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读书还是展示自己文化修养的标志吗

文 | 徐贲

9月8日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倡导的“国际读写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今年的主题是“数码世界的读写”。今天的读写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阅读与写作，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学习素养内容，成为一种“新读写”（neo literacy）。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读写指的是能够阅读和书写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文句。更准确地说，这种“读写”应该是指多方面的文化能力，包括认识、理解、解释、创造、通讯、计算、表达、阅读各种印刷、电脑显示、光盘影像等资料的能力，也可以包括理解和运用与族群有关的符号系统。因此，以前人们所说的literacy现在经常翻译成“素养”。

数码时代会给读写素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乐观者认为，它会迎来一个阅读民主化的新时代，让千千万万从来没有机会的人们加入到读写人群的行列中来。悲观者认为，结果只能是阅读文化被肤浅化、破碎化和琐屑化，最后导致书籍的死亡。

对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图书历史专家，澳洲雪梨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教授马丁·莱恩斯（Martyn Lyons）在《西方世界的读写史》（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2010）一书里写道，“今天对电子革命的反应与500多年前对印刷术发明的反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对技术影响的夸张语言：技术将改变世界，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当年对印刷机影响的害怕也回响在今天对互联网的恐慌之中：互联网上处处隐藏着危险的网站，必须动用权力来管制网上的信息流传”。

▲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2010

数码技术对“信息变革”的催化作用也许会超过古德堡的印刷机，但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今天处变不惊，对互联网影响作出比较冷静的估计。迄今为止，我们有理由相信，数码变革带来的将既不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也不会是一场毁灭书籍和文字阅读的历史性灾难。

▍一、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

数码时代对书籍的最大影响恐怕是加速了过去十多个世纪中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进程。美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在《爱读书的傻瓜》（Bookish fools）一文中说，“书总是地位和优雅的象征。甚至对于讨厌书的人来说，它也是自我价值的展示”。尽管从手稿时代到印刷时代，书的优雅象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菲雷迪问道，“在数字时代，爱读书还是向公众展示自己文化修养的标志吗？”

书籍会失去它的优雅象征吗？这个问题经常被“印刷书籍会不会死亡”的问题偷换论题。有些人以怀旧的温馨之情坚持书籍存在的理由，秘鲁经济学家拉米罗·德·拉玛塔（Ramiro Castro de la Mata）在《印刷书籍不会死亡》（The Printed Book Will Never Die）一文中动情地写道，“印刷的书籍总是伴随着自己的栖息地：图书馆。图书馆是知识，智慧和反思的圣所。 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印刷书的享受，每一次享受一页。 数码书就像快餐，批量生产和快速消费。但是，印刷书却是一场多道菜肴的宴会，可以长时间地平静享受。印刷书是文明的顶峰，永远不会死亡”。

数码时代的快餐阅读颠覆了传统的优雅阅读享受，文字本身的那种神圣性也随之消失殆尽。

文字的神圣也许是起源于它与精神信仰的维系，这种信仰最早是从敬神开始的，今天已经世俗化为文化精神。远古的人类在岩石、木头、黏土、莎草纸（Papyrus）、龟壳、竹片上留下符号或图像，最重要的是记录和解读神意。解读和阐释象征和符号因此被视为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威力。

▲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书籍

菲雷迪对此写道，在3000多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只有一小群经学家才能解读楔形文字，文字阐释者享有尊崇的地位。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拥有了显示读者享有象征性威力和特权的最早迹象。通过限制人们接触其神秘知识的途径，野心勃勃的经学家保护了自己作为令人艳羡的解经者的文化权威地位。

在公元前7世纪，当耶路撒冷的约西亚王（King Josiah）国王资助下撰写《旧约全书》的‘申命记’时，为敬慕书籍设定了很高的门槛。约西亚运用其申命记作者写的书卷巩固了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誓约，出于政治战略的动机，也为其遗产提供了合法性，并宣称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与神有关的文字神圣性，它的丧失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发生了。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这个进程已经相当明显。文字的“书”已经不再是祭祀神明的专用品，而是成为拥有文化特权的富豪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书的神圣依然在阅读行为中保留下来，如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The Power of Reading）中所说，阅读是一种“神圣或半神圣的行为，阅读揭示更高的真理，也让人认识自己”。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多玛斯·金碧士(Thomas à Kempis 1380-1471) 要求以宗教般的心情对待阅读，“手捧书本，就像正义的西缅（Simon the Just）用双臂抱住婴儿基督，带着他，亲吻他”。他还说，“当你阅读完毕，合上书本，要为每一个字献上感谢。因为在上帝的天地里，你找到了隐藏的珍宝”。

