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去若朝露。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金庸先生去世了。
金庸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广为人知的，另一个众人熟知的身份是明报主编，成功报人。
可金庸最初的理想既不是做一个报人，也不是成为小说家。
他最初的梦想跟这两个职业风马牛不相及，他当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
金庸小时候对外国小说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国外小说，从此萌生了到外国去的想法。
而实现这种想法的途径最正常的是，
“年轻的时候当然希望到外国
去，看看外国小说写的是不是实际情况。
当时能够到外国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外交官，因为以个人名义出去是不大可能的，留学也很难。
所以我当外交官不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而是游历的动机，就想去开开眼界，看看全世界的情况。”
金庸的想法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梦想，却是一波三折。
为了成为外交官，金庸中学毕业后，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梦，选择的是西南联大外文系。
西南联大当时汇聚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为中国培养出来很多杰出的人才。
金庸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却因为没钱去昆明读书，只能选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
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切费用全免，金庸得以完成学业。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公费资助的代价是没有自由。
与西南联大充满自由空气不同，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见到教官要立刻立正敬礼，敬礼之时要用脚用力蹬地，挺胸抬头。
这样的环境里，金庸在第一学年是学校第一名，但第二学年却出了意外。
政治学校作风保守，有些学生对国民党十分忠诚，他们把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还纠集起来，把开明学生拉到台上打一顿。
金庸当时是一个不参与派系的学生，思想也比较新潮自由，他当时还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对上面乔冠华的文章非常欣赏。
金庸自然对这种行为十分看不过眼，于是去向训导主任投诉，结果反而被勒令退学，只上了一年多就失学了。
直到1946年，他才得以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
但有这样的黑历史，金庸是无论如何无法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他只能搁置自己的梦想，进入报界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于金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国际法论文，引起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法权威梅汝璈的赏识。
金庸回忆说：
“梅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就找我来跟我谈。
他说人民政府请他去当外交部的顾问，他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梅汝璈先生是中国当时国际法的权威，曾经参加过著名的东京审判，在国际上都颇有声望。
这样的邀约，让金庸重新燃起了自己的外交官梦，于是向当时的《大公报》辞职，欣然北上。
这一去金庸是没有留任何余地，他满怀希望来到北京。
但谁知到了北京以后，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是第二年到了北京以后，外交部的首长很诚恳地跟我谈了话，说以我这样的身份和性格，是不适合在外交部发展的。”
这位“外交部的首长”，其实就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先生了。
乔冠华和金庸有些渊源，金庸学生时代就对他的文章很欣赏，乔冠华对金庸也很赏识。
乔对他说，外交事业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但是新中国对外交人才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红，能够通过政治考验。
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更要命的是，他还在国民党的干部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
这真是天意弄人，金庸万万没有想到，多年前为了梦想而做出的
一个
无奈的选择，竟然成为自己梦想的绊脚石。
乔冠华并没有放弃这个优秀的年青人。
他给金庸提供了一条出路，让他先到人民外交学会去，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乔冠华开怀大笑。
金庸本来就对这些工作不感兴趣，又虑及自己自由散漫惯了，恐怕并不适应当时中共“铁的纪律”。
他只能辞别乔冠华和梅汝璈先生，就此埋葬了自己的外交梦。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意气风发的乔冠华在文革中先是被打倒，后来恢复工作后，主持当时的外交工作，谁知在文革之后，竟然因和“四人帮”的关系被隔离审查。
这位当年有名的才子，一路行来也尽是坎坷。
人的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金庸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宝贵的素材，在他创作《笑傲江湖》时也有帮助。
令狐冲行为不轨于正道，为正派所不容的心路历程，写来都是金庸先生青年时的梦碎经历。
金庸没有走上外交官之路，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外交官，多了一个笑傲江湖的大侠。
同样是今年去世的李敖，曾经痛骂金庸，说他“虚伪”，其实金庸先生不是“虚伪”，只是懂得“妥协”。
年轻人意气风发，总是以为人生要快意恩仇，一切功名利禄都是可以手到擒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