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叶炜：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

叶炜《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期）

论文提要： 通过唐人撰写的唐集集序，可以了解唐人文集编撰时作品数量、分类、次序等原始信息。本文从唐人文集的编纂与唐人文集的原貌入手，从表、状分化与文体生成及其稳定的角度思考“状”的成立问题。在唐代公文体系中，“状”至迟在开元年间已经独立，但“状”在文集中作为文体类别的明确出现，还要在七、八十年之后。在此期间，文集中表、状混淆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一过程，也是“状”与“表”分离并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过程。

关键词： 唐代、文集、集序、状、文体

阅读导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唐人集序所见“状”之文体

三、唐人文集中的表、状名称混用现象

四、结语

“状”是唐代最为重要的上行公文之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达皇帝的状，一类是级别较低，在官僚系统内部使用的状[1]，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前者。在唐前期史料中，缺乏上达皇帝的“状”。对这一现象本身，学界并无异议，但对此现象的解释却并不相同。吴丽娱先生从表、状功能分化的角度讨论了“状”的兴起问题。她认为，唐初直接被称为“状”的公文不多，而且最初上给皇帝的表和状在用法上并无太严格的区分。此后，表、状的用法渐次分明，状的奏事意义愈发明确[2]。郭桂坤先生认为唐前期各类别集、总集中表的数量不少，而状则几乎不见踪迹。他解释的思路，是区分表和状的上奏主体，将表视为具体臣民的上奏，而将状视为代表官僚机构之官员的上奏。代表机构的上奏不大体现起草者个人的文学水准，因此内容及格式相对完整地收入文集中流传的概率极小[3]。

综合而言，对于唐前期称为“状”的公文不多这一现象，吴丽娱先生认为是表、状功能尚未分化，郭桂坤先生则认为是代表机构上奏的“状”没有被收入文集。

郭桂坤先生的看法颇有启发，牒等公文不被收入文集，可能确与不能体现起草者个人的文学水准相关。但对于理解状而言，还存在一些疑问。姑且不论在唐前期将“状”视为代表官僚机构的上奏是否完全准确[4]，即使将唐前期的“状”视为机构上奏而未被收入个人文集，也还存在一个现象难以解释，就是与唐后期相比，唐前期尚书诸司的上奏也并不常见，它们在玄宗以后才多了起来。那么，唐前期文集中不见状，唐后期文集中常见状，或许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作为机构上奏未被录入文集，而是与状的实际行用情况以及时人对表状关系的认识有关。因此，吴丽娱先生的表、状功能分化的思路还有继续推进的余地。本文希望从唐人文集的编撰与唐人文集的原貌入手，从表、状分化与文体生成及其稳定的角度思考“状”的成立问题。

李昉于北宋前期编撰了《文苑英华》，它是继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之后，又一部按照文体编录的诗文总集。二者编撰时间相距400余年，均采用以类相从的编撰原则，正可以作为文体发展史上的两个标杆，其差距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标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文体的分合与发展变化。

《文选》分为39类，分别是：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5]

《文苑英华》分为38类，分别是：

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

二者对照，相同的有22种[6]，在《文苑英华》新增文体如歌行、杂文、判、状、露布、疏等文体中，“状”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在唐后期，“状”成为唐代最为重要的政务公文之一。唐玄宗开元末年编撰的《唐六典》卷一记：“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注文曰：“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7]]对注文的理解，学界有不同意见。从唐代实际行用的情况来看，表均为上皇帝者，而状既有上皇帝的，也有上宰相机构或宰相个人，还有上其他机构或官员的，状的行用范围较表更为广泛。关于唐代上皇帝之表、状的公文格式特征及其差异，学界也有揭示[8]：

