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包文化：权力转换下的身体述情和身份建构

 作者：刘汉波

 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

“表情”，顾名思义，是身体与情感共同兑现的视觉感官表达。在英语里，“表情”被“face”直截了当地诠释为“a facial expression”以及“the way something appears when it is first seen or thought about”。①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在线交流方式的不断刷新，一系列用来表述不同情感、模拟不同对话环境、适用于不同网络聊天语境的表情库便出现了，表情开始系统化、规模化、符号化，进而被生产与被消费，“表情”与“包”两个名词也便组合成了“表情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开始游离于公众视野并且只被视为一种社交软件附加功能的表情包，逐渐进化成互联网交流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焦点。表情包的发展和普及并非偶然，其成长史与互联网的发展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表情包的历史是互联网历史的一个分支。

人类的第一个数码表情符号可以追溯到1982年9月19日，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在电子公告板上输入了字符“：-)”，指涉的是人类微笑的面部表情。紧接其后，日本的颜文字(kaomoji)以更复杂的字符形式组成了更丰富的表情组合，如开心是O(∩∩)O，害羞是(//▽//)，生气是(^)。是时，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系统的字符模仿人类表情与肢体动作。如果说字符符号组成的表情流行于以网站门户为代表的“互联网1.0”时代，那么以五颜六色、样式繁多的具象化表情则紧跟着以论坛社区为代表的“互联网2.0”时代而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第二代表情包的典范，Yahoo Messenger中彩色的表情脸谱更精准地模仿了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在虚拟平台交流的需求。iPhone中的emoji表情系列也源于Yahoo  Messenger表情包，它甚至还在表情中加入了人种肤色的选择以达到更进一步的虚拟现实。随着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生活的日常化以及人们对虚拟现实需求的加大，人们在YouTube、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狂潮下进入了“互联网3.0”时代。这意味着互联网的运作逻辑由网站向用户提供单向图文信息输出，转变为网民与网站、网民与网民间的双向互动，最终进化为图文声影全方位的互动。此时，表情包发展到了第三代：它们不再局限于静态的表情展示，不再拘泥于简单的“能指—所指”识别，而是采取动态的表情来建构更具现场感和代入感的对话场景。此时，一个表情本身就具备了进行一场完整叙事的功能。而在动态表情日常化后，以“暴走表情包”为代表的静态表情赫然回归，并与动态表情包平分秋色。这些“暴走表情包”从视觉叙事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它们画面饱满、故事凝练、表情夸张，粗糙却通俗易懂，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这时候，表情包也不知不觉地迈入了“后现代时期”。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的日常交流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少地通过语言叙事和字符组合来抒发感情、表述观点和阐述事物，却越来越依赖模拟现实的表情包来获得视觉上的直观体验。在虚拟现实的大潮下，表情包经历了由文字到图像、由知觉到感官的跨越。

通过对表情包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中，人们的交流经历由知觉到视觉、从字符到感官的转变。与文字符号叙事不同的是，表情包叙事排挤了语言的想象空间，压缩了表述同一个义项所需的时间，通过直观的图像直接被人们的视觉感官接收。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将这种废除了语言符号所建立的共同尺度并以时间换空间的表意策略称为“图像句子”。在他看来，感觉和行动等所有理性体系的倒塌废除了叙事本来的模式，崇尚节奏和生命的微观运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②朗西埃所论的“图像句子”，实质上就是一种以视觉为表达形式的空间转向，表情包叙事也因此表现出其基本的功能：身体在场性的还原。

对于使用者个体而言，表情包通过重新赋意的运作机制实现了身体述情。在以往的互联网交流中，人的身体是不在场的，参与对话的双方无法直观地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动作，无法即时获得视觉上的情感反馈，要更为精确地描述一份心情、一种态度或一个判断，便需要更多的文字符号，电脑或手机前的身体似乎反而被异化成一台接受文字信息的机器，大脑通过识别对方传输过来的文字进行联想，进而释读出对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而人们在用表情包进行交流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模仿现实生活中的表情，虚拟出更具有浸入感、参与感和共鸣感的聊天语境。表情包在其应用过程中实现了它在词源学意义上的使命——“从面部或姿势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即“身体+情感”。因此，表情包的使用本质上属于一种身体述情。“述情”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意为大脑机制意识到情绪的存在，能够辨认并感知不同的情感，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述出来。③身体述情即用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等与身体有关的行为表述内心的情感。

