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聪明投资者（Capital-nature）
作者：任泽平
图片：Unsplash.com
“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因为过去10年，我们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且因为前期的一些调整，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执行力。”
“从2019年以后，坦率地讲，我们还处在一个攻坚期，但是我们前期的很多改革的举措，进入到了红利的释放期。”
“中国正在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因为欧美经济刚刚从低谷走出来，甚至还相当的脆弱，包括疫情仍然让人感到担忧，所以它对货币的放水和刺激仍然有很强烈的诉求。”
“拜登这次对外讲，3万亿美元从哪里来，他会提高企业所得税和向富人征税。
但事实上从经济宏观经济角度，这个逻辑是通不了的，
3万亿美元是不太可能通过短期的征税来实现的。实质上这3万亿美元的基建刺激计划绝大部分是通过超发货币。”
“为什么从去年以来，股市、房市、大宗商品，包括黄金都在涨，比特币也连创新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迎来了美元流动性的泛滥。”
“我们的基础原材料价格，包括铜、钢这些，最近涨得很厉害，因为它是全球定价的，中国的CPI涨的并不高，一是因为我们货币政策正常化，二是因为正好处于猪周期的下行区间，所以中国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理解是，这可能是货币金融的一次创新，但是可能是宏观经济思想的一次大的倒退。”
“未来的新基建包括三大领域：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科技领域新基建；
教育医疗为代表的民生领域新基建；
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制度领域的新基建。
”
“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面临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将是未来中国内部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以上，是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日前在东吴证券宏观策略报告会上，分享的最新精彩观点。
这场策略会是任泽平加盟东吴证券后的首场亮相，任泽平分享了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看法，全球经济复苏、美元流动性泛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当下面临的四个主要矛盾和对策。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任泽平演讲全文，分享给大家。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在最美的季节
、
最美的城市
，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和市场的一些看法。
我在
2014年下海
，
提出过一些观点
。
作为一个中国经济的长期的观察者，这
些
年我也算是周游列国，先是在国务院做
智囊
，后来在全球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做
首席经济学家
，这一次重新回到资本市场，回到
券
业，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思考和观察。
过去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提出一些看法和判断
，
很幸运
，
这些年大的判断基本还可以。
比如说在
2014年，我们提出叫
新
5%比旧8%好
，
5000点不是梦
；
在
2015年，我们在股灾前预警，叫海拔
已
高风
大慢
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
还有经济
L型
；
在
2017年提出新周期
；
2019年
，
当时市场非常悲观的时候，我们提出否极泰来和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在
2020年，我
倡导
新基建，后来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在去年下半年，我
倡导
放开生育
，
这一次关于我们的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
我认为
在未来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
对
他人
、
对所服务的机构
、
以及社会的价值。
在今年初
，
当市场充满争议的时候，我当时提
，
今年市场最大的逻辑或者主题应该是通胀预期。
而且关于房地产领域，我提出过一个分析框架
，
叫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
这个
分析框架可能是房地产领域广为流传的
，
包括大的开发商
、
很多投资者
、
从业人员
用的
一个分析框架。
总的来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
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虽然比如
在
2015年市场比较疯狂的时候，我们理性
地
提示风险。但是在
2014年以来，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我在经济学家里面
是
比较乐观的。
很多人
说
任博士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最大的多头
。
站在现在这样一个时点，我们看未来
，
究竟怎么来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
我想
从一个客观
、
理性
、
专业
、
独立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最新看法。
新5%比旧8%好
不要担心经济增速换挡
最重要的是提高增长质量
我大致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个是关于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第二个是关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最后讲中国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以及应对。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背景之下
？
怎么认清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和时代的特点？
在过去
10年
，
中国经济发生
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
过去这
10多年，包括未来的
10
年，中国经济形势不是可以用经济波动来简单解释的
。
也就是在
10年前，在宏观领域
，
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与了一场大的论战。中国经济
（
增速
）
从
14%、
10
%
、
9
%
、
8
%
、
7
%
，
现在到
6
%
，这种不断
地
下行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去应对？
当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认为中国经济还能重回高增长，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刺激，刺激需求