表：

臣某（名）言：云云

年  月  日    某官臣某某（姓名）上表

状：

某事

右，臣[ 等 ]云云。请（伏望、伏愿等）云云。谨录奏闻（谨具闻奏等），伏听（候）敕旨。谨状（奏）。

年  月  日    具官封臣姓名[ 等 ]    状奏（谨状、谨奏等）

唐代作为公文的“状”是如何形成独立文体的？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

首先，唐以前是否存在作为上行公文的“状”？据蔡邕《独断》，汉代上行文书的主体是章、奏、表、驳议，没有“状”这个名称。现代学者根据《后汉书》列传著录总结的44类文体中，也不包括“状”[9]。不过，在近年公布的岳麓秦简中，发现了《为乞鞫奏状》等称为“状”的公文。这引起了学界对汉代“状”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汉代存在作为公文的“状”，不过也有学者坚持认为，汉代的“状”不是文书，而是情况、状况、事情经过的意思。对魏晋南北朝公文书的研究中，中村圭尔先生将“状”列为一种，并结合史料做了简要的介绍[10]。但从史料中的运用实例来看，目前除了已列入《文选》分类的“行状”之外，魏晋南北朝的“状”仍旧主要作为情况、事情经过来使用的。总之，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情况来看，“状”是否为一独立的上行公文类型，尚存争议。在这一背景下，《文选》未将“状”列为独立的一类文体，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就唐代而言，玄宗开元之后，传世史料中所见“状”明显增加，在文集中也有所体现，出现了篇题为“状”的文章。如《张九龄集》中便有数量颇多的奏状、贺状、谢状等，但这些篇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唐代文集原貌的反映，尚存很大疑问。“自广明（880-881）丧乱，天下文集略尽”[11]，今天所见唐人文集，绝大多数为宋代以后甚至明清时重新编纂，难以见到唐集原貌[12]。能够更为准确体现唐人文体分类意识的，是唐集之卷目。唐人编撰文集多以文体分类，“各以类分，分为卷目”[13]，“卷目”或称为“集目”[14]，是文体分类的直接表现。从《文苑英华》以及诸别集所收唐人撰写的唐集集序中，可以了解唐人文集编撰时的文体分类情况。因此，我们打算从唐人所撰集序反映的唐文分类入手进行考察。由此将看到，唐宪宗之前编撰的文集中，尚未见“状”之卷目。从“状”在公文体系中的明确到其在文体分类中稳定、沉淀并在文集中显现出来，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唐前期的集序，多记载文集之卷数，但对具体篇章分类情况没有说明。如吕才《东皋子后序》、杨炯《王勃集序》、卢藏用《故陈子昂集序》、韩休《苏颋集序》等都是如此[15]。今见有明确文体分类信息的记载，始于代宗时期，也就是“状”作为公文之一已经获得明确之后。

杨极文集编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李华《杨骑曹集序》称：“捧君之集十卷，诗、赋、赞、序、颂、记、策，凡一百七十五篇。”[16]杨极文集中既无表、也无状。更加普遍且与本文研究更为相关的，是唐人集序中所体现的文集有“表”而无“状”之情况。

约在代宗广德元年（763），独孤及应萧立长兄之邀，为萧立文集作序：

抆血散帙，缉其遗札，得诗、赋、赞、论、表、启、序、颂、铭、诔、志、记凡若干篇，编为五卷，以为集录。[17]

肃宗上元二年（761），玄宗朝中书舍人，“掌诰八年”的孙逖去世，后人编文集二十卷[18]，代宗永泰元年（765），颜真卿为孙逖文集作序：

公凡所著诗、歌、赋、序、策问、赞、碑、志、表、疏、制诰不可胜纪，遭二朝之乱，多有散落。子宿、绛、成等，夙奉过庭之训，咸以文章知名，同时台省乃编次公文集为二十卷，列之于左。[19]

开唐古文运动先河的李华，去世于代宗大历元年（766），不久以后，其子李羔为李华编撰文集。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自监察御史已后所作颂、赋、诗、歌、碑、表、叙、论、志、记、赞、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长子羔，字宗绪。编为二十卷，号中集。[20]

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崔日用去世于玄宗开元十年（722），五十年之后，其孙崔儒请崔祐甫为编撰完成的崔日用文集作序，序称：

公薨五十载，嗣孙起居舍人〔崔〕儒以文事主，便蕃禁闼，追怀前烈，思有以发扬垂裕，奉昭公之文集以请焉，伏览碑、颂、志、论、章、表、赞、序凡五十余首，诗几三百篇。[21]