从功能上看，用文字进行交流与用表情包进行表述的差异只不过是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的区别，是解读语言符号后进行联想与直观接收图像信息的区别。但从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表情包则让对话双方具备了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从而获得身体在场性的权力。齐格蒙特·鲍曼在论述空间的时候提到，技术的跃进致使时间/空间距离消失，一些人因而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消除了物质的障碍，使某些意义延伸到疆界之外。④文字符号的让位使得交流的双方直接感知到身体符号的存在，表情包通过视觉上具体的表情模仿和直观的动作虚拟，让原本含混而模糊的身体通过表情包获得了明确的呈现，个体由被动地接收文字信息后进行想象和解码，转变为主动并直观地进行身体述情。如此一来，在互联网交流的时候，虚拟空间便有了过程性和情境性，现实肉身的在场性被表情包这种“在线的身体”所感知并存在着。知觉的外部原因与其默想的内在对象分离开来，主体本身撤离了肉身而进入到想象性身体的述情中。这时候，人的身体便拥有了打破地理空间、代入具体情境、获得身体在场性并进行交流的权力。作为一个关键的社会学概念，“权力”的定义一度存在着争议。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控制他人、事件或资源的能力，马克思则将权力放置在社会阶级和制度去考量。而通过梳理表情包的起源、发展，并分析其运作机制，不难发现身体述情所指涉的正是身体与空间关系的改变，因此，对于使用表情包这个文化现象而言，权力更趋向于褔柯所说的“权力是一种势力关系，一切势力关系都是权力关系”⑤。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时候，也对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作出过分析。在他看来，身体不再被视为一个固定的生理实体，而是已经慢慢地渗入到现代性当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抽象符号介入到身体的意义延伸当中，身体变成了互动、占用和重新占用的场所。⑥在此意义上，身体述情在互联网交流的过程中集中地反映了身体如何获得了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并制造出具有存在感的虚拟情境。

具体而言，作为身体述情的表情包叙事，其内部运作机制是对身体的重新赋意，即参与到对身体的重新塑造当中。“重新赋意”(re-signification)一词最早出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研究英国战后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著作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重新赋意是从一个意义系统中借来的物品结合另一个意义系统的代码当中，以此来转变它们“既定的”意义，或者通过添加意义的方式对一个物品进行改造。⑦换言之，身体赋意是以添加意义的方式对身体进行符号化的行为。在互联网的语境中，身体无疑就是斯图亚特所说的“物品”。

近年“暴走表情”走红网络后，网民们对身体的重新赋意可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诸多“暴走表情”中，取材于《旺角卡门》电影片段中张学友的表情是一个使用率最大的表情之一。在该影片中，张学友打麻将时候侮辱对手的一幕被截取下来存作图片，网友们纷纷利用张学友的这张表情图像，配上不同的文字做成各种表情。无独有偶，德安杰洛·德内罗(D'Angelo Dinero)在一场TNA拳击比赛获胜后，流露出霸气的表情，他自信翘嘴的表情被网友们截取了下来，并恶搞成一系列的表情包。崔成国在电影《金馆长》中跟小孩子玩电子游戏赢了，八字眉的他绽放出奸诈的笑容，这一幕同样被截取制作。同样是八字眉笑容，姚明当年在火箭队赛后接受采访时开玩笑的一幕也被广泛地用于表情包制作。张学友、德安杰洛·德内罗、崔成国和姚明可以说是“暴走表情包”的“四大天王”。此后，《斯巴达三百勇士》中的杰拉德·巴特勒、《还珠格格》中的周杰、《情深深雨濛濛》中的王琳等人的表情都被大量用于表情包的制造。可见，作为照片的原始素材只是提供了一张具有表情的人脸，而广大网民却对其进行了重新赋意，实现了新的“意义生产”，重新定义了一个表情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表情包不仅具有通过虚拟表情神态或模仿肢体动作远程表述情感的功能，还可以产生“支配”和“改写”他人身体的权力。

