只好随母亲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不善农事，终日只是在老书房里读旧书，习诗词。
张恨水夫妇合照
作为家中长子，自是有匡扶孀母、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18岁时，他依母命，娶了徽州乡里的女子徐大毛，后为之改名为文淑。文淑身材矮胖，容貌村气，是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家女子。这桩婚事，自认新青年的张恨水当然不情愿，结婚没多久，他便丢下小家庭，到外面的世界去了。在那前后写的《青衫泪》《未婚妻》，都折射出他那个阶段的苦闷与幻想。此后他在外漂零，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家探亲。文淑先后生过两个孩子，都夭亡了，她自叹命苦，就克勤克俭在家侍奉婆婆和操劳家务。
张恨水的第二任太太是他在习艺所自己物色的，这个小名招弟的女子身世坎坷，从小被人贩子拐卖，一次被毒打后逃出来，在石碑胡同的习艺所学习做手工，每天给人糊纸盒度日。独自生活的张恨水觉得身边需要有个女人照料饮食起居，当时他很穷，才子佳人梦既然不能实现，那么物色一个可以调教的孤苦女子，赋之以新生，也算满足了他的侠客心肠，是他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一种努力。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和志趣去塑造招弟，帮她改名为胡秋霞，并在新房里挂起嵌了夫妻二人名字的现成对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穷苦出身的秋霞能洗会做，很快成为张恨水的贤内助。张恨水有意识地制定学习计划，教她写字描红，要把她培养成一个有文化、有涵养的太太。几年后，当《春明外史》在报纸连载时，胡秋霞的文化程度已经足够成为丈夫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36岁那年，张恨水在一次演出中邂逅了周淑云，当时她还是北平春明女中的一个女学生，聪慧秀雅，多才多艺，外号“猫二小姐”。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她在春明女中的生活时，曾提到校园里有一位招人喜欢的美丽姑娘，被同学们称为“乖乖妹”的，就是周淑云。周淑云爱慕张恨水的才华，不顾他已有两房妻妾，毅然放弃学业嫁给了他。
张恨水重情而寡断，深知自己不可能跟前两房太太离婚，因为这两个孤苦的女人都需要他供养。大太太还好说，二太太胡秋霞听说丈夫又要再娶，撕破脸大闹，并撕毁了俩人的所有合影。但最终，像许多旧式家庭一样，她们三人相处还是比较平和。三房太太为张恨水共生育了13个子女，其中四人夭亡。
在张恨水的文字中，对自己的私生活着墨甚少，但对周淑云，却是一片痴心，流于笔端，写下了大量跟她有关的文字和诗歌。夫妻情笃，志同道合，这几乎实现了他所有的爱情理想，他按《诗经》里的典故，为妻子改名周南。周南颇有文化基础，爱好文艺，有时张恨水拉琴，妻子唱戏。因为丈夫喜欢古典诗词，周南渐渐也学会了写诗。一次张恨水在家院里晾晒旧书报，周南翻到一首诗，没有署名，对丈夫说：这像你写的诗。张恨水十分惊喜：吾妻懂我！
因为丈夫案头工作繁重，周南婚后一直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在最艰苦的日子，挖野菜、种菜、饲鸡、养猪，都没有难倒这位猫二小姐。晚年周南去世后，张恨水终日惶惶，写了大量的哀思之词，“举步长廊留淡影，如人细柳记湖山，令人步步想周南。”他的孩子回忆说，母亲死后，父亲常常夜不能寐，白天长时间地在她的旧照片前坐着，相对无言。
“九一八”之后，张恨水自感百无一用是书生，惟一可做的，就是以笔作战。自《太平花》起，他就开始写抗战小说。《热血之花》写国人与海寇的搏斗，《弯弓集》也是抗战文字，“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他写《水浒别传》，会写梁山招安和北宋沦亡。他自谦，“这些表现，都是很微渺的，不会起什么大作用，仅仅说，我还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罢了。”
他进而尝试写军事题材的小说，因为缺乏对军旅的了解，他向曾经当过连长的学生打听行伍生涯，一边问一边写，描写东北御侮的《东北四连长》就是这么写出来的。他很快上了日本人的暗杀黑名单，不得不离开北平。
到了南京，老友张友鸾劝说他办一份报纸，当时他手边全部稿费积蓄有四五千元，原本打算用来在南京近郊买地置房的，被张友鸾这么一鼓动，见猎心喜，就筹办起报纸来。
筹备了两个多月，倾其所有，出资四千元，在南京中正路租下两栋小洋楼，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南京人报》就开张了。在当时人口不足一百万的南京，出版首日，报纸就销出一万五千份，成为报业奇迹。
