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性地谈论当代，并以认知的“客观”相互苛求。然而，真正的当代往往藉由无数个体的主观，方才显现其面貌。要想对其加以捕捉，既需要身在此山中的迫近视角，也需要将自我抽离乃至放逐至当代世界之旁，将其当作一个以独立的逻辑运转的“外部”加以体认。
这恰好构成纪录片的使命。在第十八届FIRST主竞赛纪录长片预选评审孙虹看来，纪录片人是最接近阿甘本笔下“与时代脱节”的当代人的群体。这不是说ta们对这个时代的种种细节缺乏感知；相反，这意味着ta们能够“死死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在与时代保持距离的过程中以清醒的意识，审视她、理解她、反思她。”
本届FIRST主竞赛入围的七部纪录长片，即是投向外部世界的七束光芒，看到时代的七个潜藏的侧面，也表露纪录片人自身的七种存在方式和创作意志。
《毕业以后》
用长时间的跟踪拍摄，呈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困于理想与现实、失业与债务之间的蹉跎岁月，以及在家庭与职业环境中展现出的多维形象。其对同辈人的近距离观察在当今生态中显得殊为难得。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的微妙距离，展现了作者处理与拍摄对象关系的能力。
一个不会说话，一个无法交流，一个喜怒无常，一个爸爸轻生，另一个父亲却突然离世......
《特别的你》
聚焦三个孤独症儿童和ta们所在的家庭，尤其是三位母亲，独立、坚强、豁达，从命运谷底慢慢爬升的过程极具张力，在细节中体现出的情感关系也非常动人。
《我要找到你》
讲述了三个家庭跨越四个省份、长达十余年的寻亲之路，指向的则是中国目前约有60万儿童被拐卖的残酷现实。在寻找过程中，虽偶有奇迹发生，沉重却依然是常态。影片的人物愈鲜明，情节愈跌宕，戏剧性愈强烈，所反映的议题就愈严峻且令人心痛。
《洗头记》
是一次极具温度的自我反思的成果。一位父亲试图找出自己与孩子之间微小裂痕的根源，为此他选择回溯父与子的影像记忆。独具特色的结构和悬念设置，从影像内容中自然地生长而出。作者在拍摄中直面自己的缺陷，再加上影片独特的拍摄背景，也让影片内容具备了相当强的公共性。
《一和多》
讲述的是一次选拔，也是一次旅程和一次发现。为了给少年合唱团找到最美的藏地之声，作者的镜头一路深入至青海玉树的雪山脚下，看见那些在喧嚣中沉默的极少数。影片中澄澈、纯粹的少年歌声，在具备视听美学意义的同时，本身即是足够有力的叙事。
《永无止境》
是一个关于光环下的“小我”如何找到自己，并奋力生长的故事。曾创造历史的“拳王”张伟丽在她职业生涯的巅峰连续两次战败，跌入人生低谷，她剪去了长发，执意找回自我，直到再次成为传奇。导演对体育题材的成熟掌控，呈现出一段完整、精彩、丰富的人生弧光。
《渔夫》
呈现出一种如今已属稀缺的独立纪录片的质感，但其内容却颇具喜剧性。老邹原本是个快乐的渔民，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改变了他所说的“命运”。富有耐心的叙事、不过分用力的拍摄，最终收获了平静从容的节奏。人物个性的复杂在镜头前舒展，生动而深入。
当信息茧房愈织愈密，纪录影像以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方式，持续地寻找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
那些经由纪录片展露其面貌的职业生涯、生存方式、社会事件、特殊群体、族群文化，都是「当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获得远不止于碎片化的观看、思考和解读。
主竞赛入围纪录长片将于7月20至7月28日于第十八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期间展映，早鸟全程观影证已经开放注册，标准全程观影证及单日证将于7月9日FIRST影展官网开启，影片排期也将于近日公布，具体信息请关注后续官方发布。
纪录长片海报一览
苏七七
第十八届
FIRST主竞赛纪录长片预选评审
