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不一定对，但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的观点。
作者：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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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政治决定一切。一个人当红的时候放屁都是香的，极尽颂扬巴结。倒台之后就“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打翻在地还踩上一只脚。
王洪文1934年生，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1976年10月7日被捕，198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7岁。
王洪文发迹于文化大革命，也因文化大革命而身陷囹圄。
王洪文生于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叫王国胜，因为耳朵有点聋，所以俗称“王聋子”。在一个农场当送报员。母亲王杨氏，为人宽厚善良。
王洪文在家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四弟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妹妹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
小时候的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上过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猪，还当了一段时间村里的儿童团长。后来给当地富户扛活做苦力，赚钱填补家用。
17岁参军去了朝鲜，在第27军（军长詹大南）第80师（师长邬兰亭）任警卫员、通讯员。1951年，在部队入党，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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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市工业领域出现很多造反派组织，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各单位青年工人为主及教师参加的“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保卫科副科长王洪文是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席团成员，属于造反派。另一派是受市委领导陈丕显、曹狄秋等支持的，以中老年工人、党员组成的“上海市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属于保皇派。
两派由于革命对象不同，观点不一致，经常发生充突。
1966年11月的一天，几十名“赤卫队”的成员在黄浦区区政府的大楼前，发现王洪文坐在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车里，立即把他从车里拽了出来。在人行道上摆上桌子进行批斗，非要他交待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有什么资格坐魏书记（当时魏文伯还没有被“打倒”）的车。还不停的呼口号“打倒王洪文”、“打倒工总司”。
1967年8月，“工总司”及一些造反组织夺了原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不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等）。同年12月王洪文当选为工代会常委，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还把他介绍给在场的林彪。毛泽东询问了王洪文是哪里人，问家里都是什么人，现在干什么等情况。听到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委会还每个星期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显然，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又是干部，经历比较全面，这些条件很符合毛泽东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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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观礼结束后，王洪文留在了北京，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也许正是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表扬，在上海筹备九大时，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大。
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正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上，王洪文当选九大中央委员，开始和徐景贤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接到通知，带一名秘书到北京学习。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后琮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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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毛泽东还派他外出，处理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两派矛盾的问题。因为能“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毛泽东对他的好感加深。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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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提出王洪文担任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叶剑英表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此以后，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此后，王洪文只是主持中央工作，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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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逮捕入狱。198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之所以被判重刑，据说是因为某高层说“王洪文主要因为他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10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意思是王洪文只是因为年轻就要判重一点。
王洪文究竟犯了多少罪，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文革期间工人造反中的两派斗争，一派造反，一派保皇，很难说谁是谁非。他到北京后，工作始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即使在官方的文件里，也只是与江青等人走的近，还有就是被诬陷的告状事件。
王洪文告状事是最早见于叶永烈的小说《王洪文》里，说的是1974年10月，邓小平要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到毛泽东的疗养地会见，四人帮怕毛泽东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所以派王洪文到湖南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这种事别说是没有告状，即使存在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意见，作为中央副主席向毛泽东反映情况也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此事后来被特别法庭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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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受了多少罪，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早逝，很长时间外人不知情。后来，同在一个监狱生活的邱会作发表了回忆录，讲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否真实，目前难以鉴别，仅做参考。
