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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6年以来，北京、广州、深圳、南京等地相继划定了人口规模红线，严控人口话题屡屡登上热门榜单。近日，上海人口“天花板”控制规划火热出炉，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一时间引爆关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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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知名人口学者，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以及知名学者黄文政表示，这一调控目标不利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削弱创新力的同时，将进一步推高房价，最终将导致低生育率的恶果，引发人口危机。”
这是今年短短8个月时间内，梁建章第三次关注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议题。他再次呼吁，城市规划应当从服务民众出发，放开大城市人口限制，释放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创新力。
在梁建章看来，创新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纵观世界各国，科技和文化创新中心往往汇聚在人才最集中的大城市。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人口规模优势体现在对本国或本区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上。
年轻人，是创新和创业最活跃的力量。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将让很多创新机会消弭于无形。梁建章用一组数据做了详尽说明：截至2015年末上海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万人，如果到2040年完成了25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意味着24年时间里常住人口增加不超过85万人，年均增加不超过3.54万人。
年轻人流入被阻的同时，上海却面临老龄化困境。根据上海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18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500万，2020年将超过540万人。与老龄化加剧相伴随的，则是低生育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的生育率大约为0.7，只有更替水平的1/3。“如果到2040年上海真的将人口成功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届时上海的人口结构将空前老化，这将严重削弱上海的活力，让上海在创新方面被深圳、北京远远抛在后面。”梁建章直言。
对于“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互联网创业之问，梁建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取消严格的户籍限制政策，把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上海才能充满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除了严格的户籍政策，高房价为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设置了一道高门槛。
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之一，便是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土地使用。在上海市的最新规划中，对建设用地总规模提出了“负增长”要求，这意味着上海土地供应的减少，势必进一步推高房价。8月中旬，上海诞生了三块地王，其中一块创下中国土地成交史上最贵地王纪录，楼板价近15万/平方米。
梁建章坦言，严格的人口控制和土地限制政策，将使上海变的更加拥堵和封闭，很多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上海。从长远来看，香港和新加坡对土地利用的不同方式表明，严格控制土地将严重抑制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拉低经济发展速度，加剧贫富差距，大幅降低民众的生活品质。
梁建章表示，推出“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基于“人口多导致城市病”的错误观点。事实上，交通拥挤、入学难等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多，而是由于城市规划不足所引起的。如果上海以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为基础进行规划，难避免造成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即便能够限制常住人口增长，但随着城际交通网络更加顺畅，上海作为华东最发达的医疗和教育中心，会吸附越来越多的区域人口涌入，反而有可能加剧城市病。
梁建章认为，人不仅是城市的负担，更是城市的贡献者，而且平均意义上贡献大于负担，大城市病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切实的措施来治理和解决。人口更多的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更高，因而更有条件解决大城市病，东京、纽约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其首位城市的人口也会越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的人口规模明显偏小。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上海建成区的2177万人口（不含建成区以外人口和农业人口）在全球仅排在第5位，远低于东京的3724万、首尔的2287万。据测算，上海建成区人口规模达到5000万左右，并按照这个规模进行城市规划，才有可能达到经济意义上的均衡，充分发挥出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
在梁建章看来，城市规模越大，各行各业的人才就会聚集得越多，创造力就越旺盛。更多的人口将会给城市建设带来更大需求，为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孕育更好的环境。如果上海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由此激发出的创新机遇将无与伦比，不仅引领国际超大城市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助推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
因此，梁建章建议，合理的城市化策略绝对不是仅仅发展中小城市，反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特大城市的投入。“上海应该放弃限制外来人口的思路，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大的城市，让更多的人来上海安居乐业。如果上海能吸引到更多的人口，将会爆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中国的城市都不应该忘记，人，也只有人，才是城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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