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系列报道的第三篇，对梁其姿《面对疾病》和罗芙芸（Ruth Rogaski）《卫生的现代性》的「文本重读」。全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反抗，无疑将成为当代中国医疗史的重要章节，结合两位学者此前的研究，我们或许会因这场疫情，一窥中西医相遇与融合后所激荡的丰富社会文化意涵，并理解现代卫生制度下我们的医疗世界观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以疫情爆发后各路媒介的表现为参照，作者罗羽进一步思辨地分析了媒介生产的集体情绪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身体的隐喻性认知。由此，我们对疾病的认知范围将得到扩展。
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一个转型是，人的认知方式从通过主体来获取经验认知，变成了通过抽象身体获得体验的认知，Umberto Eco 的符号学将这种日常认知体系的转型叫做「可感世界」。可感世界中，人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符号承载的空位，而媒介变成了不仅限于输出信息的全能工具。这包括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媒介制造的场景结构让你深深嵌入了其中的集体表象和集体情绪，二是媒介制造的情绪隐喻和返身性认知影响了现实中的自己。
医疗史最大的两个命题莫过于作为社会现代性基础的卫生制度如何变革了社会组织，以及媒介生产的集体情绪如何了影响你对身体的隐喻性认知。研究中国医疗社会史的学者梁其姿在《面对疾病》和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在《卫生的现代性》中都论述过前者，简要而言，我认为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卫生话语在建设公共卫生系统和卫生反应机制中形成了新的卫生治理场域，这与传统宗族社会中乐于把患病者信息压缩在乡里内部的常规做法产生了冲突，这就使得现代性过程中，公共卫生系统也进入了传统社会自以为的「私人领域」。卫生话语重新在传统养生系统的内部渗透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尺度，形成了基层社会中西医混杂的医疗世界观。接下来，卫生权力的隐喻通过卫生公告和应急处置促进了宗族自治社会必须和公共系统主动融合，这些权力隐喻可能简单到只是村里的公共喇叭，但从根源上重构了一套运作模式。其二是卫生制度塑造了现代社会分工重要的基础规范，形成了一整套由卫生机构组织构成的个人公共生活和家庭义务，服从于应急卫生治理；同时也重新生产了卫生制度下的生活经验，包含家务、公共礼仪和公共社区环境。所以卫生制度的现代性不仅限于「卫生」一个单一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它也是过密化、流动性强且互相渗透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几个最基础的社会座驾之一。这套卫生体系直接决定着社会是否可以运转。
从个体本身来看，在中西医观念混杂的大背景下，因为媒介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保健品产业或者自媒体阅读（包括养生和心理关注）重构了我们对于身体的亲知知识。这也包含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对于精神状况的自我反思，心理学和精神病症基础常识促成了个体对于精神状况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文化首先是社会关系化的 —— 将负面精神状况视作某种人际关系创伤的找补；其次是精神状态的躯体化，相较于直接接受精神症状的自我反思，我们更愿意用「头疼」「不舒服」「身体抱恙」的方式来解释负面精神情绪。二是养生文化的重构。补养的需求和对虚弱的恐惧，形成了很多前工业文化的猎奇饮食遗留和与食品工业背离的补养饮食结构。且这种奇妙的话语倒错制造了许多「奇妙」的公共观念，比如皮国立所著的《虚弱史》中提到，20 世纪中期很多副肾皮质荷尔蒙制剂非要在广告中强调「保精」「固元」的概念；而诸多明明是含酒精的草本制剂却喜欢往「补钙」「补脑」上去靠。这种对于虚弱的焦虑也行成了相关的工具性概念，以强化前述的猎奇饮食文化，最经典的就是东亚中年男性的阳痿焦虑。这种焦虑的诞生包括父权宗族结构的生育焦虑，以及不健康的社交生活方式，还有一种长期的被阉割的焦虑（被开除男性身份的焦虑），这些都通过中年男性主要的权力场逐步渗入一些反工业潮流的饮食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药材泡酒，生蚝韭菜羊腰子论，野味进补论等。这些不仅是反食品工业潮流的，而且反卫生话语。
而疾病的隐喻又是在卫生系统的空隙中生长的衍生产物，包含疾病的文化意义观念和对疾病者的身份歧视。前者构成了疾病引发的公共精神重置、恐惧与焦虑。全景敞视下的疾病是一种象征权力之间的中断性事件，事件引发的是规范生活系统的运行断点，也引发日常经验框架的失范，使得集体情绪开始重新看待和解读公共事件之后的可感世界。正如当下，规范生活的抽离瞬间让符合常识的生命经验显得无所适从，这包含对于规范生活失范的焦虑，也包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整体而言，现代人类是一种秩序生物，有着由于现代分工体系和完善历法带来的时间感，也有强烈的规范生活依赖。自我意识在对于外部不确定世界的处理上，倾向于用公共尺度和道德经验使外部世界秩序化，而当这种秩序化受到冲击后，产生的则是「被悬置的焦虑」。不过，焦虑和恐惧在疾病事件中还有些许区别 —— 恐惧是对不确定性带来的象征威胁产生的应激性反应，而焦虑更多来自被悬置的不适感。与此同时，媒介生态提供了这种情绪的出口和强化。首先，由于恐惧情绪的存在，公众更加依赖于媒介信息给予的可置信承诺，包含对于疾病的准确数据报告、地理分布、准确的定性推定以及卫生反应机制的效能。由于现代媒介不再以「包办人」的方式出现，大量不同源头的信息交互，让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错位。这种传播逻辑，并没有补偿人们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反而可能显得更不可控。公共情绪的需求和科层机器运作间的空白区域，成了恐惧情绪互相碰撞、各种消息汇聚和话语冲突的场所，这个场所是没有明确界限的话语空间。其次，被悬置的焦虑来自于规范生活经验的解体，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媒介建立广泛的共情认同。焦虑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规范性生活，这包括卫生制度下渗至一般家政中，同时也包括文化领域的公共参与需求。于是，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议程形成了全民审议的公共景观，而这种体系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加强和对卫生运作本身的监督。事实上，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失能，是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社会机器本身的内部矛盾，但也不仅限于此。
Graham Harman 等人的「思辨实在论」某种程度上是欧陆哲学的前沿，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社会各存在物互相关联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社会实体。Iain Hamilton Gran 的「动力流理论」就是在审查社会实体是如何通过替代因果性呈现的。举个例子，对所处的可感世界，我们不是通过地质学纪年和地质学事件来认知的，而是媒介和意义系统：文本完整地去建构了一套人造有机体，构成了我们对社会生态的认知。当今这个更为复杂的人造有机体世界给了我们规范的生活，无尽的安全感和秩序性，也给了我们最基本的公共尺度。不过，用于秩序化可感世界的集体表象，其本身是无法完全包容偶然事件以及颠覆性事件的，秩序生物对于秩序的集体依赖，如《原始思维》一样，在前逻辑时代就是集体秩序感的编排，而这种集体表象的互渗性，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模式和集体体验。于是，在更为成熟的现代性可感世界中，如果这种集体表象出现破窗，反而会成为集体自我怀疑的最小支点。相对于二十世纪，这种秩序感的破碎如今可能更为容易，秩序生物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自我矛盾，也是公共负面情绪的最小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