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超连接的虚假预言：如何在网络时代生存

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世界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不久之前，人们还相信，每一个个体和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之间的分离度可以用6度的指数来表示。对于今天的Facebook用户来说，平均的分离指数为3.57。但也许这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正如埃文•威廉姆斯（Twitter的创始人之一）于2017年5月告诉纽约时报的，“我曾经想过，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流信息和想法，世界将自动地成为一个更好、更宜居的地方。但我错了。”

在同一个月的哈佛学位授予仪式上，Facebook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Zuckerberg）回顾了他本科时期的“连接世界”的野心。“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很清楚，”他回忆说，“所有人都想彼此联通…我的希望永远不是去建立一个公司，而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扎克伯格一定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个结果是否如他最初在他的宿舍中料想的一样，是值得怀疑的。扎克伯格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一系列他们这一代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数千万的工作被自动化替代”，“不平等”（“我们的体制存在问题，我可以离开这里， 在十年内赚取数十亿美元，但是数百万学生却无力偿还贷款”），和“权威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反对知识流动，贸易和移民”。

马克扎克伯格的哈佛演讲

但他没有提到的是，他的公司和硅谷的同行对这三个问题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比加州的技术巨头更加努力地消除像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作。没有人比硅谷的商业大亨们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拥有最多财富的百分之0.01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公司比Facebook——尽管是在无意中进行的——更加有力地帮助民粹主义者在英国和美国赢得2016年的政治胜利。没有Facebook关于其用户的数据宝库，对于相对来说预算较低的英国脱欧（Brexit）和特朗普来说，赢得大选肯定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中Facebook在流行了一年的“fake news”故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

扎克伯格绝对不是网络世界和他的“全球社区”梦想的唯一信徒。自1996年以来，Grateful Dead的歌词已经成为网络活动家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发表的“网络独立宣言”的一部分，其中他呼吁“工业世界的政府，你疲惫的肉体和巨人”，“不要管我们”；而为了通用连接，已经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的啦啦队游行。“当前的网络技术…”，Google的Eric Schmidt和Jared Cohen在2013年写道：“是真正有利于公民的。”

约翰佩里巴洛的网络独立宣言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通过即时响应的网络连接起来。”他们认为，这对于各地的政治来说都将具有真正的“左右游戏全局”的影响。阿拉伯之春的早期阶段似乎证明了他们乐观的分析;但随后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后裔进入内战，似乎没有特别说明他们的判断。

正如约翰•列侬的“Imagine”所唱的，一个网络世界的乌托邦幻想是在直觉上很吸引人的。例如，在他的哈佛演讲中，扎克伯格认为“人类历史正在画一条伟大的弧线——这就是，前所未有的众多人数，从部落到城市再到国家的人，正在实现我们不能仅靠自己完成的事情。“然而，这个愿景，一个有如铁板一块的单一的全球社会，在历史弧的尽头，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全球社会的一切是不一样的。网络不再是新的，而是一直在自然世界中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对于今天的社交网络而言，唯一的新鲜事物就是它们以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最快的速度，在几秒钟内连接数十亿人。然而，在Facebook成立前很久的大量研究显示，社交网络正在缩减到越来越小的范围，效率也越来越低。他们的发现不能给对未来完全联通的网络世界运营的乐观主义提供任何支持。

六个基本见解可以帮助那些没有网络理论专业知识的人更清楚地思考关于巨大的高速社交网络可能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

首先涉及网络中连接的模式。自十八世纪的瑞士学者Leonhard Euler以来，数学家将网络视为节点图，通过链接点连接在一起，或以网络理论的说法，通过“边缘”相互连接。社会中的个人只是网络通过边缘连接的节点，我们称之为“关系”。不是所有的节点或边缘都是平等的，然而，因为很少的社交网络类似于一个简单的网格（每个节点与所有其余节点具有相同数量的边），通常，某些节点和边缘比其他的更重要。例如，一些节点具有较高的“联通度”，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边缘，有些具有更高的“中间性”，这意味着他们是充当着许多网络流量必须通过的繁忙路口。不同的是，几个关键边缘可以充当桥梁，将不同的节点簇连接在一起，否则将无法进行沟通。即使如此，“网络隔离”依然总是存在——这就是尚未连接到网络主要组件的单个节点。

同时，有着相同羽毛的鸟倾向于聚集在一起（相近相吸）。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情”或吸引相似性，社交网络倾向于形成具有相似性的属性或态度的节点簇。研究人员发现，当他们研究美国高中时，可以沿着种族隔离或其他形式的两极分化形成相应的中心隔离。最近，将美国公共领域分成两个隔间，每个隔间完全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就是完美的例证。