入行多年，张恨水深知，私人办报，背后多有经济靠山，这些报纸也就成为靠山的喉舌。《南京人报》一开办，就有不少人愿意捐钱，张恨水却不接受任何“经济援助”。张友鸾后来回忆：“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对比那些财力雄厚的“老板报”，南京报界戏称《南京人报》为“伙计报”。
这份“伙计报”的“伙计名单”声势赫赫：张恨水任社长，工资分文不取；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编副刊《戏剧》，编了一年却只拿了一个月的稿费；在北平的张友渔，无偿地给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在北京打电话报告新闻，也是义务劳动。
毛泽东接见张恨水
《南京人报》办了一年多，中日战事骤起，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张恨水跟报社同仁们苦苦维持，广告没有了，报纸断了收入，印刷部全体工友们就自行免了工薪，要为了抗战坚守岗位。张恨水把家眷疏散到离南京十几里的上新河去住，自己天天在报社办理事务和照应版面，直到次日天明，才快快赶回家中倒头补觉。醒来已是下午，吃点东西，再马上进城。常常行到半路，警报就来了，南京城郊没什么防空设备，在树荫下、田埂边把身子一藏，就算是躲了警报了。“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弹，昂起头来，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炸弹扔过，警报解除，便飞奔到报社。“到了报社，立刻把脑子分作两下来运用，一方面是怎样处理今晚上的稿件，一方面是明天社中的开支，计划从哪里找钱去？这个时候，不用说向朋友借钱有着莫大的困难，就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支取几十元。24小时，无时不在紧张恐慌中挣扎。”重压之下，张恨水因恶性疟疾和胃炎病倒了。病将治好，南京城已经沦陷，《南京人报》苦撑至最后关头，也不得不于南京陷落前四五日正式停刊。
《南京报人》被迫停刊之后，1938年，安顿好家人的张恨水拎着一只柳条箱子，只身来到重庆。当时张友鸾在复刊后的《新民报》负责新闻，张恨水则依然主持副刊。在抗战爆发、事关民族存亡的大环境下，张恨水把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并且定下办刊方略，只有五类文字可以在这个副刊上刊登：一、抗战故事；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每篇文章不得超过1000字，务求精悍有力。
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常常被批评者讥为“鸳鸯蝴蝶”，但他作为报人的气节却是始终如一。在加入《新民报》之前，他甚至差点“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他的四弟张牧野说服他去大别山聚集青年亲手杀敌，保卫祖国，这个提议让他心潮澎湃，“国如用我何妨死”，他当即兴奋地同意了。但是当他们呈文上交国民政府第六部，声明成立游击队、不要政府的钱和枪弹，只需得到政府认可，免得被家乡人误会时，竟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爱国有心，请缨无路”，他因此写了小说《疯狂》。“可是，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写文章不能那样随便，《疯狂》整篇小说，越写越胆小，到写完的时候，几乎变了质。这是我抗战军兴后，第一次写作的失败。”
他用各种化名书写檄文，他的小品、散文、杂文和诗词，也常常触怒当权者，《最后关头》曾在1939年被国民党政府要求停刊，经过一百天的斡旋才得以复刊。张恨水在复刊词里出言相讥：“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惶惶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在《新民报》期间，张恨水曾创作小说《八十一梦》，“我对军事是外行，就使出中国文人的老办法，寓言十九，托之于梦。既然是梦，就不嫌荒唐，我就放开手来，将神仙鬼物，一齐写在书里，讽喻重庆的现实。”房价、船票、打牌抽烟等重庆人日常生活，被演绎成荒诞不经的乱世图景：官吏大肆敛财、军官滥用武力走私贩私、百姓食不果腹……写到第十四个梦的时候，张恨水突然被请去“喝茶吃饭”，相邀的是一位跟他同乡的国民党高官，全程都很客气，菜肴也都是家乡菜。饭桌上话里有话，一开始是愿意出高价买断《八十一梦》的出版权，进而邀请张恨水去国民党政府任职，不需做事，只需领取干薪，最后发出了委婉的“邀请”：“有人问先生，是否想去息烽小住几年？”
息烽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地方，当时有“人间地狱”之称。张恨水明白，《八十一梦》是写不下去了。他在《八十一梦》单行本的楔子里表示：梦是做了八十一个，写也写了八十一个，但是原稿泼了油，结果被老鼠啃掉了，所以只能拿出来十四个。
