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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两会，不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呼吁，当务之急要为大国培养更多“工匠”。
昨日李守镇委员发言称，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简单地说，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守镇说。
高级技工就是高级技术工人，在企业中的身份是工人。但其不同于普通工人之处在于拥有的专门技术能够解决企业的关键技术问题，所以在企业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据悉，培养一名高级技工需要20年。
高级技工短缺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且这一缺口的填补速度十分缓慢。
据新华社报道，早在2002年，高级工在我国7000万技术工人中的比例就是5%，而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的比例要超过35%。
当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中国高级技工缺口达到七百万，高级技工严重短缺在全国各地均普遍存在。按“十五”规划，这一比例在2005年应达到15％。但十五年过去了，占比仍然徘徊在5%，“技工荒”依然严峻。
不仅高级技工短缺严重，我国高技能人才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显著。高技能人才主要包括技术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水平的人员.
截至2015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1.65亿人， 高技能人才总量4501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仅为27.3%。
这一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制造业强国，均超过40%甚至达到60%以上。
除占比低外，我国高级技工的年龄层次还普遍偏高。我国制造业的主力是青年工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现有技术等级规定的标准。技术工特别是高级技工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以2012年机械行业的数据为例，产业工人平均年龄为42.1岁，其中高级技师平均年龄48.9岁，50岁以上的占了将近一半；技师平均年龄45.6岁，50岁以上的占1/3；高级技工平均年龄41.3岁，其中40岁以上的占57.5%。
总之，当前我国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的从业人员技术素质偏低和高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与产业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明显。
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不仅集中在机械、建筑、印刷等传统行业，更大量集中在电子信息、环保工程、工艺美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每年有成千上万初高中毕业生涌向社会，百万大学生涌向市场能够为人所用的实用操作人员却千金难求。原因是什么？
社会上对产业工人的认识偏误，望子成龙的家长不愿让子女做工人。在不少人的观念中，体力劳动者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干技术的工人常常被划归为体力劳动者。
当人们习惯于把技术技能工作者也叫做工人，身份问题就出现了。技工意味着工作环境脏差，薪酬待遇低，不比做办公室的白领体面。简言之，在中国，技工的社会地位较低。
这种认识虽有失偏颇，但为这种观念的生长提供土壤的却是产业工人现实中的客观待遇和生活状况。
历史上的50至70年代，我国集中进行工业化建设，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被人们称作是“工人老大哥”，很多人都想进国营大厂，还流行这么一句话，“ 50年代嫁工人”。
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虽然也比干部和知识分子低，但差距不是很大。
但近三十年来，随着科技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增大，使知识资源的重要性超过了劳动力资源，分配机制向知识、技术的拥有者倾斜，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是社会经济体制转换的代价。
尤其是在农民工成为蓝领工人的主体后，“农民工”就成了蓝领工人的代名词。薪酬方面，除了少数紧缺专业的高级技术工人外，大多数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与白领和各级管理者相比，差距很大。
另外，市场化契约型劳动关系为企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触及到了产业工人的权益。拖欠工资、超时加班、违约克扣等现象层出不穷。
再加上企业管理者经营不善亏损倒闭时有发生，技术工人下岗风险大，且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很多技工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与白领相比，技术岗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高、工作环境艰苦。
这些都让产业工人被贴上不稳定、不安全、不挣钱、不体面的标签。实际上很多技术工人是依靠脑力、知识、技术在工作的。
即使现在技术工人的含义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前高级技工用人要求颇高报酬丰厚，这一固有认识已很难改变，技能人才普遍对自己的职业荣誉感认知不高。属于产业工人范畴的高级技工也被一概而论，“不受待见”。
工业技术是实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都不能丧失动手能力。
然而我国教育注重书面知识，以应试方式考察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很容易培养出“纸上谈兵”的学生。
在大学里，很多学校在工业技术的培养上，一直以书面指导为主。背概念、记公式、画图纸、软件仿真，反正考试能通过就行了。
专业课程一大堆，但是每个专业技术只用一本书，只讲一学期，老师讲得不亦乐乎，学生则学得云里雾里。到了毕业写简历的时候，学生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和实操技巧，但是面试时问起来，发现没有一个学得懂。
技工荒的出现不只是整个教育培养机制与市场的需要、具体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断裂，而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不够，社会化办学、市场化办学水平不够，社会上产生了文凭挤压效应，不少人都有对职校生的歧视，而职校生也很难在学历上有所提升。
德国工业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好。其教育通道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非常畅通。从事技工的人，如果想“转换跑道”，也可以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拿到国家承认的硕士文凭。
另一方面，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技工院校的师资水平、教育资源存在“短板”。
反观德国，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其职业教育由政府全额拨款，一个学生一年可获政府4100欧元的教育经费。
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订购”的技校生每月支付600-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另有数据统计，三分之二的瑞士学生初中毕业就选择了职业教育，选择上大学的仅有三分之一。
此外，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主要症结就在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实际严重脱轨。
近年来，许多高职院校在学生入学一两年后，就让学生去工厂“实习”，但这更多利用的是学生的体力而非技术之长，偏离了教育的轨道。
与企业联合、深化产教融合并不意味着重复低级生产活动而不注重高级技能的教学和实践。
近几年,技能培养越来越受重视，为何技能人才缺口却不见小？企业参与度不够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技能人才，如果企业缺位，会出现职业学校培养力量不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迫切，很多职校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走，但企业参与培养人才的动力却远远不足，大都只愿意要现成人才，最好拿来就能用得上。
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约1.5亿人，不足全国就业人员的20％，培训内容与企业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模式较为单一。
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表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职业技能培训的要求散见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中，有关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法律的刚性要求，导致了政府组织责任落实不力，劳动者参加的权利保障不力，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在制造业强国，企业往往是技能培训的主导者。德国职业教育的2/3投入来自于各大企业。美国日本近年开展的现代学徒制都是由企业牵头。
德国就是因为长期坚持并推广学校和企业“双元制”教育，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打造了代表工匠精神的“德国制造”。
而我国多数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1.5%的下限，导致很多技工缺乏岗位成才的机会和条件。
从眼下来看，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是结构性的问题。其原因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教育体制的问题，更有培训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虽然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使我国高技能人才薪酬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水平仍然较低。
南京几位国家级技能大师称，干技术工人，无论薪酬，还是社会地位，远不能跟贡献相匹配，他们不会让子女再做工人。
目前，一个工人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到高级技师，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薪酬待遇成长的梯度不够大。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让他们看到美好可期的发展前景。
教育体制尤其是技术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将知识停留在试卷上，更要体现在操作中。
在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同时，学校更应积极响应，及时更新实验操作设备，加强技术应用培养，更要有长远眼光，针对性地培养高技能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李斌建议，企业则必须加强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制度设计，给工人提供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比如说，一个企业每年要有多少比例的工人参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要成为大国工匠，往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必须要有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社、新华社、中国劳动保障报、工人日报、新华日报、四川新闻网、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