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是潜意识，是“去别处”的重新体验。
在这些角色里，我是不是裸着的同时又是疯的？一个“裸体的疯子”。
大多数时候，人们很喜欢这些电影，产生共鸣，触动内心世界。
当年的《钢琴教师》和最近的《她》，它们很受欢迎，完全就是一个明证。
——于佩尔
导演贾樟柯其实是从自己新戏的片场赶到上海，参加这个原本可以写得很互联网的“于佩尔X贾樟柯对谈”的活动，最后他扮演了一个十分合格的提问者角色。
于佩尔与贾樟柯（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贾樟柯说他丢下剧组一百多号人，赶到了上海。
一个可以有百分之八十可信度的传闻是，于佩尔几周前在戛纳电影节遇到小贾，就顺嘴问，“听说我们过几天在上海有个对谈”，实际上呢，贾导的团队已经拒绝这个邀约，因为他这阵都在忙自己的新电影嘛。这倒好，被于阿姨问一脸，我脑补了小贾的回答可能是这样，“啊，是啊，是有这回事儿，到时候跟您好好请教”。
在我看过的资料里，过往的于佩尔很少笑，翻出几十年前的视频，她凭借夏布洛尔导演的VioletteNozière，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拿到第一个戛纳影后时，可以说十分严肃甚至古板，她匆匆说了不到两分钟的获奖辞，只略微感谢了夏布洛尔，就走了。此后，精力充沛之外，她一贯对自我控制痴迷，看上去不知疲倦，但面庞和性格，都一直保持着某种生硬不容出错的部分。
实际上，她此次中国行的主要内容，是很值得玩味的“朗读杜拉斯”。她选择了《情人》的一些片段，朗读会发生在戏剧现场。而且这个朗读，并不是“表演”，因为并没有其他人跟她演对手戏，她说她基本不会添加太多的角色演绎。大概很少有人会把这样一个表现形式，放到庞大的剧院。比如北京这场，将在天桥艺术中心1600人的大剧场。于佩尔要以一已之力，而且是格外小小的一只，去面对一个偌大的戏剧现场，光是这种冲突，就令人好奇。
但从去年开始，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特别最近的这部由范霍文导演的《她》，于佩尔第一次获得金球奖的最佳女主提名并获奖。这之后，许多媒体都注意到她最近怎么笑得有点多，法国电台France
Inter的记者Léa Salamé在她的节目L’invité de
7H50中问她，“我们好像没见过这样一个你，笑容满面，特别是这么松弛的你”。
今天下午在上海，她的状态也非常好。有好几个问题，她都回答地十分幽默。
于佩尔在上海（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虽然我本人可能更渴望这次会谈，能像法国著名杂志“Les Inrockuptibles”曾组织的“阿巴斯对谈于佩尔”一样，一中一法两位电影人，能触及若干对电影的理解。但贾樟柯导演作为提问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也实在是因为他问到了许多人的心里，几乎可以因此原谅贾导。因为除了我自己，我还听到好几个记者在那儿嘀咕，哎哟，贾导把我们想问的都问了。
我选择了其中几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问答，放在本文里。因为现场于佩尔是用英语对话，而当时的翻译并不一定准确，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内容可能会跟现场听到的中文翻译有所出入。
贾樟柯：就舞台表演来说，你面对的是可能两三百个真实的观众，就电影来说，潜在面对摄影机背后的观众，这两种表演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同时在做？
于佩尔：很多人觉得电影演员面对的是自己，而戏剧演员更多面对的观众，尤其是在经典剧目里。但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打破这个信仰，即，演电影是演自己，而戏剧舞台演绎的才是他人，我希望能打通这一边界。我自己无论是在戏剧舞台还是电影，在如何接近和演绎角色这个层面，没有任何区别。
贾樟柯：我看到一个影评人开玩笑说，于佩尔演过70多个角色，其中35个是裸体出演，35个是有精神问题。当然包括我在内，大家精神有没有问题也不好说。你能够接受各种角色，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钢琴教师》里，她有很多不堪的行为，包括在地上打滚、受虐。我觉得可能对于法国和西方来说，表演跟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一早建立起来的。表演这个工作怎么用自己的身体、想象力去突破自我？打破自我约束？是否要经历内心解放的过程？
于佩尔：哦，那在这些角色里，我是不是裸着的同时又是疯的？一个“裸体的疯子”。实话讲，我从来没搞明白过，“变态”、“不耻”、“乱伦”或“魔鬼”这些形容词，为什么人们愿意用这些词去定义一个人。可能这些角色是有点扭曲的，但，那又怎么样？
人们使用的这些形容词，就像手里被塞了一面镜子，他们无法直面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因为它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所以他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词去取代这种恐惧。大多数时候，人们很喜欢这些电影，产生共鸣，触动内心世界，但是他们还是会用这些形容词去遮掩他们的喜欢。
因为他们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可内心世界里却常常起伏万千，无法与现实共处。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角色，就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他们感到被冒犯，但我觉得到最后，他们享受这种冒犯。当年的《钢琴教师》和最近的《她》，它们很受欢迎，完全就是一个明证。
《钢琴教师》剧照
于佩尔：我一直都有一个方式，理解角色的时候，去混合脆弱和强大，善良和邪恶，罪恶和无辜，我表演时，会混合这些元素，让角色因为立体而显得更像一个人。
贾樟柯：在中国，萤幕上女演员的形象大部分是年轻貌美的形象，似乎女演员有很大年龄的局限。但是你从17、18岁一直演到现在，最近十几年更是爆发出特别强的表演能力。你的工作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女性宣言，呈现不同年龄段女性形象。我想了解，你的表演方法，有过明确的阶段性改变吗？还是一早就建立了某种表演信念，并坚持至今？
于佩尔：首先，我希望我也依然既年轻也貌美。实际上我的角色们，她们一开始是幸存者，有些甚至是受害者，跟生活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我更年轻的时候，也在演这类角色。我也一直有机会，获得出演这些角色的机会。她们通常都是故事的核心，她自己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在男人的阴影里。她们以女性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男人的视角。从这个角度去看，无论这个角色是受害者，是脆弱的还是强大的，还是胜利者，其实就是一回事。
于佩尔在上海（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贾樟柯：看于佩尔的电影，我总有很奇妙的感受。好像在看一个壁画，上面有很多丰富饱满的细节。比如说《钢琴教师》里面有一场戏，她从地铁走出来，一出来就撞到一个陌生男人，她走了几步，开始弹身上的灰尘，仿佛要把侵犯者当作灰尘弹掉。这非常的细腻。像这样细节，是做了案头准备工作，还是一种下意识的表演呢？
于佩尔：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方式，我很懒，不爱做功课。在演《钢琴教师》时，我甚至没有读原著，因为哈内克说不要去读，实际上直到现在也还没读。我不做功课，我甚至不喜欢排练。有时候排练出来的东西，会比正式表演时更好。因为排练时，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最敏感的，所以我不喜欢排练。我理解的表演，应当相信当下（present time），是 “what you do when you do it”。也不一定是当下的魔力，不一定要用“魔力”这个词。你得相信你做这件事时那个瞬间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让我感受到很多，表演出很多。
你说的弹灰尘，确实，钢琴教师偏执、有强迫症，非常不喜欢跟人有任何接触。但这个理解，哈内克跟我没有做任何前期沟通，事后也没有讨论。我们俩的合作方式，就是我做演员该做的事情，导演做他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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