权德舆曾为其曾叔祖权若讷编辑文集，作于大历十四年（779）或建中元年（780）的集序称：

其余表、笺、启、铭、赞、序、述，合而类之，列为十卷。[22]

德宗贞元五年（789）三月，宰相李泌去世，梁肃死于贞元九年（793），梁肃所撰李泌文集序当在这几年间，序称：

凡诗三百篇，志、表、记、赞、序、议、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独著其目云。[23]

以上诸例可见，直至德宗贞元年间，在唐人集序所反映的唐文分类体系中，作为上行文书的“表”十分常见，而“状”仍然没有出现。作为补充，还可以参考权德舆所撰崔元翰集序，是以罗列篇目的方式体现了当时文体分类状况。尚书比部郎中崔元翰贞元十一年（795）去世，其子整理崔元翰遗作，约三年后请权德舆为之作序。权序云：

其文若干篇，闳茂博厚，菁华缜密，足以希前古而耸后学。记循吏政事，则《房柏卿碣》《孙信州颂》；叙守臣勋烈，则《黎阳城碑》《刘幽求神道碑》；表宗工贤人兆域，则李太师、梁郎中志文；撰门中德善，则贞文、孝文志碣二铭；摅志气以申感慨，则与李都统及二从事书；纂桑门心法，则《大觉禅师碑》；推人情以陈圣德，则《请复尊号表》；铺陈理道，则有制策；藻润王度，则有诏诰。向所叙《诗》《书》《说命》《駉颂》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伦类，有盛名于代。其他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合为三十卷。[24]

权德舆罗列的具体篇章之文体与“其他诗赋”等类别并不重复，按顺序包括碣、颂、碑、志、表、制策、诏诰、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可见，崔元翰文集同样是有“表”而无“状”。

在唐人撰写的集序中，目前所见最早将“状”这一文体单独开列的，是宪宗元和二年（806），亦即德宗朝宰相陆贽去世后的第二年，权德舆为陆贽文集所撰序文：“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25]。虽然此《别集》南宋已佚[26]，但是集序明确记录十五卷中包括表和状两类。

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集作序：“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27]从“赋、赞、箴、戒”开始，元稹以若干文体作为一类加以评价，由此可知，在“启、表、奏状长于直”的叙述中，“奏状”是单独作为一种文体的。这一点也可以得到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四一卷目“奏状一”的支持。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被认为是最接近唐本原貌的古抄本[28]。

元稹为白集作序同年，李汉为韩愈集作序，《昌黎先生集序》称“长庆四年（824）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29]。其中“表、状五十二”的表述，也清晰表明了表和状的分立。

以上三例可见，宪宗、穆宗之后，在唐人集序中，出现了作为单独文体的“状”。若再往后看，唐末僖宗中和六年（886）崔致远《〈桂苑笔耕〉序》“其诗、赋、及表、状等集二十八卷随状奉进”的表述分类清晰[30]，也与《桂苑笔耕集》卷二“表十首”、卷三“状十首”等卷目吻合。当然，从卷目讨论文体分类的角度，还有几个容易引起质疑的例子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张说集》。四库本张说《张燕公集》有卷目，其中卷十五卷目是“疏、状、对策、批答”。“状”是单独列出的。不过，据四库提要，“今旁加搜辑……原集目次错互者，亦诠次更定，仍厘为二十五卷”[31]。也就是说四库本卷目，为清人所改，不足为据。朱玉麒先生认为，《张说之文集》“椒花吟舫本的出现，不仅使朱筠曾藏宋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同时也在宋刻失散的情况下，为我们保存了《张说之文集》惟一接近宋本原貌的古本珍品”[32]。陈尚君先生认为《张说之文集》的这个版本保存了唐代其文集最初结集时的面貌，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窜[33]。作为接近原貌的版本，椒花吟舫本《张说之文集》卷一五、卷二四、卷二七为“表”，并没有“状”的卷目。文集中唯一一篇以“状”命名的文章《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收入卷三○《杂著》当中[34]。