公元1世纪，罗马人开始使用“羊皮纸”（parchment），这是做“书”工艺的一大革命。羊皮纸用的不只是羊皮，而是各种动物皮：牛、羊、兔、甚至松鼠的皮，最佳的是小牛皮（vellum）。莎草纸很不结实，在灰尘、高温、潮湿的作用下容易腐烂，莎草纸的手稿需要隔一段时期就重新誊抄。羊皮纸比莎草纸结实，但价格很贵，因为罗马人需要从中东进口羊皮。与莎草纸不同，羊皮纸可以把字迹刮去后再用（最初的意思是palimpsest，“重写本”）。制造羊皮费时费工，《温彻斯特圣经》（Winchester Bible，一本成书于1160至1175年温彻斯特的罗马式泥金装饰手抄本圣经），需要250张小牛皮，得从2000张皮中选出，因为有瑕疵的牛皮是不能用的。羊皮纸价格太高，直到3世纪才取代莎草纸，但莎草纸仍用于一些短小作品书籍的制作。

最早的手抄文稿是卷状的（罗马的“书卷”是用20张莎草纸粘贴而成）。公元2-4世纪，手抄文稿越来越多地运用册页（codex）的形式。这是一个书籍变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之后只有改进，没有改变。册页书（册子本）的每一页都是同样大小，在左边订起来，用布、木板或更贵重的材料做封面。

册页比书卷有多个优点。它可以两面写字，一部《圣经》可以容纳在一部册页书里。由于内容量大了，许多古代的册页书会把几部不同的著作放在一起。册页书阅读起来要方便的多，阅读时不需要再用双手捧着，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做笔记或其他的事情。

▲古老的册页书

最早的书没有页码，读者可以自己把页码写到书里。册页书便于反复阅读，在册页书里寻找需要的内容要比在书卷里方便得多。这样阅读时就可以把不同书页上的内容互相参照，这就是最早的“关连索引”（cross reference）阅读方法。今天，我们使用电脑文字处理，又回到了书卷的阅读形式。在屏读时，我们用字词搜索的办法来代替关联索引。

罗马时代，制作精美的册页书不仅用来阅读，也用来装饰富贵人家的私人图书馆。书籍是一种不仅拥有财富，而且拥有文化和品味的地位象征。私人图书馆是有钱有文化的罗马人住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私人图书馆里的藏书就像皇家或市政府藏书一样，摆放在书籍和壁橱里，和艺术品一样展示在访客的眼前。许多人（尤其是暴发户）藏书只是为了炫富，可以夸口，“我有两个书房，一个是希腊语的，另一个是拉丁语的”。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拥有物质财富但缺乏贵族优雅和品味的有钱人继续模仿罗马人的这种藏书癖好。

▲罗马贵族家庭的孩子

大约一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早期的印刷技术已经开始生产书籍，但书籍仍然是价格昂贵的物品。阅读仍然是一种与身份、地位、财富和高等教养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精神活动。

文艺复兴的推手是拥有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人文学者（humanists），他们的抱负是复兴古代的学术，不是在社会中推广阅读或文化。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关心教育的人士，他们的著作中也有许多是用于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但是，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的人文学者，而不是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新型阅读者。在他们那里，阅读、写作和做学问的世俗性理念已经扎根，读书写作是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方式，也是认识世界和经营学问的途径。人文学者在世人眼里不仅是文化精英，而且更是拥有一种显示优秀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德才兼备身份。

16、17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已经传遍了欧洲，受益者开始从人文学者向更大的人群渐渐扩展。当时的印刷所规模还很有限。对此莱恩斯写道，“1644年巴黎有183家印刷所，荷兰大学城莱登（Leiden）在1651年只有29家。大多数的印刷所只有一两台印刷机。约1444年印刷术发明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的书籍的数量总共不过160-180册。到了16世纪，印刷的数量增加了，每本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1500册，这个印数一直维持到19世纪。……少数类型的书籍超过这个印数，如教义问答、宗教祷告书和年鉴，印数上万，价格低廉，由小贩沿街叫卖”。印数多的书籍是普通人读的，相当于今天的畅销书。

当时的印书纸张上用旧布制作的（由阿拉伯传入的技术），纸张的价格降不下来，有许多人从事回收旧布的营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的印刷作坊里，60%-70%的生产成本是纸张。

