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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分子科学前沿
1982年3月13日，一项叫做“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新鲜出炉。
那一天开始，一度在部分市、县试行的限制生育政策被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虽然计划生育的政策确实有效遏制了当时人口的飞速增长，但是这也形成了中国生育政策与家庭个人生育需求之间的重大反差。
或许很多人都听说过，当初施行的计划生育计划有多么疯狂。
强迫做人流都还是好的，到了6、7个月去引产什么的也屡见不鲜。
家门口天天有人守着巡逻，各种查人口，生了孩子的妇女被强迫放上节育环。
在过去，节育环似乎是听得最多的避孕工具了，据说它不会影响生活，也“安全有效”，可以避免怀孕（怀孕几率≤1%）。
可事实上，似乎也不那么安全有效，有人因为放环导致了宫外孕。
▲ 各种形状的节育环
这样一来，也极大地促进了避孕药物产业的发展。
每天吞一片小药片，怎么也比在身体里放一个环来得容易。
但是，比起现在的毓婷广告满天飞，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连激素都做不出来。
女用口服避孕药的主要成分即为性激素（卵泡刺激素与黄体生成素），负反馈作用于垂体与下丘脑，抑制排卵，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
直到他的出现，才带领着人们找到了合成激素的光明大道，还做出了中国第一种口服避孕药。
那么，他应该是“中国避孕药之父”？
不，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未免太轻描淡写。
他为了中国的甾体激素合成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为中国有机化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有机化学合成的基石。
▲ 黄鸣龙，中国著名化学家
他的名字，还在上千个有机化学人名反应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黄鸣龙还原”，是第一也是唯一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有机化学反应。
…
1898年，黄鸣龙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苏扬州。
世纪交接之际，也是内忧外患纷扰的时候。
战场上，各种药物的短缺往往成为士兵死亡的重要原因，病死的士兵甚至比战死的还多。
战士们无助的眼神让黄鸣龙感到很难受。
虽然家境清贫，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学习药学。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药师。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第二年，德侨们都被送上了船，被遣返回国。
黄鸣龙则作为随船的药师，也一起到了德国。
能够出国深造一直是他的愿望。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能供他学习。
他的哥哥黄胜白节衣缩食，供他在柏林大学读书。
在院长汤姆斯教授的教导下，他完成了他的论文——“植物成分的基本化学转变”，还在192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哲学博士的拥有人并不一定修读“哲学”。所谓哲学博士，是指拥有人对其知识范畴的理论、内容及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认识，能独力进行研究，并在该范畴内对学术界有所建树。因此，哲学博士基本上可以授予任何学科的博士毕业生。
▲柏林大学
学成回国的黄鸣龙信心满满，希望能有所建树。
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的主任，卫生署化学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专科学校药科主任。
他希望能进行中药的研究，或者合成新的药物。
可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实验材料，甚至没有合适的实验室，黄鸣龙根本不可能在药学领域有所作为。
10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过得有些浑浑噩噩。
没办法做实验，不能做研究，连想看一眼最新的期刊都几乎不可能。
1934年，他的二哥得到了公费到德国进修的机会。
得知这个消息的黄鸣龙立刻辞去了身上的职务，又一次去了德国。
由于荒废了太久的专业知识，他已经有些跟不上学校的节奏。
只好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柏林补做有机合成和分析的实验，学习新技术。
上世纪三十年代，甾体化学是有机化学领域的热点课题。
德国的先灵药厂也进入了甾体激素药物的市场，彼时的黄鸣龙，也进入了药厂做研究员。
在那里，他研究了胆甾醇结构的改造，研究了女性激素的合成。
三十年代末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愈发严重，德国的形势极为严峻。
黄鸣龙不可能继续留在德国，再加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取道英国，回到了国内。
那是1940年，抗战的烽火还在熊熊燃烧，回到国内的黄鸣龙留在了大后方。
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府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
战争时期的科研条件可想而知，能用于实验的设备和试剂甚至比十多年前更加匮乏。
黄鸣龙选择了山道年作为他的研究材料。
这是一种从菊科植物茼蒿的花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在当时被用作驱虫药（最初的“宝塔糖”）。
他经常跑到药房中，买上一大堆驱虫药，将其中的山道年提取出来做研究。
1942年9月，日本侵略者正从滇缅公路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扑来。
昆明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时常响起的防空警报撕扯着每一个人的心。
▲ 山道年结构式
人们挤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挨到了黄昏，警报解除，人们才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家中。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防空洞中只剩下黄鸣龙一个人。
他还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白天的实验，思索着那个异常的现象。
天空中已经镶上了闪亮的星星，他仍然挪不动自己的脚步。
忽然之间，他像是被闪电击中，脑子里闪过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构型。
他飞奔回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在灯下奋笔疾书。
当黄鸣龙还在德国的时候，他就和同事一起研究过山道年，想要将山道年中的双烯酮酚反应应用到性激素的合成中。
当时的黄鸣龙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有了别的发现。
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有着不同的立体构型，经双烯酮酚反应后，变质山道年的构型会发生变化。
▲ 变质山道年结构之一
有机化学家们对变质山道年进行了探索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构型，只是这三种构型，似乎缺了点什么，相互之间并不能互相转变。
然而，就在那个战火纷飞、警报频催的防空洞里，黄鸣龙却发现了这缺少的第四种构型，变质山道年的立体构型之间终于可以互相转变。
这在天然有机化学中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为阐明山道年的绝对构型与全合成提供了依据，也为有机物的内部奥秘的探索开拓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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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山道年的四种异构体能够成圈地互相转变
正当黄鸣龙的研究渐入佳境，他也开始在化学界小有名气的时候，战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已经低得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别提什么科学研究。
黄鸣龙只能急得干瞪眼，却无能为力。
眼看着研究中断，进度停止，他只好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到了哈佛化学实验室进行研究。
如果说对山道年的研究让黄鸣龙在化学界小有名气，那么在哈佛，黄鸣龙真正让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化学研究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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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龙（右）在德国先灵药厂实验室
Kishner-Wolff还原，是将羰基（尤其是在酸性条件下不稳定的羰基）还原成亚甲基的一种化学反应。
这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还原反应，可却要用到昂贵的原料——无水肼和单质钠，实验的总时长更是长达3~4天。
一次，当黄鸣龙利用Kishner-Wolff还原做萘醌中间体的还原实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
可昂贵的原料已经加进去了，这时候放弃实验实在是太浪费。
他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想着，先试着做一下，反正最多就是浪费几天的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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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hner-Wolff还原
实验结束，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甚至比按部就班的Kishner-Wolff还原得到了产量还要高。
有戏！他拿出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仔细地分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