二是《张九龄集》。《四部丛刊》本以及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均有卷目，卷一三“表、状”，卷一四与卷一五均为“状并御批”。万曼先生早已指出，“《张九龄集》久已失传，今本均来自于明丘浚序之辑本”[35]。因此，《张九龄集》中以“状”作为卷目，亦非唐集原貌，当为后人所加。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宋之问集》，其卷七之卷目是“表状”，但《宋之问集》宋已无存，今本是明代以后重辑编纂的[36]。

三是《王维集》。目前保留宋本有二，一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一是国家图书馆藏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前者卷七的卷目为“表状露布共二十首”，后者卷三的卷目为“表状”，卷内均收“状”三篇。二宋本孰先孰后，目前尚有争论，二者都无法准确体现唐集编撰时的面貌。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并非每卷都有卷目，有卷目的，卷目之后便是本卷第一首诗或文。别集有卷前目录是写本时代卷轴装的特征[37]，建昌本没有卷前目录，或是刻本时代册页装修改的结果。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共十卷，卷一为赋歌诗赞，卷二、卷三为文，卷四至卷六是诗，卷七、卷八为碑，卷九、卷十又是诗。这样诗文混编的编排方式，与代宗时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诗笔共成十卷”的叙述中所体现先诗后文的文集结构有差异，而“先诗后文”的体例，也正是唐人文集编排的惯例[3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集编次尤无伦”的批评[39]，就是针对《王摩诘文集》这种不合唐集旧貌的编排方式，蜀刻本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改编本[40]。

四是《杜甫集》。宋二王本《杜工部集》有卷目，其卷二〇之卷目为“策问文状表碑志十四首”，包括《为遗补荐岑参状》等状三首。其实，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也难以反映《杜工部集》的唐代面貌。首先，《旧唐书·杜甫传》、《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记载杜甫文集六十卷，可惜这个六十卷本至中唐便已散佚，学者认为能够反映唐集旧貌的是唐人樊晃所编六卷本《杜甫小集》[41]。樊晃主要生活在唐玄宗至代宗时，他虽然知道有六十卷本杜甫集，但却已无法见到了[42]。其次，在北宋二王本之前，苏舜钦曾编纂《杜子美别集》，其《题杜子美别集后》云：“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43]王洙编纂《杜工部集》时也谈到“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次矣”[44]。由此可知，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也不能反映唐集原貌。单就二王本卷目而言，有学者提出其卷目存在再次整理甚至据当时正文重新编成的可能[45]。

综上，我们认为，若从唐人集序的角度考察唐人文集初编时文体分类的样貌，是在唐宪宗、穆宗以后，“状”才成为独立的文体而在唐人文集文体分类中得以呈现的。

作为公文的“状”在唐前期出现，并在玄宗开元后期的唐代公文体系中得以明确。不过， “状”作为一类文体在文集中获得独立标明，却是到了七、八十年以后的宪宗、穆宗时期。大致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文集中表、状名称混淆的现象依然比较明显。

唐人文集中的表、状混用，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文章题名与本文自述或与本文格式相互矛盾，二是同一篇文章在不同文献之间的表、状名称混用，三是同一类文章的表、状不同题名。以下分别讨论。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由凤阁舍人李峤代笔，作《为凤阁侍郎王方庆进南齐临轩图表》，表称：“臣某言：臣家有齐帝临轩图……今谨诣阙随状奉进。轻尘旒扆，伏用惭惶屏营之至。”又《为凤阁侍郎王方庆进书法表》称：“臣某言：奉墨敕，令臣家所有书法，并将进来。……今之所存，惟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导已下书一帙十卷，谨随状进上。……臣方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46]以上二文均题名为“表”，以“臣某言”开篇也符合表的格式，但文中自述却称之为“状”。此例尚在开元以前，到了开元时期“状”作为公文的地位已经确立之后，这样的例子仍旧不少。

《张说集》卷一五《集贤院贺太阳不亏表并答制》：

太史奏太阳不亏。圣徳上感，变灾为瑞。阳光增辉，阴慝不作。休征之美，莫盛于斯。臣等无任欣忭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谨进。[47]