《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在后方销量最多的一部书，在延安也广为流传，这一点让他觉得很光荣。
重庆期间，张恨水负责的副刊稿件三天两头被检查署删改，有的干脆整篇被毙，到后来，连往来信件都被拆封检查，行动受到秘密监视。但借史说话、言托上古，是他的专长，《最后关头》苦苦支撑了三年，最后再次被责令永久停刊。他马上转而开办《上下古今谈》，每天一篇杂文，以古喻今，借历史知识来讽喻当局的腐败和社会黑暗。每篇杂文皆因时事而发，针对性极强。
“在重庆新闻检查的时候，稍微有正确性的文字，除了登不出来，而写作的本人，安全是可虑的。我实在没有那以卵击石头的勇气，不过我谈了谈宇宙和苍蝇，这就无所谓了。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我们就可以谈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夫人之流，我们可以谈杨贵妃；说到大贪污犯，我们可以说和珅；提到了重庆政治的污浊，我们可以说雾；提到狗坐飞机，我们可以说淮南王鸡犬升天。这样谈法，读者可以作个会心的微笑，但我并没有触犯到当前的人物，他们没有理由扣除（稿件）。”
他最为得意的一例，就是政协初开时，灵机一动，转发了清朝隆裕的退位诏书。“这篇文字登出来了，在重庆竟是一个雷。”
张恨水自己后来对晚辈说，“我的职业是记者，爱好是写小说，钻研的是辞章，要做的学问是历史。”
但他的才能和爱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欢戏剧，年轻时曾经随话剧班巡演，后来亦不时登场串戏。24岁第一次到北京谋得报馆的差事，薪水不高，交完房费、饭费，身上只剩下一元。“这一块钱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果然是典型的北漂文艺青年！
位于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95号的张恨水故居，于2005年3月被拆
有一次，他的好友们在一起讨论，有人说他是散文比小说好，有人说他是诗比散文好。争执不下时，张恨水笑呵呵地说：“都不好，我的画好。”
甚少有人知道，在做报人和写小说之余，张恨水还当过美术学校的校长。1931年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就是他用稿费创办的。临摹《芥子园画谱》是他业余的消遣，也常常化名“画卒”发表绘画艺术评论，当时他的美术专科学校校址为清末光绪帝的军机大臣裕禄府邸，那里亭台如画，草木扶疏。张恨水就在校长室里写作，那几乎是他一生中写作环境最为清雅安逸的一段时光，在那之后，偌大中国就再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齐白石、于非闇、王梦白、李苦禅等人，跟张恨水私交甚好，在他的邀请下，都来美术学校任教。尤其是齐白石和王梦白，两人本素不来往，但因了张恨水的情面，促成了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张恨水还请来刘半农担任校董，刘半农对张恨水评价很高，在学校授课时就常常对学生说，张恨水是“小说大家”，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张恨水则津津乐道自己的月琴，是刘半农的二弟、著名音乐家刘天华教的。
1938年，陈独秀参加国民参政院的参政员竞选，落选了。张恨水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表杂文，宽慰陈独秀，“敢以老乡资格，告陈、高两先生曰：当参政而能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不但此也，使不当参政而能有补于国，纵此次被选为参政，吾人亦断断不愿二君之就聘也。”言下之意，即不愿陈独秀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所瓜葛。他虽与陈独秀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此前，有人给陈独秀戴上汉奸的帽子，闹得满城风雨，张恨水也第一时间站出来在报纸上发声支持，“要说他是汉奸，那为天地间的公道而说话，我断言那是冤枉。”
参政事败后，陈独秀夫妇来到重庆，张恨水特与报界同仁设宴为其接风。这是二人第一次相见。“先生已六旬，慈祥照人，火候尽除。面清癯，微有髭，发斑白。身衣一旧袍，萧然步行。”在重庆时，陈独秀的门生故旧视其为不祥物，无近之者，张恨水却经常登门拜访他，畅谈甚欢。一次两人在街头偶遇，陈独秀以物价高昂、天气闷热为由，告知张恨水说他要去江津定居。江津地处偏僻，消息闭塞，陈独秀生活拮据，陪都的政治气候也容不下这位老人。两人站在街头叙谈了半个小时，握别之时，陈独秀对他说，“等亡了国，我就披发入山。”
四年后，抗日战争还未胜利，陈独秀贫病亡于江津。张恨水是第一个在报纸上痛悼他的。此后数年，每逢忌日，他都会著文、赋诗，抒发吊唁怀念之情。