“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页８６５－８６６）
“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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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 ”（《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931）
王洪文被判刑以后，社会上充斥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尤其是生活问题多数是编造的谎言。
叶永烈根据上海市委接待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回忆整理，说他回上海是衣锦还乡，住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其实是指1975年8月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别说这个数字水分很大，即使存在，身为党的副主席带着一群人在上海搞调研，要接待各地来拜访汇报的各级干部吃饭，如此多的人平均每天开支不足200元不能算太过分。
说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业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巧克力糖六十合、酱菜罐头二十多瓶。”（摘自叶永烈《王洪文传》）
然而一位当年参加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人在《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引自新华网）一文中，除了一个信封内装几个月的工资不足一千元以外，只有一瓶茅台酒和中华烟。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工资也只有68元，喜欢喝茅台酒却买不起。只好买人民大会堂国宴后将许多酒瓶中剩下的茅台酒拼装在一起的内部供应，每瓶只有一两块钱，此事被许多人看不起。
王洪文在上海起家，上海的小兄弟们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诸如香烟、酒类、糖果、罐头、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录音机、电视机等问题可能存在。但他在国外没有存款，没有利用特权给家里亲属安排工作，没有把子女或家属送到国外。中国的领导人要都像王洪文这样贪腐的话，那还用反腐！
即使王洪文当时吸的是中华烟，在当时也就几十元一条。邓小平嗜好熊猫香烟，市场价超过一千元一条。烟厂还为他特制了一种特殊海绵过滤嘴的熊猫烟，价格多少就无从考量了。
叶永烈在《走访王洪文的贴身秘书》一文中引述廖祖康的话：“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在北京，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纯属捕风捉影。”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是同厂一位普通工人，住着简陋的房子。1976年10月5日下午，也就是王洪文被捕的前两天。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这件事至今是个迷，难道王洪文已经知道自己将被捕入狱？
王洪文夫人崔根娣是厂保育员，育有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王洪文死后，全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崔根娣经常回王洪文老家，吃住都在弟弟王洪武家里。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麼她就跟著吃什麼，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著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如果说王洪文贪腐的话，他即使不给父母兄弟，总该给儿女留点吧。
王洪文家世代为农，泥草房是几代人的居所，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家一直在泥草房里过着清苦、淡定而平和的生活。
在王洪文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年后的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弟弟王洪武筹钱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文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一是太浪费钱财，二是别人都住泥草房，自己住着砖瓦房心里过不去，最后建起了红砖、泥土结合的“砖挂面”，就是房子的门脸是砖的，后墙和左右大山墙是泥土的。
时隔两年，王洪文突然“出事”了，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只好在乡亲的帮助下盖了3间土房，一直住到王洪文的母亲和大弟王洪武过逝。直到2005年，为了给孙子娶媳妇，王洪武的老伴和她的大儿子才东借西凑，拉饥荒盖起了四间红砖瓦房。至今久的债还没有还完。
1972年4月，王洪文掌管着上海的行政大权。弟弟王洪双受单位委托，到上海想通过王洪文买点钢材，因王洪文当时在北京开会，王洪双就找到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王洪文的心腹干将陈阿大。陈阿大答应解决40吨钢材。王洪文得知此事坚决阻止，最终连一吨钢材也没运回去。3年后，王洪文已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仍在大西北当工人的王洪双，想调进上海同类军工企业当工人。在上海王洪文的老部下的帮助下，上海市劳动局就为王洪双办好了调令，被王洪文知道后，立马制止。王洪文通过电话安慰王洪双道：“如果所有干部亲属都调到北京、上海，那不乱套了，你好好在那边待着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王洪双也是转业军人，至今每月拿着1100元退休金过着清淡、平静的生活。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肝病通常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压力过大、情绪波动等原因引起的。王洪文从76年被关押经过十六年的专案审查和牢狱生活，身体肯定透支较大，患病是自然的。据说王洪文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由妻子崔根娣守候。
王洪文的长女王亚萍成年后从事洒类生意，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有房产。她创建的一款高端白酒“老爷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老爷子题的词。曾有许多台湾省、美国的人邀请她去定居，都被她回绝。她讲：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是我的祖国。我不想离开。
八十多岁的王洪文夫人崔根娣仍然生活在上海，两个儿子都是成功的企业家。王亚君是著名古董掮客收藏家。
文革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政治主流，也是中央提倡的。造反就是革命，不造反就是反革命。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全国大部分人都加入了造反的行列。
王洪文有错，他的错误是不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错在跟文革派站在一起而没有同走资派合流。错在他出身不高贵，错在他太年轻就挤身庙堂。他没有罪，按当时的法规和政治要求，他只是顺应历史潮流中的积极分子，没有具体的罪行。他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位居高位，没有改变工农兵的阶级本色。
王洪文有错却没有罪，如果说红卫兵或群众组织造反有罪的话，全国有罪的何之百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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