同书卷一五《礼仪使贺五陵祥瑞表并答制》：

右，臣等伏以陛下孝通天地，亲朝五陵。……谨奉表陈贺以闻。臣说谨言。[48]

《集贤院贺太阳不亏表并答制》作于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时张说为中书令。题名称“表”，但文内称“奉状陈贺以闻”。《礼仪使贺五陵祥瑞表并答制》作于开元十七年，时张说为右丞相。题名称“表”，结尾也称“奉表陈贺以闻”，但以“右”云云开篇，显然是“状”的格式。

开元二十一年，工部侍郎张九龄作《贺衢州进古铜器表》：“右，伏见衢州所进瑞鱼铭等……伏望宣付史官，传之不朽。无任忻仰喜跃之至。”[49]题名为“表”，格式为“状”。

同样情况，还出现于权德舆的文章中，《权德舆诗文集》卷四五《中书门下贺南诏异牟寻授册礼毕表》：

右。今日中使某乙奉宣进止，得剑南西川节度使某乙奏……臣等忝备台司，不胜大庆。谨奉状陈贺以闻。贞元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50]

权德舆德宗贞元十年（794）“表”以“状”的格式，且文内亦自称为“状”。

在被认为能够代表唐前期与唐中期唐人文集最初结集时的面貌《张说之文集》和《权载之（德舆）文集》中，都出现了表、状混用的现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例，均为题名为“表”，但采用“状”的格式或文内自述为“状”的情况，而不是题名称“状”，但采用表的格式或文内自称为“表”的情况。这也提示我们，“状”是从“表”中分化而来的。虽然至迟到开元末年，“状”已在国家公文体系中占有位置，但在文体上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唐长安西明寺沙门圆照集《不空三藏表制集》中，也有与上述情况类似的现象。书中既包括以表之格式且篇题为表者，如卷二《谢赠故金刚三藏官号等表》《贺平周智光表》等，也有以状之格式且篇题为状者，如卷三《進文殊師利佛刹功德经狀》等[51]，但同时还存在如《请置灌顶道场》者，它以状之格式，且文内自称“奉状陈请以闻”“不空状进”，不过其题名并未称状[[52]]。以状之格式，未称状者，还有《请御书东京龙门故开府仪同三司大弘教三藏塔额》[53]。《不空三藏表制集》编纂于德宗贞元前期[54]，可见此时，即使在专收公文的合集中，表、状的题名与内容也没有达到比较严格的吻合程度。

第二种情况，是收录同一文章的不同文献之间，有题名作表，有题名为状。

《张说集》卷三○《谢赐药表》：“右，内使陈忠盛宣旨，赐臣痢药。……谨附忠盛奉表陈谢以闻。”[55]此表大约作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张说集中，题名和自称均为“表”，但采用了“状”的格式。《文苑英华》卷六三○亦收此文，但题为《谢药状》，文末称“谨附忠盛奉状陈谢以闻”。“谢药状”题目之下，有小字注“集作表”[56]。小注为南宋周必大、彭叔夏等对《文苑英华》进行校勘时所注，是可以反映宋代流传唐人文集内容的珍贵资料[57]。这一方面说明今本张说集作《谢赐药表》，与宋本张说集相同，也说明《文苑英华》所据本与集本不同，一作表、一作状。

开元末年，李林宗任太仆卿[58]。约在同一时期，苑咸作《为晋公李林甫谢赐兄衣服状》：“右，臣今月日，中使郭全羽至，奉宣圣旨，赐臣兄太仆卿林宗紫衣一副……无任喜惧感佩之至。”题名为“状”，也是采用“状”的格式。该篇文末小注云：“此篇五百九十一卷表门重出，前已削去。”[59]检《文苑英华》卷五九一，苑咸《为李晋公谢赐兄章服表》有目无文，题名下小注“见六百二十九卷，以表作状”[60]。