；
另一派就是我们当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提出的
，
中国可能要增速换挡了，而且我们的出路是通过改革
，
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构筑我们新的增长平台和动力的机制。
这是
10年前在宏观领域最大的一场论战。在
那个
背景下，当时我下海提出一个观点叫
新
5%比旧8%好
。
我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研究经济史，包括拉美
、
东南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经济体，以及转型成功的德
、
日
、
韩、中国台湾等等。
我们发现
，
在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关键时点上，中国人均
GDP
一
万美元露头，
12,600我们就成发达国家了，也就是未来5~10
年。
但是很多经济体拒绝增速换挡，试图通过货币对放水刺激，把它重新拉回到高增长
的平台上，结果是维持了旧的增长模式，并引发了大的金融危机，最终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
、
很多东南亚的经济体都犯过这样严重的错误，只有少数的
，
大约只占
10%左右的经济体
，
德、日
、
韩、中国台湾，
它
们成功推动了改革，在从发展中
经济
体迈向发达经济体门槛的时候，采取了推动改革的方式。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
增速换挡
，一定要推动新能源的改革，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刺激，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命题。
我当时提出叫
新
5%比旧8%好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
不要担心经济增速换挡了，最重要的是提高你的增长质量。
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
5%的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自己勉强维持的8%的旧增长平台要好，利率下来了，股市走牛了，产业升级
了、
企业利润上升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
刺激
将
酝酿危机。
经济
L
型也是我提的
，
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央的这些大论断
，
印证了我们这一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观点
。
为什么在经济学家里面，我们看好中国经济这一轮的改革转型前景，首先是因为在过去
10年，我们这场宏观领域的大论战，我就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认识到了我们要增速换挡，而且认识到了以后
，
叫
新
5%比旧8%好
，未来虽然不是高速增长，但是是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解决了认识问题以后，这些年我们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是到位的。我当时为了研究像当年韩国、日本包括德国的转型经验，前前后后看的专著将近上百本，当时非常沉迷于
这个
研究。
最好的教科书实际上是经济史，因为经济学做不了实验，但是经济
史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还处在一个攻坚期
但前期的很多改革举措
进入到了红利的释放期
很多人说每年我们的政策都发明一个新词，这是对中国缺乏足够的观察和状态。
事实上这些表述恰恰是我们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不断深化的结果。作为一线的经济学家
，
我是非常有感触的。
中国的这一轮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预期形成的过程
；
第二个阶段是落地攻坚的阵痛期
；
第三个阶段是红利的释放期。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预期形成和争议的时期，大致是
20
12年到
20
15年
，
落地攻坚以及攻坚的阵痛期，是
2016
、
20
17
、
20
18年
，
那时候整个社会
，
包括我们资本市场弥漫着非常悲观的气氛，什么离场论
、
洗洗睡，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阵痛期。
事实上
从
20
19年以后，坦率
地
讲，我们还处在一个攻坚期，但是我们前期的很多改革的举措
，
进入到了红利的释放期。
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实际上是在
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是非常有转折性意义的。
当时我们提出
“
三去一降一补
”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单来讲，经济学讲叫
“
破旧立新
”
，我们要把过去高增长积累下来的过剩产能，过多的库存以及金融杠杆的风险给它破掉。
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面对疫情，中国没有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因为我们提前
扎
好了风险的篱笆，是提前做好了准备的。
降成本
、
补短板，这就是
立新
。我们培育自己新的经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后来到了三大攻坚战，包括双循环，都是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应对
新
5%比旧8%好
、
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事实上
，
比如说推动注册制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是逻辑自洽的。
创新发展，最后要依靠资本市场，传统依赖银行主导的这种融资模式，比较匹配我们原来重化工业的时代
，
未来中国大量的风投
、
新经济，它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
。
这一次资本市场上升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包括像注册制改革
、
反垄断，这些东西都是逻辑自洽的，包括
碳达峰、
碳
中和、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等，我不再赘述。
总的结论就是
，
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
因为过去
10年，我们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且因为前期的一些调整，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执行力
。
毫无疑问，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我们去年
4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是
-
6.8
%
，
3.2
%
，
4.9
%
和
6.5
%
，
6.5
%是
什么概念呢？
2019年中国GDP增速是6.1
%
，在去年四季度，中国已经回到了潜在增长率水平。
而且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当中，去年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