当然，作为身体述情内部运作机制，对身体进行重新赋意能够得以实现和普及，有着其特定的生产语境和消费前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入正轨后，丰裕(Affluence)和共识(Consensus)促成了具备可观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Embourgeoisement)的生成，这就促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人物类型、社会行为安排和价值观，消费社会逐渐形成。随着消费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娱乐业全方位兴起，世俗文化成为“文化产业”，消费文化也开始以不同的面相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态里。而视觉消费，便是消费文化下的一种多变又普遍的面相。视觉消费，本质上属于符号消费的一种。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的渗透，迫使人们置身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物体系”的差异结构当中，消费过程在某个意义上形成了人参与“符号—物”的符号活动并从中获得一种幻象满足的过程。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被消费的“商品”，所有“商品”都是符号，所有的符号也都是“商品”。⑧视觉形象，自然也被纳入消费的范畴。如此一来，身体、行为和空间都被纳入这场符号活动中，不仅成为主体幻象的载体，而且成为符号价值的载体。在生产、消费和传播表情包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截取明星或网络红人的身体形象进行视觉上的重新赋意，实质上就是一种符号生产和消费。

对于个体而言，表情包是对身体的重新赋意，体现为互联网交流过程中身体述情的需要。而对于群体而言，作为大众文化表征之一的表情包则表现为群体身份认同的诉求。在表情包文化流行后，网民们往往通过表情包对某个社会热点、八卦新闻甚至公共事件进行戏仿式的观点表达和舆论介入，就连人民网、人民日报、环球日报等媒体的官方微博也开始使用表情包这种源自于民间和草根的表意形式。要探讨表情包文化背后的群体意义，必须追溯大众文化产生的文化背景。

大众文化出现的背后，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劳动意义的消解，乡村社群凝聚力的瓦解，宗教的衰落和科学知识增长。在此背景下，社会的世俗化、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劳动的单调化使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盛行，个体与个体之间充满着多变性和流动性。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将这样的个体所组成的人群称为“原子化的大众”。工业化和都市化造就了“原子化”，“原子化大众”像物理或化学复合物中的原子一样联系，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道德上的紧密联系，取而代之的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或临时的联系。⑨“原子化大众”的出现，意味着个体需要寻找新的身份求证方式。在过去，人们的传统身份有着明确的参照系，诸如家庭、邻里、宗教、商会等，人们根据这些参照系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取明确的身份指认。工业化和都市化侵蚀或弱化了过去的一切参照系，曾经可靠的群体身份遭到侵蚀，导致了个体身份的日益分裂。然而，曾经的价值参照系遭到了瓦解，断然不等同于“原子化大众”中的个体成员将一直无助地流动。这些“原子化大众”的成员是如何在统一意义的瓦解后聚集在一起，鲍曼给出了答案。他在探讨现代性的时候将这种人群称为“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人们暂时放下现实生活的角色，不追求永恒的、稳定的和严肃崇高的群体价值，而是怀着自己的兴趣在某个空间中寻找共同的意义，当他们在这个空间里被满足了需求、实现了想象或捕获了快感，他们便又返回现实角色。⑩