《文苑英华》所收同一内容的两篇文章，分别作表和状，校勘者删其一的现象，还见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令狐楚作《为太原李说尚书进白兔状》：“右，臣得岚州刺史赵侹六月二十九日状称，岚州合河县太平乡大庆村收获前件白兔，差行官李希林送到者。臣谨按瑞应图曰……臣忝守藩镇，覩兹休祥。无任忭跃欢庆之至。” [61]此篇题名为“状”，亦以“状”之格式。但《文苑英华》在其题目下小注云“前篇作表非”，文末小注云“此篇六百十二卷表门重出，前已削去”[62]。卷六一二令狐楚《为太原李说尚书进白兔表》有目无文，已被删除。又宪宗元和三年（808），吕温作《代郑相公（郑絪）谢赐戟状》，其题名、自称与格式均为“状”：“门戟十二竿。右，今日中使某乙至臣私第，奉宣圣旨，赐臣前件戟者。……无任荷惧屏营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篇尾小注“此篇五百八十三卷表门重出，今已削去”[63]。《文苑英华》卷五八三有吕温《代郑相公谢赐戟表》，题下小注“见六百一十八卷”[64]。有目无文，确已削去。

以上三例可见，《文苑英华》最初编撰时，存在同一内容的文章二存之现象，两篇文章内容一致但题名不同，一作表、一作状，它们当来自不同的史源。由于题名不同，二者都被收入，但置于不同位置。彭叔夏等校勘时，发现了重出的问题，断定题名当作“状”，删除了题名为“表”的一篇。

德宗时，还有于公异《李令公贺圣躬痊复状》，收入《文苑英华》卷六三五，小注云：“前篇作表，已见五百六十九卷。”[65]但这里并未录该状之全文，仅将与卷五六九《贺圣躬痊复表》有异文处标明，如“平和，前篇作康平”，“上天，前篇作自天”等。如何理解此类保留异文的情况，与前面有目无文之间有何区别呢？我们认为，在校勘者看来，保留异文的情况，也属于应该删去者。首先，就异文而言，在有目无文类中，不少也保留了异文，只不过是在收录全文之处以小注方式标出。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文苑英华》中，明确说“今已削去”的，仍有保留异文例。如卷六○七有褚遂良《请废在官诸司捉钱令史表》，收录全文，篇尾小注“此篇六百九十七卷重出，今已削去”[66]。核卷六九七，有褚遂良《谏回易纳利充官人俸疏》，无全文但有异文，题下小注“已见六百七卷，仍题作《请废在官诸司捉钱令史表》”[67]。又如卷六二○《谏安福门酺乐表》篇尾小注“此篇六百九十八卷重出，今已削去”，核卷六九八《请勿令胡僧婆陁燃灯疏》题下小注“已见六百二十卷，题作《谏安福门酺乐表》”，无全文，但保留了异文[68]。以上两例，都是标明“今已削去”但实际仍保留异文的情况。因此，《李令公贺圣躬痊复状》保留异文的现象，我们认为也是《文苑英华》的校勘者在表、状题名之间做出判断，二者取其一的情况。

总之，小注“前篇作表非”或“前篇作表”，意味着编撰《文苑英华》时，二文题名存在作“表”或作“状”的不同版本，因此重出。校勘者根据格式，判断题名当作“状”，故仅留其一。但从校勘者注文，我们可以知道，北宋初年编撰《文苑英华》以及日后校勘《文苑英华》时，在同一文集的不同版本或收录同一文章的不同文集中，同一内容文章的题名存在表、状二存的情况。

在唐代，存在大臣就同一事情同时分别报告皇帝与宰相的情况[69]，那么，以上不同文献之间，特别《文苑英华》所收同一内容的两篇文章，分别作表和状的现象，有没有可能是就一事同时上皇帝与宰相的表和状呢？我们认为不存在这一可能。首先，同一事分别上皇帝与宰相的表或状，其内容差异明显大于以上文不同文献或《文苑英华》保留异文所显示的差异。而更为重要的是，上皇帝者须称“臣”，而上宰相者则不能称“臣”，对这一点，不同文献或《文苑英华》保留异文则完全没有体现。