陈独秀不是孤例，当时知识分子在重庆的悲苦生活是令人唏嘘的，“所有在大后方的文艺人，没有一个能例外，都是穷得买不起鞋袜的。”过了黄昏摸黑坐，无灯无烛把窗开，等她明月上山来——这半阙《浣溪沙》就是张恨水书写的战时自况。无灯人家盼月明，而月明之夜，日本飞机又往往会趁机空袭。这种情况延续到了1941年才略有好转，当时由桂林的文艺人发起运动，呼吁实现“千字斗米”的稿费。
“千字斗米”是什么概念呢？战前，江南的米一担不足十元，有些小城市，四五元就可以买到一担米，一斗米也就是不到一元钱的标准。文化人提出这样的稿费要求，可以说是极低的。但到了战时，大后方的粮价惊人，重庆的米已经涨到了六七十元一斗。而当时文人的稿费，千字不过十元。“一下子要把稿费涨上去六七倍，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千字斗米运动，只是一句口号，决不曾实现，而文人也就为米焦碎了心。”
早年在北平，张恨水靠写文章养家是不成问题的，仅在通讯社的一项差事，月入就可以有一二百元，当时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写小说声名鹊起后，一支健笔不但供他安身立命，还支撑了弟妹们的读书与婚嫁。当时的小报上记载得出神入化，说张恨水如何因小说而富贵，在十几分钟内就收到几万元小说稿费，接着又拿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座王府，并自备了一部汽车。“这简直是梦呓。中国卖文为活的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去如此，将来亦无不然。”
真实情况是，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买下了他《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共约四千元，同时又约他再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稿费千字八元。这就是张恨水后来写的《别有天地》《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前后写了两年，稿费万余，在他的写作生涯里，算是少有的一宗大收入。
在《世界日报》时，他和成舍我因稿费闹分歧，起因是他弄丢了成舍我太太打的薪资欠条，“我认为成舍我是我们的朋友，他欠了我们薪水，有了钱自然会还。”但一年过后成舍我回到北京，张恨水向他讨要这笔薪水，成舍我却表示，没有欠条，恕难办理。颇感意外和失望的张恨水选择了辞职，他在报纸上发表《告别朋友们》，“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支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
张恨水曾对胡秋霞说：“女子无需谋职业，找到了丈夫就是职业。”他仍是旧家庭式的思维，大丈夫养家天经地义，等到了《南京人报》时期，他一个人要养近三十号人，其中十七八个还是念书的孩子。
张恨水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徐先生是徐孺子后代，家传规矩不应科举，不肯做官。当时张恨水15岁，“专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先生又是个布衣，做了活榜样，因之我对于传统读书做官的说法，完全加以鄙笑，一直种下终身潦倒的根苗。”
抗战胜利以后，读书人也没有过上好日子，币制紊乱，物价飞涨，“尤其按字卖文的人，手足无所措。”因为稿子寄出去，往往一个月之后才能收到稿费，月初约好了千字的稿费或许可以买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收到稿费的时候，却连半斤米都买不着了。有些报社和出版社体恤文人，想出一些变通的方法，比如预付一部分稿费，或者把稿费周期缩短到半月一结，最后发展到了每寄一次稿子，就得重新商量一次稿费，但这都不能挽救文字跟随法币一起贬值的命运。至1948年，纸价已经贵得跟布价相平，上海的书商，情愿囤纸，也不印书。
抗战胜利之后，张恨水回到北京，主持《新民报》北京版，把《南京人报》让给张友鸾去办。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勒令《新民报》南京版永久停刊。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桓逃去台湾时，卷走了张恨水存在银行的全部黄金。第二年初，郝漾前往张恨水家拜望，“这住宅只有南面一排房子，北面是一片荒芜的院子，远不如他早年在北京的住宅了。”见到故人后的张恨水竟顿时泪下。这年1月，北京宣布和平解放，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暂住在张恨水家，受到热情接待。张恨水也应邀参加中共在北京饭店为各界知名人士举办的宴会，听了叶剑英的讲话。