。
所以
从
20
19年以后，我们已经开始享受改革红利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改革的任务完成，
我们后面还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大的思路扭转过来了。
2021
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
我们会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共振
。
去年二季度
，
中国经济复苏，今年随着美国、欧洲、日本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以及拜登要推出一个高达
3万亿美元的基建刺激计划，我们可能会迎来全球的复苏共振。
3万亿美元
是
什么概念？我们
20
09年4万亿刺激，3万亿美元，那是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基建
刺激
计划
。
中国正在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
欧美对货币放水和刺激仍然有很强诉求
因为中国
、
美国
、
欧洲复苏的周期阶段不一样，中国是率先复苏，美国欧洲在今年才开始进入复苏阶段。这样大家的政策组合和诉求也不一样。
中国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因为随着通胀预期的上升，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水平，我们开始进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操作，以及在房地产和地方债等领域进行结构性的信用政策
收紧
。
我在今年初提出中国正迎来流动性的拐点，当时大家很
argue
这个
观点，最近也验证了
这个
判断。
中国正在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因为欧美经济刚刚从低谷走出来，甚至还相当的脆弱，包括疫情仍然让人感到担忧，
所以
它对货币的放水和刺激仍然有很强烈的诉求。
所以欧美包括中国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复苏，它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导致了政策的诉求不一样。我们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了，欧美可能还在一个低利率
、
放水刺激的阶段，这就带来了全球通胀预期。
如果说
2021年我们要定一个短期宏观经济形式的主题词，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胀预期
。
我们迎来了通胀预期，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的共振，包括拜登要
重振
美国
，
推出了
3万亿美元基建刺激计划
，
以及美元流动性的泛滥
。
拜登这次对外讲
，
3万亿美元从哪里来，他会提高企业所得税和向富人征税
。
但事实上从经济宏观经济角度
，
这个逻辑是通不了的，
3万亿美元是不太可能通过短期的征税来实现的。实质上这3万亿美元的基建刺激计划绝大部分是通过超发货币
。
这一次的全球的通胀，很多人讲是因为需求恢复了，需求的恢复程度远远支撑不了如此高的通胀，包括广义资产价格的泡沫化。
现在欧美经济还在地板上趴着，刚刚露出复苏的苗头，美国的股市连创新高，两大海岸线的房价连创新高，什么原因？货币的超发
、
美元流动性的泛滥。
自从去年疫情以来，美国推出
QE
、
QQE
、
无上限的
QE，
通过印钞票买美国的国债，甚至买商票。
大家看黄色的线，这条黄色线是美国
M2
增速，就是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增速。这是
20年来最高值，而且是惊人的高。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整个宏观经济学领域面临的一个困境和变局，要么你就在放水的这条路上一路走下去，全球
63%的外汇储备是美元，美国超发美元实际上相当于它把成本向全世界进行了分担，但是我们不行。
因为我们是非储备货币国家，中国的货币如果超发实际上是被居民分担了，或者居民的现金流资产被稀释了。
这就是
为什么从去年以来，股市、房市、大宗商品，包括黄金都在涨，比特币也连创新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迎来了美元流动性的泛滥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黄金是实物货币，比特币是超主权货币，黄金和比特币的大涨，包括广义通胀的明显上涨，说明大家对以美元为代表的国家主权的信用货币的不信任。进而带来了今年通胀预期的明显抬升。
通货膨胀的概念在经济学上颇具争议，但是它讲述了一个非常常识性的问题，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钞票印多了总有东西会涨，如果货币泛滥了，商品就会普涨。
而中国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开始推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正如总理这次在两会讲的，我们去年没有超发货币，所以今年我们也没必要急转弯，而是贯彻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因为大宗商品是全球定价的，所以中国虽然整体通胀不高，但是
PPI、工业品价格在抬升。
我们的基础原材料价格，包括铜、钢这些
，
最近涨得很厉害，因为它是全球定价的，中国的
CPI涨的并不高，一是因为我们货币政策正常化，二是因为正好处于猪周期的下行区间，所以
中国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这一轮经济复苏是K型复苏
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这一轮经济复苏，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新现象，叫
K型复苏。这是最近宏观经济领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以前经济复苏一般有u型复苏、v型复苏，就是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大部分人的境况改善了，整体收入改善，就业改善。
而
K型复苏则是一部分人改善，一部分人变差了，虽然经济整体是复苏的，股市房市都在涨，各种资产价格都在涨，但是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境况反而是变差的。
为什么出现了
K型复苏的现象呢？那就要说回到全球对货币的过度依赖。
我认为
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
我记得有一年达里奥来中国推销他的新书，他找了
4个人帮他站台，我是其中一位。他最后讲到美国现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和大萧条前很相似，当年的大萧条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到最后军事危机——爆发了战争。
按照这个逻辑讲，它根本的原因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或者说是收入分配问题。
其实全球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因为对货币的过度依赖导致了
K型复苏以及财富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导致了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等这一系列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