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团聚的时候，我在饭桌上听说，弟弟就读的初中附近，有些社会青年出没惹事。
“跟你要钱了？”我问弟弟。
“没有，就是怪吓人的，好几个同学挨揍了。”弟弟说。
“那有啥的，你不手贱惹他们不就得了？”这句话，我是故意说给我妈听的。
“怎么，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过不去了？你当时挨揍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母亲“呼”地站了起身。
“得得，我不该说，不说行了吧。”
“不是说不说的事，都过去十多年了。再说，不是我让你挨欺负的，是你自己……”
“好好，我不对，是我窝囊，和你没关系。”我边说，抬手做了停止的手势。
大年初一的团圆饭，在母亲的责骂中狼狈结束。
我想起年幼的自己，那些事发生在很多年前，时间过去了，但事情在我心里没有过去，只是我接受了。
2007年夏天，我五年级毕业，因为村里教育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去离家二十公里外的县城就读六年级。
我们去的那所学校在县城的边缘地带，招收本地孩子和我们这样的“外来户”。
因为距离，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寄宿生活。
开学的前一晚，母亲把皱皱巴巴的毛票交到我手里。
“开学这周得上七天，这里是三十五块钱，一天三顿饭加上零食，五块钱应该够。
省着点花，咱家不如别人家，咱们穷，你爸在北京打工不容易，而且这个月也没往家里汇钱，我跟你大爷借了五十，我留十五，剩下给你。”
“穷家富路，穷家富路。”她念叨着，更像是在安慰自己。
记事以来，我一直是留守儿童，知道父母在外辛苦忙生计。
现在母亲大着肚子回来了，家里收入缩减，还要为我承担额外开销，因此我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罪，迫使她怀着孕还要去别人家借钱。
那天夜里我暗自发誓，一定要省钱，不择手段的。
开学第一天，我们这群农村孩子凑在一起吃饭，三顿算下来足有七块。
只过一天，毛票的厚度就立杆见影薄了下去。一天七块，七天四十九，远超预算。
经历了几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在星期二的晚课后，去小卖部打电话告诉母亲，三十五块钱对我来说可真是不够。
小卖部兼做电话生意，有一款老式手机拱学生拨打，一分钟内五毛钱，上不封顶。
那夜，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想了无数版说辞，以便在一分钟内阐述清目前的窘况。
电话接通后，母亲听到我的声音，她停顿一下，问了句：“惹事了？”
“那就好。”我听到电话那头长长地舒了口气。“你千万别惹事，好好学习……”
母亲嘱咐着，我把手机从耳朵旁挪下来，偷偷用余光瞥了一眼通话时间，黑白屏的数字跳到了三十七秒。
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露出来一个难以捉摸的笑容。
“对了，还有钱吗？别给你多少就花多少，省着点，前天你爸来电话了，他一个人在北京打工不容易，为了省钱顿顿吃清水面……”
我付钱后转身跑开，心情更沉重了：一个烧饼钱没了，没换回来买更多烧饼的钱，换来的是省着点花的叮嘱。
那夜我辗转反侧，耳边回荡母亲的哀叹。我深知，如果自己不能剩些钱回去，迎接自己的一定是母亲失望的眼光。
那段时间，比起学习，我每天更重要的必修课，是如何维持温饱。
为了省钱，我开始戒掉早饭。我对外谎称减肥，为了谎言更加逼真，我甚至会在大家去食堂的时候，绕去操场佯装跑圈。
饥饿总会在上午第二节课发作，为了填充咕咕作响的胃袋，我在课间一杯接一杯地灌水。
最终，我从食堂转到小卖部，把烧饼米饭换成了方便面，这样就不需要为炒菜付钱。
剩下其中一袋的调料包，可以在晚饭时冲水做汤就着馒头吃，一天的必要开销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为了不被注意，我在公共用餐时间折回宿舍休息，同学们吃完后我又偷偷跑进食堂，寻个角落窝下，用调料冲成的“汤”，狼吞虎咽地送服馒头。
