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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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以下文字受权选摘自该书。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最大的威胁——吐蕃。
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在唐玄宗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突厥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却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
统治中心位于今西藏的吐蕃人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占领了今天的西藏，还向西进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吐蕃人全面扩张，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存在着军事对抗。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建立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
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万人的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军装，更别提打仗了。
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今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到了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能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这些节度使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前两个节度使位于今新疆）、河西节度使（位于今甘肃）、朔方节度使（位于今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河东节度使（位于今山西北部）、范阳节度使（位于今北京、河北一带）、平卢节度使（位于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陇右节度使（位于今陕西甘南、青海一带）、剑南节度使（位于今四川西部和云南）。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但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他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出卖僧尼道士的度牒，用这种方式筹钱上百万缗。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帝国的稳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
盛世王朝的终结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百分之零点五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东西两都各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祅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套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负责赡养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将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机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财富。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十五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政府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财税，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而节度使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直辖州的征税权完全交给节度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收入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减少了节度使的权限。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由于宪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有所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贯彻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改革：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则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纳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还有淮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八十三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而到宪宗统治结束时，全国户数已经达到三百三十五万，士兵人数九十九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武宗与宣宗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四百九十五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三百多万缗，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末世的气象初现，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宣宗还在世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费。而更多的税收意味着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的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维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代的重臣高骈。黄巢叛乱时，身处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此时距离唐朝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时，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时，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貌似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兑换百分之七八十，不给全额了。
寇瑊到任后，接到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将此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上呈皇帝。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个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作废了交子，将在整个四川地区引起巨大的混乱。
为什么交子对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的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钱荒。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以唐代为例，唐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却一直不足，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
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用来交易。唐代的钱币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钱，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要差得多，他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缺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他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禁不止，只能听之任之。
唐玄宗时代，宰相张九龄曾经提议放开民间铸币权，政府只关心钱币的质量，只要质量合格，不管谁铸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办法得到采纳，那么民间铸币的质量会提高，钱荒也会缓解。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即便把民间铸的不合格钱币都算上，仍然满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间社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帛来进行交易。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帛是一种最常见却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种纳税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种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没有铜钱的地方，人们就用帛来代替铜钱。
只是，帛并不是一种良性的货币，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脆和损坏。它也不具有无限可分性，分割过小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安史之乱”后，到了唐宪宗时期，现金更加缺乏，人们手头有了铜钱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们不得私自将铜钱贮藏起来，除了留够手头花的钱，其余的钱都要上缴，用这种办法逼迫人们将铜钱留在流通领域，而不是藏在家里的地板下。