关于社交网络的大量写作的常见错误是将网络和等级区分开来。这是一个虚假的二分法。等级只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有限数量的水平边缘的网络，它使单个统治节点成为一个高度的中心。任何专制统治的本质，都是让组织图上的每一个节点不能彼此沟通，并且除了和中心节点发生关系外，彼此之间无法组织起来。正确的区别是在等级网络（Hierarchical networks）和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之间。

对于大多数历史来说，等级网络主导分布式网络。在相对较小和冲突相对频繁的社区，集中领导享有较大优势，因为通过集中的命令和控制，战争通常更容易。此外，在大多数农业社会，识字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所以只有几个节点是和读写世界相联系的。但是，500多年前，印刷机出现了——它使得马丁•路德的异端变得异常强大，并催生出一个新的网络。

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

路德认为，他改革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的结果将是一个被称为“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东西，它是扎克伯格的“全球社区”的十六世纪等价物。实际上，新教改革产生的不止是一个世纪血腥的宗教冲突。这是因为路德和后来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新教义，在欧洲的传播并不是均匀的。虽然新教迅速形成一个网络结构，但它也使得欧洲的同质性被分化，那些在人口密度和识字率方面和德国城市比较类似的欧洲地区开始拥抱新宗教，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则反对它，并且拥护教皇的反宗教改革。然而，事实证明，即使通过大规模的处决，天主教统治者也不可能摧毁新教网络，正如不可能在采纳宗教改革的国家全部拔除天主教一样。

第二个见解是，薄弱关系点非常有力度。正如斯坦福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的一篇精采文章中证明的，熟人是朋友圈之间的桥梁，正是这些薄弱的关系点，让世界变得很小。在心理学家斯坦利•米拉格（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发表的连锁信件所显示的著名的实验中，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一名遗孀职员之间和和波士顿的一位她不认识的股票经纪人之间只有七度分隔。

像宗教改革一样，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是网络驱动的现象，并且它们的传播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诸如伏尔泰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通信网络，反映了熟人网络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这些社区可能仍然被局限在各自的国家内部；它也反映了社会组织新的方式——特别是共济会——增加了志同道合的男人的联系，尽管建立了社会地位的分歧。这么多关键人物同时完成一场美国革命不是偶然的，从乔治华盛顿到保罗•雷维尔，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第三，网络的结构决定了其病毒性。最近，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研究都表明，一种疾病或一种想法的传染性依赖于社会网络的结构，与病毒或模因（通过模仿方式传播的文化或文化因子）的固有属性一样。十八世纪末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启发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两者都通过通信，出版和社交性网络传播。但殖民地美国和法国法国的网络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前者缺乏一个大规模的文盲农民群体）。一场革命产生了一种相对和平，去中心的民主，尽管它还包含一个奴隶制的过渡期，而另一场，则缔造了一个充满暴力以及间或的无政府的共和国，它很快就追溯古代罗马的步伐，走向了暴政和扩张（的帝国之路）。

在1814年拿破仑法国的陷落之后，等级秩序被艰难恢复。大国主导的维也纳和会次年在欧洲重新确立了君主制政府，并且以殖民帝国的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使帝国主义的蔓延成为可能的事实是工业时代的铁路，轮船和电报技术，它使得伦敦作为最重要的节点成为超级中心（superhubds）。换句话说，新工业时代的网络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新技术带来的集权控制远甚于印刷和邮政服务的能力。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是1815年至1914年间，火车和列车时间表出现的时代。

第四，许多网络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其形状不断变化。即使是所有时代中等级最为森严的极权主义的帝国也是这样，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都是如此。斯大林控制党内官僚的铁鞭和窃听苏联电讯系统的能力，使得他可能成为最高的独裁者——一个男人可以如此强大，他甚至可以有效地取缔所有非官方的社会网络，甚至因为诗人安娜•阿马托娃与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进行了一个被称作非法的夜谈而对她进行迫害。在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的欧洲和企业主导的美国也是等级性的，只要看看通用汽车公司的中期组织图表就可以发现，但它并没有达到相同的强度。一个类似于民权运动的基于网络的改革运动在苏维埃俄国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在美国南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曾经被骚扰，但是压制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20世纪中叶是一个倾向于等级治理的时代。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化开始了。很容易假设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硅谷是弱的中心控制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互联网被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发明出来，正是因为美国国防部被越南灾难性的战争纠缠，才给了加利福尼亚的计算机科学家随其所好建立一个计算机通信系统（的机会）。这在苏维埃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当时一个由控制论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ybernetics）负责的类似项目，一言不合就被财政部关闭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发动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变化，它预示着第二个网络时代的黎明。在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辞职似乎代表着新闻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反抗帝王总统的伟大胜利。但即便如此，水门事件，越战的失败，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都没有带来整个体制的全线崩溃。的确，罗纳德•里根总统非常轻松的恢复了行政部门的声望；相比之下，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崩溃是由几乎没有任何先进通讯手段的反共产主义异端者的网络带来的。事实上，即使政府拒绝给他们印刷的权利，被称为“samizdat”的地下文学却越来越强大。波兰案例说明了网络良好的作用：团结工会成功只因为它本身被嵌入了一个杂多的反对派团体之中。