此外，还存在一种并非由于文章重出，而是《文苑英华》校勘者根据文献差异加以判断，并改名、进而移动文章位置的现象。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祠部郎中知制诰元稹为萧俛作《为萧相公让官表》，见于《文苑英华》卷五七四，“臣某言：伏奉今日制书，授臣某官者。……”文末注“此篇原编在六百二十八卷谢状，今移于此”[70]。检《文苑英华》卷六二八，有元稹《〔为萧相〕又谢官状》，题下小注“集作《为萧相让官表》”，又注“此篇移入五百七十四卷表门，姑存其目”[71]。可见，《文苑英华》初编时，此文题名《又谢官状》。但因为其以“表”之格式，而且存在文献差异，《元稹集》题名为“表”[72]，校勘者便采纳了集本“表”之题名，并将其由状门移至表门。

性质类似、但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作为《文苑英华》的校勘者，南宋周必大、彭叔夏等根据他们对表、状差异的认识，在没有引证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修改文章标题，并移动了原文的位置。开元二十二年（734）底，张守珪发兵契丹，大胜。张九龄上《贺诛奚贼可突干状》[73]。《文苑英华》收录此文，题为《贺贼自相诛灭状》：“右，高力士宣示张守珪所上逆贼契丹屈烈及可突于等首级。……谨奉状陈贺以闻。谨奏。”题名、格式、自称均与“状”吻合。篇末注云：“此篇元误编在五百六十六卷表门，今移入于此。”[74]检《文苑英华》卷五六六，张九龄《贺贼自相诛灭表》有目无文，小注“此篇当在六百三十七卷贺状门，今已移入，姑存其目”[75]。由此可知，《文苑英华》初撰时，该文题名为“表”，收入表门，这与集本称“状”构成了混淆。校勘者将其移入状门，但未给出依据，或许是根据格式的判断，也可能参考了集本，做出了“误编”的判断。

校勘者对表、状题名正误做出明确判断的，还有以下几例。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顺宗册立皇太子，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上《礼部贺立皇太子表》：“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广陵郡王宜册为皇太子，改名某。……无任庆抃感悦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76]此文收入《文苑英华》卷五五七，题名《百寮贺册皇太子表》，文末小注“此篇元误编在六百三十五卷状门，今移入于此”[77]。检《文苑英华》卷六三五，有此篇题目，目后注文“此篇当在五百〔五〕十七卷表门，今已移入，姑存其目”，小注“英华作状非”[78]。也就是《文苑英华》初撰时，此篇原文作“状”，但因为此文是“表”的格式，校勘者判断“作状非”，并移至表门。

又元和元年（806），令狐楚代河东节度使严绶作《贺顺宗谥议表》，《文苑英华》卷六三五收其目，下小注“英华作状非”，“此篇当在五百七十一卷表门，今已移入，姑存其目”。卷五七一此篇后注“此篇元误编在六百三十五卷状门，今移入于此”[79]。与此类似的，还有韩愈一文。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80]。对皇帝新获尊号事，潮州刺史韩愈上《贺册尊号表》，“臣某言：……谨奉表陈贺以闻”[81]。这篇文章，在《文苑英华》卷六三五有存目，韩愈文题目后有注：“此篇当在五百六十九卷表门，今已移入，姑存其目”，小注“英华作状非”[82]。

不同于前文的“前篇作表”，“英华作状非”则意味着《文苑英华》所采用的以上这三篇文章的原始资料，其实都是作“状”的，只不过校勘者根据格式将其题目改“状”为“表”，移动位置并重新编排。校勘之前的《文苑英华》作“状”，或者说北宋初年编撰《文苑英华》时所依据的版本作“状”，这也与张集、柳集、韩集中同一篇文章作“表”，构成了同一文章在不同文献之间表、状题名的混淆。

