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
2016年，全球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Coachella音乐节，与华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草莓音乐节，都将虚拟现实技术当做是各自发展的新方向；在我国台湾，公共电视频道的《台湾好大团》节目也将小型摇滚乐现场通过360度直播的方式带给了观众。一时间，虚拟现实技术与摇滚乐似乎走进了蜜月期。
科学技术与娱乐工业的相互推动在历史上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消费 方式，无论是唱片还是随身听的出现，都打破了音乐欣赏的时空限制，将阅听活动推向家庭与个人，从而促进了摇滚乐的普及。时至今日，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则可能进一步将阅听活动变得个人/私有化，也有 可能进一步打破人们既有的阅听经验，创造出新的阅听方式。传统摇滚乐现场空间中表演者与阅听人或阅听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在虚拟 现实技术的中介下发生变化；而在虚拟现实空间中，阅听活动的集体/ 公共或个人/私有性质，也需要重新看待；继而，通过虚拟现实音乐会在阅听人身上产生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尝试讨论虚拟现实空间可以被如何看待。于是，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尝试探讨与检视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创新与另类阅听行动出现的可能。
关键词：
摇滚乐现场，虚拟现实，技术，权力，空间
“我们不是生活在虚空之中，不是生活在我们可以放置个人和物体的虚空之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可以用形形色色的光与影进行涂抹的虚空中，我们生活在一系列的关系里，这些关系描画着各种地点，而地点之间又相互不能通约，并且彼此绝对不能叠加。”
2016年，全球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Coachella音乐节向所有现场观众发放了虚拟现实的观看设备与播放软件。与此同时，作为华语地区规模最大的音乐节品牌，摩登天空公司旗下的草莓音乐节更是打出了“Theworldisvirtual，you are the real city”（世界是虚拟的，而你是现实）的旗号，通过互联网流媒体技术，将音乐节的虚拟实境向未能到场的观众直播；而另一个广受欢迎的音乐节品牌 Lollapalooza音乐节，也将在今年的活动中与三星（Samsung） 公司合作，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一时间，虚拟现实技术仿佛成了某种大型音乐节的新指标。而在小型的音乐现场之中，虽然沉浸式的360度虚拟实境直播并不普遍，但像“正在现场”“大事发声”或是“橡胶制造” 这样的在线直播品牌却早已占据了各自的一席之地，现有的多机位画面直播向全方位虚拟实境直播的转变看起来也不会太遥远。
简单来讲，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仿真技术、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模拟现实空间与对象而让使用者达到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的技术。而具体到 VR音乐现场直播这种娱乐用的虚拟现实平台，其主要的作用在于采集音乐现场的图像与声音，再经由互联网进行实时传输。
新技术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性与挑战。科学技术与娱乐工业的相互推动在历史上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正如唱片与随身听的出现，都打破了音乐欣赏的时空限制，促进了摇滚乐的普及，却也将阅听活动推向家庭与个人。时至今日，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则有可能进一步打破人们既有的阅听经验，创 造出新的阅听方式。传统摇滚乐现场空间中表演者与阅听人或阅听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有可能在虚拟现实技术的中介下发生变化；而在虚拟现实空间中，阅听活动的集体/公共或个人/私有性质，也需要重新看待；继而，通过虚拟现实音乐会在阅听人身上产生的作用，我们也许可 以进一步尝试讨论虚拟现实空间被如何看待。于是，本文将围绕上述 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尝试探讨与检视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创新与另类阅听行动出现的可能。
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摇滚乐经历了唱片、卡带与更现代化的数字音乐媒介时代，欣赏摇滚乐变得越来越不需要真的身临其境；而广播、电视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摇滚乐的传播也与现场表演渐行渐远。然而，即便摇滚乐自诞生之初就与录音和传播技术走在了一起， 但人类的阅听行为始终是与现场表演割裂不开的；即便唱片、卡带或流媒体可以轻易地将声音传递给阅听人，摇滚乐的听众仍然热衷于走进现场，观看/聆听表演者的现场演奏，观看/聆听表演者的现场演 奏。而对于那些没有录音作品的地下乐队或新兴乐队来说，现场演奏 更是将他们的音乐带给听众的唯一方式。
摇滚乐的现场表演自有其魅力，典型的摇滚乐现场也自有其特点： 拥挤的场地、喧闹的人群，伴随着音响设备巨大的轰鸣，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欣赏音乐，并投身于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交活动。与各种音乐的录音版本相比，欣赏摇滚乐的现场演奏无疑是充满惊喜的，除了表演者主动的即兴表演之外，不同的音响、不同的空间设置都会让音乐/ 声音有着不同的呈现效果，与此同时，现场观众的反应也毋庸置疑地成为整场演出的一部分。无论表演场地之外发生着什么，身处同一时空 的阅听人总能在共同喜欢的音乐中形成暂时性的集体。