书价昂贵是阅读不能在整个社会推广的一个原因。例如，西班牙城市瓦伦西亚（Valencia）的黄金时期是1474-1550年，拥有书籍的情况是，僧侣每10人中有9人，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每4人中1人，贵族每2人中1人，商人每3人中1人，纺织工匠中每7人中1人，劳力工人中每10人1人。英国坎特伯雷（Canterbury ）1620-1640年的情况是，自由职业者每10人中9人，贵族每4人中3人，纺织工匠拥有书籍的约为45%，建筑工人约为36%。从这个数字来看，17世纪的阅读人口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但真正的“阅读热”或“阅读革命”要到19世纪的工业化出版和大众阅读时代才会出现，到那时，不仅书籍变得价格低廉，而且普通民众的阅读方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现代世界的读写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现代人的自我发现历程是在阅读方式和阅读人群的变化中完成的。先是阅读方式从出声朗读变化为不出声的默读。默读是更加个人化的阅读方式，促成了阅读者的个性解放。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中指出。“在他们的私人空间里，个人在默读时可以自由地在书页上停留，作出自己的解释和结论”。到启蒙运动时，菲雷迪说，“阅读被视为人实现自我完善理性的主要方式。阅读此刻直接与启蒙和解放有了联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执着于获得与阅读有关的知识和文化资本。虽然离普遍教育的时代还相距甚远，但新的学校开办出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阅读和知识需要”。阅读是理性和进步的推动力量，阅读者因此理所当然要走上社会变革的大舞台。

读写对产生和形成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的文化形态都有重要的影响。读什么，怎么读，写什么，怎么写，这些都与读写者是什么样的人有相当大的关系。早在12世纪，默读已经在发挥鼓励私人学习和个人思考的文化作用。英国古典学家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Havelock）在《缪斯学习写作》（Muse Learns to Write）一书里指出，修道改革运动，熙笃会（Cistercian）的杰出领袖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从一个人的写作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表明他已经在关注阅读和写作对人的自我形成起作用了”。

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民众的消遣方式，阅读从以前读书人的精读转变为民众的泛读。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梅尔顿(James Van Horn Melton)在《启蒙运动时欧洲的公众兴起》（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一书中指出，18世纪下半叶，读书人将少数的著作作为经典反复阅读，但普通民众却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报纸、期刊和大众读物更感兴趣，他们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信息，或者只是消遣娱乐。前一种是严肃的阅读，读的是“名著”。后一种是轻松的阅读，读的是一般读物，完全不在乎严肃阅读的那种专注和思考。

名著是大家都读的，所以可以形成讨论和研究，而大众作品是各读各的，读过算数，是更为私人的阅读。出版的书籍和种类越多，民众的阅读选择也就越多样。以浏览和消遣为主的泛读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方式。文化人或读书人再怎么提倡阅读经典或是深度阅读，也是没有用的。

19世纪，大众阅读有了新的推动力量，书籍的机器化生产创造了廉价的简装本书籍，大众报刊传媒的快速发展更是让普通民众有了更多适合于他们阅读偏好和习惯的读品。廉价书籍出版和报刊媒体迎合越来越有市场价值的大众偏好和趣味，而这种偏好和趣味也因其强大的表现和能见度而成为社会主流。大众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新读者群，而且也代表着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正如莱恩斯所说，“从1880年代至1930年代的这半个世纪是西方书籍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加入大众读写的第一代人也是见证书籍尚未受到20世纪无线广播和电子媒介挑战的最后一代人。读书的公众增添了不同的层次，书籍走向大众读者。书籍被‘去神圣’了，变成像肥皂和马铃薯一样的日常消费品”。

然而，20世纪的书籍并没有只是朝市场化日用商品的方向去发展。在世界的一些地方，20世纪的书籍作用发生灾难性的变异：成为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工具，以此全面摧毁整个社会的自由意识和抵抗能力。

大众阅读和大众传媒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各种法西斯极权宣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报纸、小册子、无线电广播、教科书、书籍是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民众的阅读受到了法西斯专制的严格控制，德国纳粹公然焚烧书籍，以此对一切爱好自由阅读的人们进行暴力恐吓。1940年之后，德国的新婚夫妇都会得到一部官方赠与的《我的奋斗》。学校的教科书必须严格按照指导原则来编写。幸存的少数非政府出版社无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按照指令对出版书籍进行审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允许出版一些意大利名著，输出国外。

禁书最恐怖，最戏剧化的演示就是焚书。美国作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反乌托邦小說《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想象发生在近未来世界里的焚书，故事发生在某个时期的美国，这时候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禁书的国家，禁止书籍是因为书籍让读者想入非非，书里的情节让人民的情绪不稳定，因为不必要的思考而“不幸福”。为了不让书籍搅扰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政府动用“消防队”来执行禁书的任务。只要发现谁家拥有书籍，消防队马上赶赴现场，逮捕书的主人，将书籍当众焚毁，以期对所有人起到以儆效尤的震摄作用。华氏451度（摄氏233度）是雷·布莱伯利给出的纸张燃点（实际上不同的纸燃点不同，一般在华氏440度 - 470度之间）。书中一些不甘失败的抵抗者相互约定，每人背诵一本名著，让濒临灭绝的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华氏451度》作品配图

