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成章《布告同志书》评议
陶成章的这份《布告同志书》虽然旨在回答各地拥护孙中山一派对自己的批评，但主要批评矛头仍然指向孙中山及其当时的两个助手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新的攻击。
《布告同志书》所述各例，分几种情况。
（
1
）确有部分事实。例如，孙中山在各地动员起义时，有时确实夸大自身实力，说过与实际不符的“大话”；或者最初应允以金钱犒赏、奖励，而最终无法兑现。这种情况，就孙中山来说，或为对敌斗争中的虚张声势、鼓舞人心，或为扩大兵力、人员之需，方法虽未必尽妥，但并无错误。又如，对从国内到南洋各地的募捐者，须由孙中山签名介绍，这是为了加强管理，避免有人借机谎骗、敛财，在这一过程中，过于严格、谨慎，因而接待、处理可能出现不当现象。这些行为有的可以批评、改进，但不应成为攻击之点。
（
2
）事出有因。例如对章太炎与《民报》的态度。孙中山离日时，除以
2000
元交给章太炎，作为维持《民报》出版的经费外，其余
13000
元则携到南方，在广东钦州、廉州地区发动起义。由于起义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不可能为《民报》提供更多款子。此后，孙中山等人的经济也处于极度困难中，无力继续支持《民报》。孙中山在南洋所依靠的主要是胡汉民主持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及其机关报《中兴日报》，对曾经掀起“倒孙风潮”的东京同盟会总部已经很失望。加之此时的章太炎企图改造佛学，作为鼓吹革命、淬砺党人的精神武器，在《民报》中大谈佛理，这一条编辑方针和当时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有较大距离，和汪精卫、胡汉民创编时期的《民报》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销量大减，《民报》的经费更加困窘。
1909
年
10
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东京续刊《民报》，在改组编辑部时排斥章太炎，其故在此。
（
3
）判断无据。
1907
年，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谋刺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以致光复会筹备的浙皖起义失败，其起因在于光复会员叶仰高被捕，供出部分党人的别名和暗号，和陶成章所称孙中山“遍放谣言”，致令清吏“防患未然，加意搜索”没有直接关系，现有资料也没有孙中山泄漏过有关浙皖起义消息的任何记载。其实，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在广州发动起义始，清政府就一直在搜索、破坏、逮捕、镇压革命党人，何能将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都加在孙中山等人身上？
在
1907
年第一次“倒孙风潮”后，东京同盟会本部处于涣散状态，章太炎“愤欲为僧”，想到印度学梵文，观摩印度革命党人的风范，因缺少路费，便通过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两江总督端方联系，企图取得经费支持。其后，刘师培、何震及其表弟汪公权等均投降端方，成为叛徒，为了挑拨同盟会的内部关系，何震公布了章太炎为向端方谋款写给自己的五六封信，在同盟会中引起巨大震动。同盟会系统的香港《中国日报》曾发布消息，指称刘师培受端方委派，“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陶成章和章太炎、刘师培关系亲密，在刘师培、何震的叛徒身份暴露，而陶又对孙中山大肆攻击之时，人们对陶成章的真实身份产生某种怀疑是自然的。陶成章在《布告同志书》中指责孙中山等“目仆为保皇，为侦探”，这一点，黄兴、谭人凤等同盟会骨干都不相信，陶成章本人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考察当时状况，稽查文献，一般同盟会员有这种怀疑是可能的，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同盟会领导人却绝无相关言论及记载。
刘师培夫妇等人叛变之后，出卖浙江革命党人、原龙华会副会主张恭，导致张恭被捕系狱，因此汪被同为浙江革命党人的王金发所杀。对此，《中国日报》发表消息称：“又以汪公权久充端方侦探，罪状显著，即行宣告死刑。”对于这一消息，陶成章在《布告同志书》中大加挞伐：“夫诛汪公权者，海内各报，皆言王君金发。王君者，徐君锡麟旧同事也。不特与孙文无关，且与同盟会无涉。其诛汪公权也，乃为友人报仇，并非友人委使，亦复何人能委使之？该报所言，‘即行宣告死刑’，实未识何人所宣告，而又在何方所宣告，并为何日所宣告？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不错，王金发和张恭是朋友，杀汪公权有为友人报仇的成分，但其主因则在于惩罚叛徒。关于此，蒋介石所写《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说得很清楚：“是夏，余仍设法，告假回国省亲，乃与英士等规画江浙起义，与营救张恭等之法，以刘光汉为其夫人所卖，勾结端方，欺卖张恭入狱，各同志皆痛恨刺骨，非先杀刘、何，（无以）振党纪。行刺数四，皆不果也。”可见，惩罚叛徒是陈其美等同盟会员的一致意见。蒋介石没有说明的是，后来成功地对汪公权实行了制裁的王金发，正是陈其美在
1908