当然，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也自有其问题。比如，假设在音乐表演的现场空间之中，音乐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当现场的观众全部面向舞台，注视着现场表演者的时候，一种暂时性的权力宰制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具体说来，演唱会是以明星身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感性化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将现实空间秩序内化为自身的修辞逻辑。首先，演唱会特定的空间结构使演唱会的场地空间与外界空间分割 开来。对外部空间而言，场地空间是封闭的。封闭的空间特性否定了传统狂欢节文化的民主本质。演唱会的商业运作使空间的交换价值愈益凸显……通过货币等有效支付手段，经济损失以某种正在消失的共时性的集体经验作为补偿，大众在现场结成临时的、 想象性的修辞共同体。”
这种临时结盟构成了当代灿烂的亚文化景观，与主流价值的含混距离成为这种结盟的修辞基础。部落化不仅是主体自我认同的基础，又是新的身份建构的修辞条件。在这样一个以门票隔离出的封闭空间内，乐迷以明星的身体为中心，暂时地结成一个想象性的共同体，并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各自散去， 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在这样一种充满狂欢气氛的空间里，我们依稀可以窥见福柯式的环形监狱结构，明星的身体犹如监狱中央的高塔， 可以俯视四周簇拥的乐迷。当然，福柯在阐释环形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时的视觉隐喻，在演唱会的空间中被声音所倒转过来。乐迷虽然完全可以看到演唱者的一举一动，但响彻全场的往往只是歌手或乐团所表演的音乐。扩音器与舞台成了表演者与阅听人两造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某种典型的摇滚乐表演现场是这样布置的：扩音系统以高效率传递表演者的声音为目的，单向地将舞台之上的声音释放到场地各处；而加高的舞台一方面是为了让台下的乐迷更好地观看到表演者的样貌， 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激动的乐迷冲上舞台，近距离接触表演者。在当代台北的大部分表演现场皆是如此，而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表演者与乐迷，在音乐祭或是livehouse的舞台外围，往往还能看到一排栏杆，像所有那些隔离了两种世界的墙一样，将整个表演现场一分为二（有时，在栏杆与舞台之间还会留出一条轨道，供拍摄现场画面的录像机使用。 墙内的影像以如此方式传播到更外部的世界）。
表演现场的空间配置塑造了场中人的权力关系，围绕着舞台与扩音喇叭，摇滚音乐单向的传播使得表演者与阅听人的角色固定下来，一个小型音乐现场里的中心一边陲二元对立场景也由此显现。对此，有学者曾经描述过：
“单向直线的传播模式还意味着将传受双方的角色固定化，失去了音乐传播中角色功能转换的可能性。当人们用这种模式去思考音乐传播的问题时，很容易将传播模式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与音乐传播中的“表演者”和“听众”对应起来（也可能通过乐谱媒介将“创作者”和“表演者”对应起来），成为音乐传播中两个固定的、不可变的角色。”
当然对于阅听人来说，也许仅仅听到喜欢的音乐便已经足够了。身处现场的听众只能落脚于自己的一隅，无论在视觉还是听觉上都处于被动的位置。然而，在摇滚乐的现场中，权力关系仍然有松动的可能，比如在现场空间中发生的交谈、冲撞或者冲突，观众对表演者的鼓励、冷漠甚至挑衅，虽然与聆听音乐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发生在现场空间中的行为，同样是摇滚乐现场的重要部分。
科学技术与娱乐工业的相互推动在历史上造就了无数让人着迷的消费方式，而这种发展的方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逆转的余地。无论是唱片还是随身听，都将声音与表演时空分离开来，也使得欣赏音乐这种 活动更加个人化与私密化。
与人类历史上涌现过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幻想一样，互联网与虚拟现实技术也让当代人做着数不胜数的美梦。通过互联网与虚拟现实技术，远隔千里的人也许可以观摩同一个音乐现场，共同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彼此的快乐。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不得不担忧，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推广音乐，会不会使各地的音乐现场走向衰落呢？这绝非耸人听闻，端倪已经初现。如果说 VR 音乐会还是在现实的音乐展演现场中架设录像设备，将现场的声音与画面传播出去，那么越来越多的 “录音室现场”（studio live）则更像是为了互联网直播而特别架设舞台。在音乐表演现场，也许并没有观众，或者仅有稀稀疏疏的三五人充当 “罐头笑声”。当然，习惯了情景喜剧（situation comedy）和足球比赛转 播的当代人对于 VR音乐会的诞生必定不会感到意外，但当我们从对音乐会的“沉浸”之中抽离出来时，我们终将发现我们还是各自坐在或 买来或租来的私人空间之中，身旁空无一人。
与虚拟现实的乌托邦一体两面的，是现实空间中的歹托邦（dystopia）。在虚拟现实空间的外部，我们日常所生活的空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变得私人化，被各种符号、身份、意识形态所分隔的个人在生活的空间中也同时被孤立。想要足不出户，首先要获得的前提便是一个属于私人的空间，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时至今日，虚拟现实技术似乎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社会人的原子化对于当代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每当有新生事物出现时，我们都难免把这一母题重新拿出来思考、检视。但究竟社会中的人可以被切分得多么细碎？我们似乎也还没看到尽头。不过，新技术的出现是否只会使阅听行为走向个人化，虚拟现实技术是否可能蕴含着创新性或另类的意义，这还要考虑到人们对技术的使用方式。
索尼牌随身听问世之初，有学者担心随身听的出现会导致阅听行为的个人化与私密化，助长个人主义的泛滥。然而，当随身听真的到了使用者的手中时，这样的担心就变得多少有点杞人忧天的意味了。实际情况是，随身听往往在人们通勤时被使用，在这种环境下聆听音乐的人，其本身仍然与周遭社会发生着关系。随身听的出现并未切断使用者与社会/群体的联系，而是为现身于社会环境中的个人提供了创新性的公共参与路径。如同保罗杜盖伊与斯图尔特霍尔等人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