民间为了对付铜钱短缺，发明了将一吊钱扣除八十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现款，一吊钱只用付九百二十枚，打九二折。
由于铜钱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时，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现金离开，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飞钱的出现，是民间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尝试。飞钱最需要的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唐代后期，正是印刷技术取得突破的时候，商人们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新鲜事。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如下几步：
第一，宋代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界销售，虽然四川也产盐，但是四川的盐严禁进入陕西地区。这位商人只能带上钱，到陕西所在的盐区去批发盐。
第二，宋代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币。四川是铁钱使用区，只准使用铁钱。铁钱相对于铜钱要沉重得多，四川铁钱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带上钱出发，而是必须持巨量的铁钱到成都的钱商铺子，换取钱商的汇款凭证。再拿着凭证前往长安，从当地钱商手中拿到陕西的钱。
第三，即便拿到了陕西的钱，他还是无法直接去批发盐，因为盐是由官方垄断销售的。由于宋仁宗早期还没有推行范祥的盐业改革，所以，这个商人必须拿着钱先去购买粮食等军需物资，再把粮食送到边关，让边关守将给他开一张凭证，证明他对帝国国防的贡献。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这么折腾盐商，是因为政府运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爱国精神，帮助政府把粮草送到边关。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边关地区距离长安也不远，只需走几百里。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帝国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计划经济的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第五，商人带着盐票，去往盐产地提盐。北方的盐产地主要在山西解州，这里生产的盐叫解盐。于是商人离开首都后，又马不停蹄赶往山西去领盐。
第六，当商人从解州领了盐之后，还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陕西属于指定地区之一，他带着盐从山西再回到陕西。
第七，假设他这次足够幸运，顺利地卖掉了手中的盐。当他卖掉了盐，拿到了陕西的货币之后，会发现钱币里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陕西是铁钱和铜钱混用的地区，但是，京师汴州却只使用铜钱。如果他把陕西的铁钱带到了汴州，不仅毫无用处，还可能违法。他只好再找一次汇钱商，把手里的铜钱和铁钱都交给汇钱商，领取凭证，到汴州取钱。
第八，当商人带着汇兑凭证，从陕西再次到达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是三过长安（陕西），两到京师汴州，一进山西，一到边关，才完成了这貌似简单的生意。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绘出北宋围绕着金融、国防、盐业等垄断行业所产生的复杂的贸易体系。北宋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复杂的朝代之一。
在北宋之前，一个统一的帝国只有一种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却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细节，北宋可以划分成三大区域，在四川地区是铁钱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钱使用区。
为什么要划成三块，而不使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呢？这要从历史和政治继承性说起。
唐朝灭亡之后，国家散裂成为五代十国的各个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战争不断，它们大都财政窘迫，铜钱不足，为了应付局面，有的地区发行了铁钱。
中国发行铁钱的历史也很悠久。东汉开国时，四川地区曾经被一个叫作公孙述的军阀占领，他发行了大量的铁钱来解决金融问题。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再次大规模发行铁钱，货币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人们拉着整车的钱去买东西，有时候甚至连具体的数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于铁不是稀缺金属，与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样购买力的情况下，铁币的重量要大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发行铁钱的统治者，这都只是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罢了。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四川的后蜀由于货币不足，也发行了铁钱。
后蜀的孟氏在四川发行铁钱后，规定民间须将铁钱和铜钱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钱中必须有铜币若干，铁币若干，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补充铜币的不足。
当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钱都运出了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
由于北宋初年，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乘势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这项特殊的政策制造了全世界罕见的铁币区。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陕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领土一样，都使用铜币。但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钱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钱区变成铜铁钱混合使用区域。
除了铁钱的问题之外，陕西还有大小钱问题。在铸币过程中，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铸造和铜币一比一兑换的铁币，还铸造了所谓的大钱。大钱也分铜和铁两种，每一枚大钱可以兑换十枚正常的钱币（称为小钱）。这时，陕西就有铜钱大钱、铜钱小钱、铁钱大钱和铁钱小钱，一共四种货币。后来，河东路（山西中南部和陕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通行铜铁大小钱。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了铜铁钱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在这四种钱币中，最不值钱的是当十大铁钱，所以民间竞相私铸这种铁钱。后来，官府意识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为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后来改为当两枚小钱，民间才慢慢把大钱接受下来。
可民间虽然接受了大钱，对于铁钱还是很排斥。逐渐地，两枚铁钱只能当作一枚铜钱用，甚至三枚铁钱换一枚铜钱。
币制也是朝廷大臣们交锋的主要论题之一。著名大臣欧阳修曾经去河东路考察过当地的币制，回来写了封札子（《乞罢铁钱札子》）向朝廷汇报。他的结论如下：
1.河东有两个铸造铁钱的钱监，分别位于晋州和泽州。两监共铸了大铁钱四万四千八百余贯（折合小铁钱四十四万八千余贯），小铁钱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
2.晋州铸造大铁钱的利润（用铜钱购买铁，再铸造成铁钱，铁钱的面值与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余，铸造小铁钱的利润只有一倍有余。泽州铸造大钱利润二十三倍有余，小钱利润两倍。
3.铸造小铁钱并不划算，虽然看上去有一两倍的利润，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铸造的数量有限，实际盈利的总额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铸造小铁钱。
4.铸造大铁钱的利润很高，但由于利润过高，人们铤而走险偷偷私铸，官府也屡禁不止，最终反而扰乱了市场。
基于上面的理由，欧阳修请求废除河东地区的铁钱。
欧阳修的结论是经过细致考察后得出的。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当财政吃紧时，政府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笔收入。
除了这两个特殊区域之外，其余地方主要使用铜币。北宋的铜币发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达到汉唐的几倍至十倍。宋神宗元丰三年，曾经最高达到五百零六万贯，也就是五十亿枚钱币，表明北宋经济的发达。
但即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政府都没有试图去减少铁钱，回归铜钱。发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够用。花费巨大的战争、贪食的冗官，让北宋的财政左支右绌，无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到这时，四川的民间力量开始苏醒，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来解决铁钱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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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