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路径回顾

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有一个共同兴趣即研究人类的政治组织。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部分，对其加以深入探讨原本是政治学家的任务，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国家与政府的构成要素、组织原则、职权与功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途径。然而，这些问题却也是人类学家颇为关注的，只是其研究路径与政治学家有所不同，政治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关怀和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对政治及其关联问题的见解。譬如对于乡村治理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人类学家就较为关注，开辟有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即旨在梳理政治人类学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多条研究路径。

从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国内外涌现出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感兴趣的研究者，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乡村治理。从吴文藻提出、费孝通实践的社区研究法开始，就开启了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田野考察，之后这种整体性研究逐渐为具体研究所取代，但是即便是明确具体研究方向的田野调查，也很难完全被某一个方向所封闭，乡村社会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共通和相互混溶的，其中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处于难以分割的状态。因此，在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情形是一些看似与政治并无直接联系的因素，却实际上与乡村治理这个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人类学家们不愿意放过这些细节，力图从多个可能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和思考。因而，乡村治理问题，受到了来自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颇多的关注。囿于篇幅，本文只能概述几条较为重要的理论脉络。

一、结构性路径：从宗族到差序格局

首先来关注从结构性路径对乡村治理问题加以研究的学者。结构性路径，是指学者将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用某种具有概括性含义的特征来描述这个社会整体，试图将整个社会纳入到某种结构性框架之中，遵循这种研究范式的学者以莫里斯•弗里德曼和费孝通较为典型，前者是人类学界的著名汉学研究者，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探讨了中国东南社会的宗族裂变，通过宗族裂变来阐明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变化，他的初衷是证明国家能够与宗族并存，以及国家组织不构成对于宗族组织力量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在对话非洲研究者埃文斯•普理查德，由于后者在非洲发现“无国家”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弗里德曼认为宗族并不存在于“无国家”社会，在中国当时的集权国家中同样有宗族组织 [1] 。

如果说弗里德曼关注的是东南汉人社会的宗族问题，那么费孝通则挖掘出中国乡村最具普遍性意义的特征，他在《乡土中国》 [2] 中阐释乡土社会何以是熟人社会，以及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缔结方式，对比中西方的捆柴法和波纹法，波纹正是差序格局的一种形象表达，是以己为圆心将人际圈推而广之的社会体系，对于每个具体的社会个体而言，构成的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而波纹之间也有交互和交错，但是每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距离和关系都是特殊的。其次，每个个体向外扩散的波纹波及范围大小不一，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波纹也是不同的。而且在费孝通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差序格局背后体现出的儒家伦理价值。这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平等主义下的个体主义完全不同，中国乡土社会虽然强调家庭核心，但却是“无我”的家庭，中国的公私范围和群己范围与西方社会有明显差异，因为在差序格局中，这种关系的远近亲疏都存在边界的模糊性，难以有清晰的界线来划定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也在费孝通的理论当中得到体现，中国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天高皇帝远，闭门就能自给自足，所以，皇帝对于乡土社会的小农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乡绅，是无为而治。

二、过程性分析：社会、政治及延伸个案

政治人类学对于政治领域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试图去扩展整个事件的过程，会追溯较为遥远的过去，包括事件引发的前因，事件本身的全部过程以及事件中的不同主体，乃至事件对于后期的影响。这种延伸性的分析，主要的理论关注点为社会过程、纠纷调解过程、政治过程和社会戏剧，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学者主要有赵旭东、应星、朱晓阳、维克多•特纳。

赵旭东对于纠纷调解过程十分关注，纠纷调解过程是政治人类学或者政治社会学中占比很重的一个研究内容，但是，在政治人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讨论范畴中的纠纷调解事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的表现方式不同。在人类学框架下，法律的适用性以及认同边界和接受程度，都要把文化因素考虑其中，文化秩序和环境因素成为重要变量，这是影响司法过程和纠纷调解过程的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应星关注到法治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尤其是法律进入乡村治理中之后，初步形成了公民社会 [3] 。不过，由于乡村社会中长期以来的依靠血缘和地缘的人际网络和人情关系，使得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是夹杂在国家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村社会中自生自发而形成的利益表达之间的一种状态，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长处于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显然，公民社会并非中国乡村治理的唯一目标或者终极意义，关键是如何调和这种现代性的法治建设和乡土社会的文化模式之间的矛盾，能够使两者并存 [4] 。