当一个创作者将自我定义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时，意味着他/她依靠摄像机，建构起对世界的观察、理解、认识、呈现——这个“世界”，既是外部世界，也是内部世界，是一种连通，也是一种贯彻。选择去纪录什么，如何纪录，让纪录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落脚，最后它以什么方式被剪辑，被确定，成为“作品”，其中都有一个创作者，一个“我”。创作者的选择，只是让这个“我”更鲜明，或者更隐形。
在今年所有报名的纪录长片中，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作品，它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与样貌。有面对某个人群，细腻地梳理出社会在某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肌理，给出极有质感的呈现的；有面对家庭或自我，从一个最切己的维度剖析出人生的悲欢的；有游弋于经验、情绪与想象，让影像穿透现实之膜的；有在物质、文本、历史、观念间行走，寻找当代精神的可栖息之处的。
在所有的类型中，纪录片创作者其实有某种共同的特质——去摸索自己的题材/主题适配的方法/语言时，得是坚韧的；在堆叠的素材中寻找逻辑与方向时，得是坚忍的；把幽深处的，世界与心灵的秘密，放在所有人的面前，得是坚定的。
纪录片如果可能是动人的、迷人的，震撼人心的，那么一定是创作者已经先于观众付出了自己的心，掏出了自己的心。
作为初审评委，有幸先看到了那么多诚挚的“纪录之心”，他们相信时间与真实的力量。并肯定地，拍摄纪录片也磨砺着纪录者自己：要如何摒弃浮躁的节奏与浮华的技法，才可能获得实在的内核，以及如何在去芜存真中，获得亲密、想象、信心。这是纪录片给创作者的礼物。当摄影机开始拍摄，世界共时为作品，三维世界被目光/镜头开启一个新的维度时，这个礼物来得如此容易，但又如此珍贵。而珍贵是由爱定义的，由创作的渴念与执着定义的。
在一个短视频成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的时代里，纪录长片成为一种奢侈的付出。
创作者要付出巨大的时间，观看者也要付出远不止于“碎片”的时间。在一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里，纪录长片像是一种“冥顽不灵”的文体，它依然要求完整，要求专注，要求深入的挖掘，要求深刻的共情——而这些，不好吗？它不是过于轻易地被时代丢失，还有一些人还在奋力地寻找。
哲学家阿甘本在《何谓当代人》中将当代人定义为“与时代脱节的人”，因为唯有脱节，他们才能“死死地凝视”自己的时代，才能在时代的光芒中瞥见阴影、瞥见隐秘的晦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这个追求效率与变现的时代，能够拿起摄影机/相机/手机静心拍摄一部纪录长片的人，都是某种程度上“脱节”于时代的“当代人”。他们不随波逐流，而是在与时代保持距离的过程中以清醒的意识，审视她、理解她、反思她。
62部预审作品，62位“当代人”，62种凝视时代的视角。
且无论它们的技法是熟练还是青涩，光是它们的诞生就弥足珍贵。同时也让身为纪录片人的我，与有荣焉。
在这些影片中能够看到中国纪录片的优秀传统：如独立纪录片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反思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现象；人类学纪录片将目光投向民族文化上的“他者”，通过对日常的观察完成对“他者”文化的阐释。
除此之外，也能看到一些新的创作趋势：如私影像已经成为一种深受青年人喜爱的创作方式，但仍然需要在影像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上做出更好的平衡；而在电影工业体系支撑下创作的纪录电影不仅拥有成熟的视听技术，还具备更强的戏剧性与可看性。
但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部分影片在“议题”与“语言”上所展示出的当代性——他们或凝视最为“切近”的时代变革，或将对“当代”的反思融入到创作的手法中。
“议题”上的当代性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新的社会群体。