第五个见解是网络间相互作用，并且互相竞争。当网络之间相互连接时，常常导致创新。但网络也可能相互攻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被称为使徒团体的剑桥大学思想协会（Cambridg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society）在1930年代受到克格勃的袭击。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情报运作之一，苏联设法从使徒团红招募了几个有头衔的人，并因此在二战期间和之后获取了大量英国和联军的高级机密文件。

这个例子展示了分布式网络的核心弱点之一。苏联不仅向剑桥知识圈渗透，他们还入侵了在二十世纪运作英国政府的整个老男孩网络。他们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英国政治建制不言而喻的假设和不成文的规则，使得背叛的明显证据被忽视或者遮掩。不同于对安全充满不信任的偏执的等级网络，分布式网络通常不利于自卫。

同样，9/11袭击是一个网络对另一个网络实施的：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金融和政治制度。但美国在这方面的真实损失并不是恐怖袭击带来的直接损失，它甚至不是未曾预料到的国家安全国家的对此事的回应。 在2002年8月，在入侵伊拉克还并不明朗之前，政治学家约翰•阿基利亚就在《洛杉矶时报》上刊文指出了这种做法的缺陷。他写道，“在一个类似于我们正处于其中的网络战中，战略轰炸意义很小，因为大多数网络都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伟大领袖来维持和指挥的。” 他指出了布什创建国土安全部的错误，他认为：“一个等级体系是一个用来对抗一个灵活的网络的笨拙的工具：需要利用网络来打击网络，就像在以前的战争里是用坦克来打坦克一样。”

黑客组织向恐怖主义宣战

美军在入侵伊拉克后，花了四年时间才领悟这一道理。反思美国兵力激增的2007年这个决定性阶段，美军总司令麦克克里斯坦（Stanley McChrystal）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了摧毁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恐怖主义网络，他写道，他的部队 “必须复制其分散性，灵活性和速度”。他继续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一个网络打败另一个网络’变成了我们整个行动的核心总结。”

第六个洞见是网络的异常不平等。一个持久的难题是，尽管不曾有人用阴毒的想法来谋划这场金融危机，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2001年的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估计在5.7万亿到13万亿之间，而反恐战争的最大开支可能也就是4万亿。）这个解释要点在于随着信息技术引入银行业，世界金融结构发生的戏剧性变化。金融体系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倾向于放大它的周期性波动。这不只是金融中心之间更多和更快的相互连接，而且是许多机构多元性不够，安全性保障不充分。当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监管机构在2008年拒绝救助雷曼兄弟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Richard Fuld）是华尔街中的一个孤立的网络节点，并且也被包括Goldman Sachs前总裁，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 鲍尔森所讨厌，但这个银行本身确实一个危险易碎的国际金融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些没有受过网络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们最终可悲地发现自己低估了让雷曼兄弟破产的后果。

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世界的运作方式被普遍化：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都开始按照10年之前银行家的那种网络构建自己。这个变化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全球社区的新世界的到来，在其中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网民，它们被技术武装起来，向权力讲述真理，并对其进行问责。然而再一次地，网络理论的教训被忽视，因为对于巨大的社交网络来说，甚至连最低程度的平等都没有做到。准确地说，比起一个随机建构的网络，它们有更多有大量边缘的节点和更多没有大量边缘的节点。这是因为随着社交网络的扩大，节点会根据网络的数量成比例地增加新的边缘。

这个现象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说的“马太福音”的一个表现。马太福音25章29节指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比如，在科学领域，成功培育成功：对已经有引用和奖项的科学家来说，成功会更加容易。这个趋势在硅谷也许是最明显的。2001年，软件开发人员Eric Raymond自信地预测，开源运动将会在三到五年内取胜。他注定会失望。随着垄断和双头主导的兴起，以及它们对本可能对其加以抑制的政府监管的规避，开源梦想死于摇篮之中。苹果和微软建立了对软件业的双头垄断，亚马逊主导了网上零售业，谷歌也很快确立了搜索引擎业的近乎垄断地位，当然，Facebook也在社交媒体的争夺战中胜出。

在撰写本文时，Facebook拥有11.7亿活跃的日常用户。然而公司的所有权却高度集中，扎克伯格本身拥有该公司的28％以上股份，使他成为世界上十大最富有的人之一。这种人还还包括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卡洛斯•斯利姆，拉里•埃里森和迈克尔•布隆伯格，他们的财富全部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各个方式。由于强大的“富者更富”效应，他们的生意回报有增无减。大量现金储备使他们有能力买断任何潜在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