朱晓阳长期在云南滇池小村进行田野调查 [5] ，他观察到由于当地城市化建设中的拆迁，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在村民和当地政府之间存在一定博弈。朱晓阳用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把这个矛盾从引发到一步步化解的过程描述出来，其中，包含村民自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与政府的对抗、博弈、妥协，这些画面都被描述。在这样一种叙述中，小村的乡村秩序以及政治治理图景都得以表达。

“社会戏剧”这一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6] 一书中提出的，用以研究社会冲突的概念。首先他引入“人文系数”来对社会进程进行研究，他的田野调查点是恩单布社会，他认为他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常发生冲突，在社会中不同的社区之间时常发生冲突，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增长在公众中展现为一连串的事件，特纳将之称作“社会戏剧”，他们的冲突就是通过“社会戏剧”来展示的。并非所有的社会戏剧都是解决问题的明确答案，但是它足以使特纳阐明他所提出的戏剧的“过程形式”这个概念。他用社会戏剧来对应恩单布人社会中短暂性的或过程性结构。

社会戏剧是一套结构，让人们在其中必须按照牢不可破的道德规则和戒律确定自己的立场，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免有悖于自己的意愿，但是，必须选择屈服于职责。特纳用社会戏剧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想表达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论这些变化多么细微，它们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变化的。

特纳用“结构”和“反结构”来表达他对“过程主义”的理解，他认为，结构主义是单元的，一定存在一个反结构，并且更重要的是“过程主义”表达的是结构和反结构的关系。他所说的社会反结构就是“共同体”，而社会戏剧是积极的结构性概念。

特纳主要是通过分析社会冲突背后的矛盾源头，将这一事件的根源组成一个象征场域，分析和研究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之间的连续线索。他说并非只有诸如司法过程和仪式过程一类的制度化过程才具有历时性的形式和结构。而对于社会革命等事件的分析，特纳则认为历史上很多社会都将宗教符号和政治行为紧密勾连在一起，试图以宗教因素把革命直接合法化和神圣化。

特纳所谓的结构，就是大多数社会所默认的社会秩序的框架，是一个比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的意思。社会结构中的个体都是带有角色扮演意识的个体，他们都不是有自由意志的人，而是扮演着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而在另一种社会中，也就是共同体中，人们享有自由，享有同志般的平等。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包含这两种社会形态的，既有社会结构也有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特纳对于共同体的宗教符号进行讨论，是对于特纳在《仪式过程》 [7] 一书中的“共同体”概念进行的深入讨论。这一章实际上还是继续讨论结构和反结构。他认为，“共同体”是与社会结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这不仅是宗教、文学、戏剧和艺术的核心，并且也植根于法律、伦理、亲属关系以及经济体系中。在部落社会中，各种仪式和活动的非正式场合都能体现出共同体的存在。仪式对应的就是特纳所说的共同体，在这种仪式当中，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都被置之不顾，特纳解释了这些中介性的仪式对于那些无文字社会中的人的意义，它们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们在这种仪式当中才能面对各种神秘力量，面对他们平时遇到的遭遇，以及他们的祖先，他们在仪式中才能完全放松心境。

但是这种共同体的自发形式有时又被制度化地保存下来，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结构，因此，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仪式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而最终延续下来的核心部分。所以，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从这些被固定化的仪式中反推出原始的神话和传说，从这些象征体系中找回最初的符号的意义。

三、多维度阐释：文化与历史

人类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把社会各个面向和维度综合在一起进行阐释，而文化和历史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针对公共象征、象征性行动、事件和法律实践的阐释这些方面来进行研究的。其中，主要有朱晓阳、王铭铭、景军和高丙中等人的贡献。

朱晓阳不仅研究滇池小村的拆迁事件，他最终是要把握小村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通过“彻底解释” (radical interpretation) 对于小村的地志学表征进行阐释。“地志”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学视角，当代人类学的地志学是指“对地方的景观进行细节性描述的研究进路。但是这种地志学不是将景观仅仅当作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