他们有的是区别于传统边缘群体的新“零余者”，如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草根主播/网红。人人都期盼着能成为下一个“菏泽树哥”，但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对媒介技术的赋权神话，和对社会阶层流动与固化的深刻反思。另一些人则是相较于边缘群体更主流，但相较于精英群体仍然很边缘的“夹心阶层”，如大学毕业的“北漂青年”，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在高等教育赋予他们的“理想”与996打工的“现实”之间，踌躇、彷徨，体现着“个体”与“结构”之间永恒的博弈与冲撞。
技术、媒介与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着新的问题，故而以“切近”“当下”“变革”为特征的当代性议题展现了青年纪录片人敏锐且珍贵的“问题意识”。
在创作手法上，观察式的纪录片作为绝对的主流以非介入的态度努力营造“客观”的真实，而参与式或自反式的纪录片则以触发真实为目的，通过暴露真实的“相对性”来呈现“主观”的真实。在这几种常见的语法之外，部分创作者通过吸纳新的媒介技术和媒介观念践行着对纪实影像本体的反思。
首先，手机拍摄不仅建构着新的纪实美学，同时也更新着纪实文本的实践意义。粗粝、业余、具身化的手机影像以“偶然的”“亲历的”“未经修饰的”特征拿捏着人们对影像的信任；同时手机拍摄的平民性、私人性使得它成为弱势群体在社会冲突过程中的自保性武器。
其次，与纪实影像平民化趋势相对应的是对拍摄对象“主体性”的认真关切。从今年部分具有实验性的影片中可以看出，具有当代意识的创作者不再希望垄断叙述的“特权”，而是将其分享和开放给被拍摄者并与之共同创作。这种“语态”上的改变颠覆了传统纪录片中以拍摄者为中心的权力关系。
与FIRST相伴的两个多月，既“漫长”又“短暂”，既“痛楚”又“幸福”。大量影片因不分伯仲、难以取舍，成为了评审过程中“甜蜜的负担”。因此最后的最后，希望对每一位创作者说：
无论入围与否，都请不要自我否定，因为你们的努力已经给了我——也将会给更多的观众——一个难能可贵的、“死死地凝视”自己时代的机会。
纪录片不一定都得是相册，要毕恭毕敬地打开。有时它更像一面镜子，摔碎一地后再零落各处。
每一部影片就是一个微小的碎片，一些锋利扎手，一些边角圆融，另一些无法形容。但无一例外，这些碎片都反射或折射了时代的某些部分，有的透明，有的晃眼，有的蒙尘，有的表面光滑，有的则底漆牢固。
非要把它们想象成拼图，注定无法还原完整世界。但这些风格各异的“碎片”也似乎仍然体现了纪录的价值——如果能把它嵌入到你的结构洞，或者它刺穿你的格式塔的话。
观看几十部影片，要从“摩登世界”所描述的日子中挤出完整时间，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到了后面，这种纠结果然逐渐变成享受，可能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有可能是体感到不同生命的存在、流动和陪伴。其中，既有镜头中的人和人间，还有影片制作者，甚至是影像本身的生命。
抛开文献性、真实性、符号性这些词汇，纪录片的生命力往往来自于作者表达的欲望。
从“要我说”变成“我要说”再变成“要说我”，越来越多的影片来自于作者世界的自我呈现。有的用影像追忆亲人和悼念逝者，有的借助拍摄自我抚慰并找寻来路，有的把摄像机作为武器表达诉求，有的制作则成为亲子或伙伴共同成长的独特契机。从私影像到公共域，这些影像不一定具有很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价值”，但这些真诚的表达，的确展现了个人和社会之间映射、纠缠、共生的复杂联系，也在整体上折射了当下的社会议题。
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记录虽不那么“时髦”，但仍然是纪录力的核心源泉之一。
对一种职业生涯的纪录、一种生存方式的纪录、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录、一种特殊群体的纪录、一个族群文化的纪录。虽然呈现方式各有不同，但完整且独到地观察作品可以让那些长期被忽略的生命或事件被看见、被聚焦、被理解。在越来越碎片化的影像海洋中，完成度高的作品往往有视角、有方法、有章法。拍摄他者既是在保留弥足珍贵的痕迹，也意味着被拍摄者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同时，进入对象世界，理解他者，也意味着人不能只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