全球化、消费社会、感官技术和新型媒介的来临为“原子化大众”进入不同的流动或暂时的共同体提供了合法性和技术前提。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预测：“他们被同化进了一群日益没有个性的大众之中，受一种他们能得到的、替代社群和道德的唯一资源——大众媒介——的影响。正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产生了原子化的大众，产生了只能受大众文化形式所凝聚的群体，产生了迎合的大众市场的大众媒介。”(11)换言之，虽然工业化和都市化割断了人们原本稳固的群体价值和真实的社会联系，但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催生的大众文化却反过来为人们提供新的联系，让“原子化大众”在流动或暂时的共同体下经由大众文化获得更多群体身份指认的机会。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征，表情包的生产与消费让使用表情包的人组成了一种“身体消费共同体”或“图像狂欢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他们都置身于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现实的身份一度被掩蔽。他们可以通过表情包对某一事件发表见解而又越过了文字符号那种“白纸黑字”式的明示，拥有了僭越传统与权威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满足感下的幻觉，是虚拟话语权的昭示)，参与到社会事件的情绪表达、公共事件的观点阐发和文化事件的立场诠释当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获得新的身份定位，享受着在虚拟话语权中占领主导权的快感。这意味着，表情包在完成了个体身体在场性的述情使命后，又接下了满足群体身份诉求的社会任务。由此表情包叙事也便由个体的身体述情，跃升到群体的身份求证。

2016年1月20日，曾发表台独言论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周子瑜就其言论道歉后，明星林更新质疑其“背稿”，一批台湾地区的台独分子在Facebook上发表侮辱大陆的言论。中国最高人气的贴吧李毅吧(因李毅被称为大帝，所以李毅吧又称“帝吧”)的网友发起了用表情包攻陷Facebook的运动，名曰“帝吧出征”，当晚共有2000万名网民参与到这场狂欢化的表情包叙事当中。这场表情包狂欢使得网民们率先于官方主流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主动表述，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释读和回应主流意识形态所传播的信息，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事件的现场，甚至成为了事件本身。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之间的分野似乎有了新的调整，他们之间重新找到了某种微妙的默契。

2016年8月9日，在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预赛中，傅园慧最终以58秒76的成绩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子仰泳100米铜牌。其在采访中看似夸张搞怪但自然、乐观、可爱的喜感表情，获得了网民的青睐，傅园慧在采访视频中的表情截图也大规模地被网友们制作为表情包并疯狂流传。其爆炸性的传播性和话题性，不仅使主流媒体纷纷跟进，就连海外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甚至在外媒引发了“洪荒少女”一词的翻译潮。可以说，网友们因为表情包而重新聚集在一起，一边生产、消费和传播着傅园慧的表情包，一边见证里约奥运会。在表情包的狂欢中，主流媒体还没来得及在公共话语场域奠定传播基调的时候，网民们的表情包狂欢本身便已经成为了里约奥运会中的一项社会事件。

在“帝吧出征”事件和傅园慧之热中，都能看到在家庭、邻里、宗教、商会等过往给予大众身份的参照系被消解或弱化后，游戏化、娱乐化和狂欢化的表情包在“原子化大众”当中充当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冷媒介”，它的参与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更多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认为，游戏是大众艺术，是对日常压力的大众反应的延伸，是任何社会群体都必然会出现的专门化行为。(12)所以，在表情包叙事流行后，每逢社会出现某些公共事件，网民们都通过表情包对事件进行戏仿性的狂欢叙事。

大卫·哈维在探讨空间体验和艺术表达的时候指出，文化生产中对空间的处理和呈现，与创造者所要传达的真理和价值观有关；文化产品为人类表达意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始终都会把真理与价值观当成意义的重要内容。(13)大卫·哈维所指述的“真理和价值观”，实质上就是文化产生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面相，在美国政治学那里，它被阐述为具体的信念类型；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又成了经济决定论和资本社会下扭曲的假象；而在当代欧洲的一些学者那里，意识形态可以是科学知识、宗教、日常信念等任何一套信念。但无论何种解释，都呈现出这样一种共识：意识形态是一套信念、态度和见解，它们或紧密或松散地结合在一起。(14)表情包作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对象，在虚拟空间中既通过重新赋意完成了人们身体述情的需要，又凭借其“冷媒介”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满足了人们在虚拟空间的群体身份诉求。这些加之于个体和群体功能背后的，必然有着一套支撑其运作的意识形态。诚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15)在表情包文化里，这种“支配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可以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狂欢化、公共事件的娱乐化、主流边界的模糊化。这些意识形态都是权力转换的直接指认。霍尔谈及意识形态的时候指出，所谓“意识形态效果”就是在任何时期内，社会形构中的不同真实领域间的相对权力与分配，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中权力关系的效果。(16)表情包文化背后的权力转换，实质上就是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一场探戈，他们之间找到了相互试探的方式，彼此间产生一种微妙的赞同，形成新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对话的关系。