但到了3月，《新民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重要启事，宣布该报正式成立职工会，完全与陈铭德脱离关系，并解除经理张恨水和代经理曹仲英的一切职务。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发表了一篇《北平——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认为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的帮凶，行文尖刻，对张恨水刺激很大。
整个3月，《新民报》上类似的文章层出不穷，矛头直指张恨水，所列举他“勾结”的国民党官员，均是当时新闻界的伪报社长或新闻官，为了报社生存，张恨水不得不与之应酬。这种构陷让54岁的张恨水突发脑溢血，中风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
当时有一篇署名为“燕上寄”的文章在上海《新民报》发表，详细记述了张恨水的病情，尤其写到，“他和梅畹华一样，他们的经济情况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他们很有钱，其实都是干一天吃一天，在过去，家庭的负担很重，不可能剩下什么钱，可是一病倒，情况就很不好了。现在恨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家中的妇孺，除了上学的，都已从事劳动生产，太太是织线袜子的高手。”
老家潜山传来消息，张恨水的大房发妻徐文淑，因为置了少许田地，成分被划为地主。张恨水的母亲，也在前不久亡故了。
养病期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产生了中国文联，张恨水未能出席。会后，周恩来派人专程看望他，并送去了大会文件及一套《大众文艺丛书》。第二年，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召开，张恨水抱病出席。当周扬与他握手时，他用手指指嘴，表示自己说话能力尚未恢复，无法发言。
闲不住的张恨水很快开始“呀呀学语”，重新学习说话、写字、走路，拄着拐杖坐三轮车，遍游北京的13个城门，开始写一组反映北京巨变的文章。他之前创作的关于共和国成立前夕北京家庭的纪实小说《贫贱夫妻》却没能继续刊登。报纸编辑说，我们不敢把他写好的付刊，怕他的病一时不克痊愈，致后继为难也。
事实上，后来他的若干小说计划，或者没有写完，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被要求修改，退回无法出版。深感对新生活不熟悉，他退向历史，开始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历史小说，都是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有了稿费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才勉强得以保证。
1958年，张恨水（右）与马彦祥在西山合照
在他60岁那年的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特意问起为什么不见他的新作。张恨水答，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不久，周扬转达了毛泽东的致意：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晚年落寞，到了1961年，渐渐吃不饱饭，缺乏营养，无人照顾，高压升到240。当时极左思潮已经来袭，“复辟章回体旧小说”“鸳鸯蝴蝶派”标签在身的张恨水基本没有稿约，主要在家休养，自己写诗填词，陆续吟成数百首，无法发表，就誊抄在宣纸本上。一本为《病中吟》，一本为《闲中吟》。
这些书稿到“文革”时成了麻烦，一家人提心吊胆，张恨水舍不得销毁，东藏西藏，最后他的儿子张伍把书籍的封皮撕去，用油布包起来，有的藏在煤缸里，有的藏在床肚里。红卫兵来袭，他拿出周恩来指示他去文史馆的聘书作为护身符才勉强过关。
在孤独、寂寞中，他走完了自己的晚年。朋友都不来看他了，孩子们怕他物伤其类，也常常瞒着他报纸上的消息：周瘦鹃被“揪”出来了，张友鸾被“揪”出来了，老舍投了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了。72岁，他死在家中，除了给远方的孩子写信，临死之前，慰藉他的，就是案头一套《四部备要》，因为这套书可以没完没了看下去，看完一本，接着再看另一本。草间秋虫，早已歇了鸣唱。
（参考书目：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谢家顺《张恨水年谱》、马季《张恨水评传》、张伍《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等，一并致谢！）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