第三种情况，是不同作者同一性质的文章采用表、状不同题目。

在唐代，出现日食被认为是灾难即将到来的象征，如果“当食不食”，即根据历法预测当有日食出现而实际未出现或未完全出现时，则被认为是由于君主德行优异，感动上天。这时，大臣们往往会加以祝贺。玄宗时代，大臣们对此有时以表贺、有时以状贺。开元二年“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紫微令〕姚崇表贺”[83]，姚崇以表。《新唐书·历志》：“〔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于历当蚀太半，时东封泰山，还次梁、宋间，皇帝彻膳，不举乐，不盖，素服，日亦不蚀。时群臣与八荒君长之来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胜数，皆奉寿称庆，肃然神服。虽算术乖舛，不宜如此，然后知德之动天，不俟终日矣。”[84]对这一次没有按照历法如期发生的日食现象，群臣认为是皇帝德行所致，中书令张说作前引《集贤院贺太阳不亏表》[85]，中书舍人张九龄有《贺太阳不亏状》“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阳不亏……臣等不胜感庆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86]。题名、格式、自称均为“状”。礼部尚书苏颋亦上《贺太阳不亏状》[87]。同为“贺太阳不亏”，有表有状。

而且，玄宗时中书令姚崇、张说以“表”，礼部尚书、中书舍人以“状”；代宗时吏部员外郎独孤及、门下侍郎常衮以“表”，穆宗时中书舍人白居易以“表”，京兆尹韩愈以“状”的差异[88]，也难以用“近臣亦为状”来理解。

在贺册太子、贺册尊号等时机，也有类似或以表、或以状的状况。《文苑英华》卷六三五，孔戣《为崔大夫贺册皇太子状》：

臣闻帝王立极，必建储贰。……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臣忝列近侍，亲承睿谟，抃蹈之切不胜愚恳，云云。[89]

文中“睿圣文武皇帝”是宪宗尊号，此尊号行用时间为元和三年至元和十四年之间。宪宗册立皇太子共有两次，分别在元和三年与元和七年。此时孔戣都任职长安。由“臣忝列近侍”可知，“崔大夫”当为侍臣。此人或为崔邠，若孔戣代崔邠上贺状，当在元和三年崔邠任吏部侍郎时。目前尚未找到他人所作宪宗立太子的贺表或贺状。同卷有令狐楚《为郑尚书贺册皇太子状》，学者考订题名有误，当为贞元二十一年令狐楚为河东节度使严绶作[90]。《文苑英华》卷五五七收《贺册皇太子表》五首，分别在玄宗、顺宗、穆宗时。上表者身份包括：扬州长史李某、荆州长史张九龄、户部员外郎吕温、夔州刺史刘禹锡、礼部员外郎柳宗元。

又如前引潮州刺史韩愈元和十四年上《贺册尊号表》，柳州刺史柳宗元也有《贺册尊号表》[[91]]。但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孔戣则上《贺册尊号状》[92]。

以上内容可见，从玄宗至宪宗、穆宗时期，也就是从“状”作为公文的一种在唐代公文系统中已经获得明确，到“状”作为一类文体在文集卷目当中得以独立标明。大体在这一时间范围内，唐人文集内表、状混淆的现象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此后表状混淆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93]，但远远少于玄宗至宪宗、穆宗时期，却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对唐人集序、《文苑英华》等文献中蕴含唐人文集原始信息的探求，我们发现，在唐代公文体系中，“状”至迟在开元年间已经独立，但唐人文集信息显示，“状”在文集中作为文体类别明确出现，还要在七、八十年之后。在此期间，文集中表、状混淆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一过程，也是“状”与“表”分离并独立成为一种文体的过程。在“状”之外，“疏”与“表”的分离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另一角度说，这一时期唐人文集中所呈现的题名相对混乱的面貌，或许正是这一时期唐集的真实状态。

文体处于演变之中，宋代，可以看到在《文苑英华》中“状”为独立文体，王禹偁《东观集序》、周源《武溪集序》、洪炎《题山谷退听堂录序》、黄㽦《豫章黄先生别集跋》、曹彦约《曾侍郎武城集序》、曹叔远《止斋先生文集序》等文集序跋中[94]，也将“状”视为独立文体，与表启书疏等并列。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状”上书奏事的性质，在《唐文粹》中，“状”的内容收入“表奏书疏”类目之下，明人《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状或奏状都被归入了“奏疏”这一大类中。

注释：

叶炜，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编辑｜陈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