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几年前学生问我的问题：士族门阀是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
当时我给出的答案，是官僚政治。
在《波峰与波谷》中，阎步克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更加清晰，现结合阅读的其它文章和自己的一些理解，将门阀政治的问题梳理如下。
士族门阀的性质：
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
“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
而官僚，则是指门阀制度下的官员，虽然官职的高低受家世门第的影响，但依然是由朝廷根据
“品级”进行的任命，而不是血缘关系下官职的完全世袭。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所以，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并没有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
士族的溯源：
当西欧骑士的先祖们还在茹毛饮血之际，中华大地上的贵族风范已经蔚然成风了。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已初具贵族精神的雏形。
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但它的基本精神在“士”这一群体中得以传承。
随着战国结束，传统宗亲贵族逐渐消亡，本处于较低贵族阶层的
“士”凭借着数量优势，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引领者，并一直顽强发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辉煌年代，它的代表就是“士族”。
士族是
“士”、儒学、宗族三者结合的产物，产生于汉代。
汉武帝尊崇儒术，儒家思想自此逐渐凌驾于百家之上，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儒生和习儒学的士人开始获得政治身份，如有世家大族累代为官且世传儒学，就走上了士族化的道路。
——摘自张俊华《时代的怪象还是贵族的余晖？》
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
东汉士族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
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
“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
其次，
“统治集团的封闭化”。
因政局凶险，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不光在魏国、吴国，就连偏居一隅的蜀国也是如此。尽管诸葛亮治蜀，后人盛赞其
“选贤任能”；然而功臣子弟们居官执政的趋势，在蜀国同样昭然可见。……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
第三、
“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也给士族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中国的王朝更迭，也可以看成是另起炉灶、清洗腐败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西晋的刘颂，就把改朝换代看成一个
“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然而刘颂随即指出，由于魏晋更迭用“禅让”，未能“洗心整纲”；晋廷所依靠的仍是“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曹魏的高官及子弟。那么前朝所积累的腐化、老化和世家化的因素，就原封不动地带入了新朝；对他们，王朝只能优容、纵容以换取其效忠。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禅让”所造成魏晋间官僚家族权势的连续性，是促成门阀发展的催化剂。
第四、西晋时还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王政治。
本来，秦汉帝国是靠法治来维系专制的，不靠宗亲，并以严厉的
“削藩”措施抑制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可魏晋间“封建”的呼声，忽然高涨了。司马氏决意重用皇子宗王，令其在外都督一方军事，在朝则担任要职。
唐长孺先生认为，重用宗王表明，在贵族政权下，皇室是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的。这种
“第一家族”的形象，比起秦汉帝国的皇帝来，无疑是一种降格；因为任用宗亲，靠亲缘维系皇权，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也属于“退行性”政策。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第五、
西晋政局其实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它可能维持优容士族的现状，但也可能逐渐回归集权官僚政治的
“常态”。然而此时，
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轨迹，与士族的发展轨迹发生了交叉。
“五胡乱华”
使洛京倾覆
，
北来的琅邪王氏等百余家士人
，
在江左拥戴宗室疏属司马睿为帝。江左微弱的小朝廷
，
随即成为南渡士大夫发展家族权势的沃土。
他们构成了五朝侨姓门阀的基本阵容。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