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到放假，我的三十五块还余下十块。
结束留守儿童的生活后，我马上开始了寄宿生活，和母亲的相处不够多，因此埋在心里的话也不敢直接和她讲。
我不敢告诉她我是如何省下这笔钱的，母亲就以为一星期二十多是正常的消费水平。
“我家孩子就省心，一周给他三十五，让他放开了花，最后还给我剩回来十块钱。”
那时候村里有供人活动的场院，其他孩子一周生活费四五十还不够，母亲的这句炫耀显得格外刺耳。
旁人的夸赞令母亲心花怒放，她热衷于晚饭后挺着孕肚带着我去场院，炫耀我省钱的事，借此表达她教育有方。
炫耀的结果是，一个五十元生活费的孩子被父母打了一顿，他把被打的原因归结到我身上，开始有意地在宿舍排挤我。
实际上，“放开了花钱”只是母亲撒的谎，但我理解她的虚荣。
她三岁失去了母亲，在十八岁时为了填饱肚子草草嫁人。经历了我奶奶将近二十年的精神打压：“如果没有我们张家接纳她，说不定早就饿死了，摊上这么个穷媳妇……”
她拼命想证明，自己和自己生的孩子不是这个家的负担。
所以她很能吃苦，怀孕八个月依旧在玉米地里收秋，她不想被奶奶骂是吃白食的人。她也希望我能吃苦，希望我能让她面上有光。
她和我说：“七天生活费二十五就够，平均下来每天三块六，这样算的话五天生活费就是十八，我给你二十，那两块自己零花。”
说到两块钱零花时，她语气“溺爱”，仿佛给了我莫大的恩惠。
只有我知道，二十块钱，意味着我的十三岁都要和方便面为伴。
学校里本地孩子混熟后，开始向我们这种外来户要钱，美其名曰保护费。
开学第三周的周二早晨，六年级所谓的“大哥”带着小弟们，溜进了男生宿舍。
我因为减肥的谎言佯装跑步，并没被堵在宿舍里，但还是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们没钱，要钱你得去找有钱的。”排挤我的那个人说。
“张松年有钱，我一周五十块钱根本不够花，他一周还能剩下十块，你们想想他得有多少钱吧。”
窗外的我被吓得狼狈跑回班里，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
没过多久，班里所谓的“大哥”李海超在体育课间隙找上了我。
“哥们，准备五块钱，下周一来了给我。”他拍着我肩膀，身后是一群所谓的小弟。
我说的是实话，五块钱于我而言是两天的饭钱，是母亲低声下气借来的。
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网吧两个小时的消遣。
那时候甩棍和砍刀进不了学校，他们的武器都是用书卷成的纸棒，厚厚的胶带将两本教材卷在一起，称手、硬实、好处理，最重要的是不会留下伤口。
由于肥胖，我被班主任安排到最后一排，这样的位置给了他们绝佳的下手机会。
他们从背后走过，将棒子径直砸向我的后背。回荡在胸腔的震颤使我呼吸困难，班里同学因巨大声响回头观望。
“对不起，失误、失误，我本来要打苍蝇，一个不小心。”李海超边笑边说，把手伸到我后背摩挲，用拳头再次狠狠地捶了下去。
我本以为退缩一次能换来安稳生活，也在心里麻醉自己：李海超只是不小心，打我也是无心之过。
那段时间，班级在我的胸腔震颤声中开课，也在我的胸腔震颤声中放学。
最终在一次击打中，我产生了严重的窒息感，肺叶一瞬间紧缩、大脑空白——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我发了疯地甩开人群冲出教室，跑到小卖部扔下一块钱，打电话给母亲。
“和同学有点摩擦，被打了一拳。妈，我有点不想念书了。”我
说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我用牙齿紧咬嘴唇，生怕哭声传到电话那头。
本来能供母亲炫耀的两个点：省钱和成绩优秀，只剩下了省钱。加上前几天出了月考成绩，奶奶看到成绩单满脸鄙夷地说：“这孩子也不知道随谁了？他爹初中都考满分的。”
那句话使母亲的神经紧紧绷住，以至于在我提到退学时，疯了一般的谩骂从电话里传过来。
母亲提到她窘迫的生活，再次强调她为了我能读书，低三下四求人借钱，挺着大肚子在家操持生活。
“不念？你要死呢？我就不信，你不惹别人，别人会平白无故地打你？”
我无话可说，我确实惹了他们，原因是不交保护费，而不交保护费的原因是家里穷，我想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其实我没想过让母亲来学校给我出头，我只是想听几句像样的安慰，我只是想听她说：“没事，别怕，有妈呢。”