年亲自介绍入会的同盟会会员。上述各情，陶成章在不很了解的情况下，就辱骂同盟会“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未免过于轻率，显得成见过深，怨恨过度。
在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和历次起义的组织与发动中，孙中山有许多疏漏、缺点、不足，在“倒孙风潮”中，孙中山缺少宽宏雍容的气度，发扬民主不够，与同志沟通、商量不够，竟至轻易舍弃东京同盟会总会，专注南洋支部，这些都是缺点，对此提出意见，谋求改进是必要的、应该允许的。但是，像李燮和等人的《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和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那样公然大肆攻击，横加恶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并且要求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显然是错误的、极为不妥的。
三、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陶成章等再次发起攻击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得到消息后，他敏感地估计成功在望，企图首先为革命党人解决即将面临的外交和财政问题。他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会晤，诺克斯拒见；又企图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借此显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但日本政府只同意孙中山以化名登陆。
11
月
2
日，孙中山到伦敦。
11
月
21
日，到巴黎。在巴黎时，会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理西蒙，谋求贷款。西方银行家们当时还无法判断中国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会鹿死谁手，决定在经济上“严格中立”。
12
月
16
日，孙中山对南洋华侨邓泽如表示，中国当时需要
5
万万元钱，才能建设裕如。同月
25
日，他要求日本友人帮助筹款，“
1000
万、
2000
万都可以”。当时，革命党人财政极度困难，因此，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立即被包围，记者们最关心的是，孙中山历经美洲、欧洲、南洋、香港，到底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2
月
29
日，在南京的
17
省代表会议投票，每省
1
票，孙中山以
16
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历史由帝制转为共和、民主，开辟了亚洲和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孙中山，这个陶成章必欲打倒而后快的“大骗子”和“大贪污犯”居然成了中国新政府的领袖，陶成章和他的支持者们自然心情极为恶劣，不肯接受，于是，就出现了下述情况。据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称：时孙文勾结《民立报》，谓孙文携有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华。孙党并有兵舰之照相，在南洋群岛发卖，骗取总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先生因南洋筹款事，致书孙文，旋得其复书，略谓先生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魏兰
(1866
—
1928)
，浙江云和人，是陶成章多年的亲密朋友与合作者，一起留学日本，一起运动浙江会党，筹备起义，一起在南洋教书，一起创建光复会，一起反对孙中山，是《七省同盟会员公启》的炮制者之一，因此，魏对陶成章可谓知之甚深。文中所述对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意见应该是二人的共同意见。作为光复会会长的章太炎也有此看法，曾在《自定年谱》中追忆：“逸仙返，甫抵岸，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些意见的核心就是孙中山并非靠功劳，而是靠吹牛皮、说大话，才“骗取”了大总统的权位。其手法，和《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攻击孙中山“骗取”同盟会总理一事完全一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魏兰文中对孙中山勾结《民立报》和该报帮助孙行骗的指责却全非事实。检阅现存《民立报》，对孙中山确有歌颂之词，例如“革命家的泰斗”“中国之福星”以至“中国之救世主”之类，但是，绝无魏文所说的任何类似记载。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当日，对《民立报》记者仅言“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并未有任何自夸金钱、兵舰之词。魏兰、陶成章以及章太炎的有关说法完全是根据讹传所作的错误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