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体现为否定的权力。表情包可以取材于某个电影或视频片段，可以随意被现实生活中任何身份的人加以改造并重新赋意，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事件本身。表情包的使用日益成为日常交流的一种常态，各式各样的表情包凭借其对日常生活的强大浸入性，达到狂欢化效果。“狂欢化”(Carnival)的概念源自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小说的研究。在他看来，围绕着“高”“低”地位的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往往通过戏仿式的狂欢而被暂时颠倒，让社会内部严肃的东西显得滑稽可笑。(17)通过表情包，人们随意地改造和揶揄社会秩序内部严肃的东西，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否定着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打破现实生活中身份的差异，获得一种“身份平等”的安全感。表情包文化使得网络生态在狂欢的基调下滑向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境遇，给已经完成或将要发生的一切融入一种乐观的否定精神。

公共事件的娱乐化，反映为介入的权力。表情包文化使得人们开始用身体去言说观点，用表情去记录日常，用戏仿去介入事件。在表情包流行后，每当有新的公共事件出现，网民们便可通过表情包戏谑性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当一批网民通过表情包传达出对某一事件的看法，甚至将某一事件的现场、事件相关人员的照片或视频制作成表情包，传播主体被符号化、消费化包装后，传播效果能够得到显著提高。表情包凭借其直观的视觉形象和极具粘着性的传播效果，使得网民们具备了进一步介入到公共事件的权力，并让事件本身作为娱乐对象而被消费。

主流边界的模糊化，表现为消解的权力。表情包文化在公共事件的娱乐化中消解着传统话语的严肃叙事。面对日常生活和公共事件，表情包以其爆炸式的生产能力与传播能力让表情包叙事走在主流媒体叙事的前面，甚至构成事件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表情包为主流与边缘的界限增加了弹性。“在涉及时事的表达中，表情包是一种公共修辞策略，其实就是对政治分寸、传播潜力、语义结构、话语安全与修辞智慧的不断拿捏和试探。正因其解释的模糊性，各种解释之间不再像书面文字时代是一种被压制与服从官方话语解释的关系，话语霸权被极大地稀释了，这些图像叙事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草根立场。”(18)

表情包文化的这系列意识形态揭示了文化符号趋于影像化的生活图景、交互方式和认识图式已经成型。表情包文化来自于大众，是大众对自己的兴趣和体验方式自发的表现。对于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在强烈的浸入性和代入感下，表情包文化更是以媒介影像为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转换。它回避了主流媒体话语中的严肃话题、理智角度和政治意识形态赋予的使命，以直观的身体述情、浅显的感官互动兑现狂欢化的虚拟空间，并在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撑下，使得“图像句子”一度对社会上固有的阶级话语进行反谑和戏仿，对日常生活的语法进行改写，对身份想象进行换喻。

注释：

①参见《韦氏大词典》中的“face”词目。

②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③Taylor G,Disorders of Affect Regulation:Alexithymia in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Illn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④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1页。

⑤吉尔·德勒兹：《褔柯·褶子》，于奇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⑥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Polity,1991。

⑦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⑧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⑨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24页。

⑩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8页。

(11)MacDonald,D,A theory of mass culture,Glencoe:Free Press，1957年，第11页。

(1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

(13)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8页。

(14)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15)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n 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Lodon:Verso,1994。

(16)唐维敏：《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17)Bakhtin,Mikhail,Rabelais and His Worl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5。

(18)郑满宁：《网络表情包流行与话语空间转向》，《编辑之友》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