被打的事儿，我没办法向父亲求助，他在北京，解决不了我的烦恼。
在我容忍了几十次后，那些挥舞的棒子，从我的后背挪到了脖颈。
李海超为了满足自己被关注的虚荣，为了制造足够的声响，时常将手臂抡圆狠狠砸下。
疼痛促使我起身对峙，一句话没说完，一群人便涌上来。他们盯视着我，逼迫着我做出选择：挨一个人打，还是挨一群人打？
于是我在一波接一波的击打里咬牙坚持。那时候，我想最多的是：今天还有三节课，三个课间，还用再被打三次就结束了。
容忍是罪恶的从犯。最终棒子从脖颈升到了我的后脑，李海超抡圆手臂，却在碰到我头皮时停止。一次、两次、三次，像极了建筑工人用锤子敲打铆钉前做的瞄准工作。
在他试探的过程里，我的冷汗顺着背部不受控制地流落，不知道哪一下会砸下来。
班里同学被李海超的“准备工作”吸引过来，我偷偷用眼睛扫视他们，有人怜悯，有人期待。
我起身恶狠狠地盯着他，除了充满仇恨的盯视，我确实什么也做不了。几个人上前拍着我的脸说：“看你妈呢，不想挨揍就老实坐下。”
这种“处置”每天都会在课间重复，同学的同情消磨殆尽。久而久之，看我被打成了大多数同学枯燥生活的乐趣，和耍猴一样。
我曾在课间偷偷找班主任反映自己被欺负的事，班主任便喊来李海超，又喊了班长确认情况。
班长是李海超的发小，当我和李海超在办公室对峙时，班长告诉班主任，我和李海超有点矛盾，我不是单纯的受害者。
“学生的使命是学习，不是算计别人。”班主任给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因为告状，周五放学时，我被李海超一伙人堵住，在学校后墙被打了一顿。
李海超知道我回家的路很远，抄起石头向我的自行车狠狠砸去，砸到它无法使用，我只能推着它走了将近二十里的回家路。
进家门之前，我把衣服上的脚印清理干净，生怕让母亲担心。但车的伤痕无法掩盖，推进院的那一刻，母亲愣住了。
“你能不能小心点？你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她又絮叨起来。我孤独地站在门外，肿起的脸断断续续传来了麻木感。
上学期就这样捱过去。2008年春节父亲从北京回来，带给我一个mp3作为十三岁的礼物。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礼物，精致的方盒子上印着年轻的女星。
我拿在手里，想拆开塑料薄膜，但迟疑几秒后，还是推给了父亲。
“爸，我不要了，你把它退了吧，留下钱还给我大爷。”
“还你大爷什么钱？”父亲诧异地看着我，之后把目光转到我妈身上。
“我不也是怕他上六年级多花钱吗？我就说生活费是从大哥他们那借来的……”
被人整整霸凌三个月，从我为了省钱开始的霸凌，原来导火线只是母亲的谎言。
我不再指望她为我出头，只是想以后能在学校吃饱饭，于是向父亲要求涨生活费。
既然钱不是借的，我就多要一点，一周多要五块也好，一来生活能富裕点，二来可以交给李海超，彻底告别挨揍的命运。
“啥意思？你意思是说，你爸不在家我限制你花钱了？我告诉你，生活费涨不了，家里处处是花钱的地儿。”我妈用责备堵住了我的嘴。
“那村里的孩子都拿三十五，就给他也拿三十五，要不就三十。”我爸说。
“不行。你自己问问他，这半年成绩成什么样了？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吃饭。”她气鼓鼓地说，“你以为你爹在外边挖金子呢？”
我本想靠忍受结束下半学期，后来还是和李海超爆发了冲突。
起因是他故意摔碎了我的MP3，我猛地起身推了他一
下，接着他撞到了班级后面的书橱上，这一幕恰好被班主任撞见。
李海超委屈地和班主任说，他看见我偷带MP3来学校，这是违反校规的，他要拿过来充公，结果被我推搡。
他没说的是，他找我要钱，不给便要约中学的大哥堵我，而这个mp3是用来抵钱的。
“你爸在北京打工，家里一堆烂摊子得我自己收拾。我就不明白，你要干嘛？”
母亲越说越气，在办公室给了我一耳光。声音很响，但一点不疼，我的脑袋早就习惯了敲敲打打。
班主任见状阻拦，“这样吧，如果李海超父亲不追究，这事儿就算了。”
“道歉！”母亲按下我的头，朝着李海超父亲的方向鞠躬。
送母亲出校门的那一刻，她哭着说：“算我求你，别再惹事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