然而，法西斯极权统治者并不需要总是用焚书的办法来控制思想，他们只要能成功地不让民众进行某种阅读，而代之以另外一种阅读就可以了。

▍三、互联网时代的微贱写作

从人类有文字开始，读与写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在等级上，写在读之上，写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这是读所不具备的。从逻辑上说，写在先，读在后，有写才有读。写是用文字对意义进行编码，而读则是解码，读永远无法窥测写的全部深意。读的理解和解释永远是不完整、未完成，富有争议的，书写者因此被视为拥有阅读者所没有的权威。

英国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把书写视为一种特权。写上一种政治权力或文化力量，是“限制性读写”（restricted literacy）的产物。在限制性读写的社会里，只有少数阶级和地位特殊或优越者才具有写的能力，因为不能写，其他人则只是存在于“读写的边缘”。其他人也许并不是完全不识字，但因为不能写，所以并不具备充分的读写能力。一直到今天，充分的写的能力仍然需要长时期学习和培养，是在一般阅读之外的智能。一个只能阅读但不能写作的人只能生活在读写的边缘。

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影响深远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一书里从写下的“字”来解释写的独一无二的意义。

口语时代，人们是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看到神的文字，几乎所有的信众都是文盲。先知的箴言和预言的权威不是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他们代言的神。发布预言的说话人仅仅被当作预言的渠道，而不是预言的源头。“特尔斐神庙的神使并不是预言的发布者，因为这里的预言被当作是神的声音”。文字包含了书写者的权威，“书本传递一个源头发出的话语，这个源头是真正‘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在这一点上，书本像预言。如果你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是能够挑战他的，但你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没有办法去直接反驳书里的作者”。因此，书上说的“也就普遍被等于‘那是正确的’”。这就是书写难以挑战的权威。倘若要否定书里所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毁灭，“有人把书本付之一炬，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书写的本性就是桀骜不驯的”。

对桀骜不驯的文字写作进行控制，在纸媒时代要比在互联网时代简单和容易得多。无论是销毁已有的不良书籍，或是不让不良书籍有机会出世。但是，互联网大大削弱了这种控制能力。在纸媒时代，大多数阅读者都是只读不写的，即使他们对自己阅读的东西有什么想法，顶多只能写在书页的空白或私人笔记本里，如果出示于亲朋好友，范围也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意见有了不同的传播方式。

数码时代的互联网使得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写作越来越成为有效阅读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写作需要的人阅读会更专注，更有目的性和问题意识。但是，数码时代的网上写作有许多是非常微贱而不起眼的。它不需要有多少议论，也不需要有学问见解。不要说微博或微信，就算是一个点评、一个跟帖、一句评语、一个玩笑、甚至一句嘲骂或咒语，就完成了写作。

谁要是连这样的文字能力都不具备，那也不要紧，他照样可以用“借言”的方式来“写作”。他只要在微博上转几句别人的话，或者在朋友圈里上传他喜欢的文章，就已经是在用让别人代言或外包的方式完成他自己的写作。简单的写作已经足以让他从一个被动、沉默的“围观者”变成一个能自己发声的参与者。这种微贱而平凡的写作让许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的文字居然能见世的人们获得了“写作的权力”，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读写文化”（neo literacy）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年来，这种互联网上的微贱写作让许多人的不平、焦虑、苦恼、困惑和挣扎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之地。它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也由于理性、真实、尊重他人等方面的欠缺，在相当程度上对公共话语产生了劣币逐良币的效应。但应该看到，造成这些欠缺的并不只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另有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原因。

互联网上的文字是短命的，也是长命的。互联网本身没有记忆，但却能承载和传递人的记忆。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够或值得传播和保存的，但值得传播和保存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比纸媒时代有更好的传播和保存机会。文字信息不需要只是保留在互联网上，如果你读到有意思的文字，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下载，保存在你的私人电脑上。电脑专家杰夫·罗森伯格（Jeff Rothenberg）开玩笑说，“电子文本永远存在——或者只是5年，要看哪个先到”。所有的网页只有70%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寿命。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都在快速更换，曾经储存在软盘上的文字也许再也无法在今天的电脑上找回了。

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文件复原的技术同样也在更新和发展，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新的部件或设备而已。与永久性毁灭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在讽刺小册子《关于阅读的可怕危险》（De l‘horrible danger de la lecture， 1765）中呼吁用书本“驱除愚昧”。今天，互联网上的许多文字——长的、短的、自己写的、转贴别人的、原创的、跟进的——正在加入到伏尔泰所说的那中写作里来。互联网时代的写作比纸媒时代的更生动，更有力地在证明，在驱除愚昧与制造愚昧的竞争中，历史前进是站在驱除愚昧一边的。

【注】本文原标题《数码时代的读写》。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