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史料与史学，相信很多人会不由地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说法提出后，影响甚巨，误解亦不少，其实若将此论述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便不难看出傅氏的旨趣并不简单，其最早有关这一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史学大家傅斯年(1896-1950)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是从近代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道出了对史料的认知和史料运用的革新对于近代史学出现的重要性。
实际上，不仅 20 世纪初的新史学如此，其后半叶出现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史学亦是如此，如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便是通过对史料的性质及史学界对其运用的深入分析来完成对“历史真实” 的解构的。而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意义，即便是这一思潮的批评者，也往往会承认其对促进我们更深入谨慎地认识和运用史料所具有的价值。
一种新的史学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对史料性质及其运用方法的重新认识。文化史的重新出发，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的大事，伴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冲击，这一名之为“新文化史”或 “社会文化史”的新史学流派迅速崛起，其影响所及，也绝不限于西方，而是很快扩展至整个国际史学界。
新文化史的特色，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特别强调历史的建构性和意义的破解与诠释，二是其较多地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故而在史料的利用上，不仅大大拓展了史料范围，将众多以往不受关注的史料，如小说、民间传说和实物等援入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也常常采取推理等手段对有限的史料作深度的解读。
毫无疑问，史料乃是史学的基础， 没有史料 ，就没有史学。无论我们秉持怎样的史学理念，都会承认，一个好的历史作品，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其对史料的解读和利用也必须合乎规范并深入细致。
于此，我们不妨就“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认知与运用略作申论。首先，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这一认识，无疑与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直接关联在一起。经过后现代史学的冲击，在当今的西方史学界，虽然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认知仍有争议，但大概已不会有人仍对自己能呈现和掌握全然客观的史实而信心满满。也就是说，所谓的史实，乃是历史学家根据个人的认识和体验，藉由史料，依照一定的规范建构而成的。
对此，海登·怀特曾明确地指出：“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新文化史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注重对意义的破解和诠释。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不再将史料与事实直接相关联。
▲[美] 林·亨特主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故而，新文化史研究者往往较少纠结于史料叙述的真伪判断上，而会更多地去追问如此叙述的意义何在，展现了怎样的文化变迁。如柯文较新的一项有关越王勾践故事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研究并没有将越王勾践的故事本身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是致力于探析后世主要是 20 世纪的人们是如何来重述这一故事以及这些重述的意义何在。
其次，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史料乃是有意义的文本，对史料的探析也主要是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而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显然不是研究者可以恣意而为的，而需依据长期形成的一套史学规范。这就需要我们将史料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加以分析，通过理清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的字面和背后的意涵。
最后，在运用史料展开历史叙事时，往往会在对相关史料深入探析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这种做法一方面与新文化史往往以普通人物和民众的心灵世界为研究对象有关，这类选题资料较少，若拘泥于史料有限的字面信息，相关的探究根本无法展开。另一方面也缘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编撰的认识，其认为历史编纂是一种叙事，而叙事不可避免会借助比喻话语和故事的 “情节化”，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构化，任何史学著作，其实都是事实化过程和虚构化过程并存的。
▲在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可以合理设置了“情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