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女孩，都仿佛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对“成为母亲”的准备。从第一次月经初潮到怀孕的这个女孩期(girlhood)里，我们的身体、心理以及社会性都在酝酿母性期(motherhood)的到来。
我们不断从外界获取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对孩子有一生的影响”、“女人只有做过母亲，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母爱是最无私的”等等信息。我们甚至从女孩期以前，就在过家家等游戏中反复扮演着母亲的角色。
但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却是被建构了的“母性”概念是如何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发展。
被“制度化”了的“母性”
诗人、女权主义者Adrienne Cecile Rich在1976年提出了
“制度化的母性”
(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的概念。它指的是
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了一种期待
。
母性，被建构为一种前话语的存在。也就是说，它被建构成了一种“无需讨论”的默认状态，一种绝对正义。
这种建构的结果是，社会主流认为，
作为一个女性，“有一天会成为母亲”是一件不存在“选择”的事，是女性身份天然具备、生而有之的重要方面。
具备女性的生理构造、受孕、在自己的身体里养育胚胎、生产、抚育孩子，被天然绑定在一起，形成一组不容置疑的固定搭配。这种固定搭配影响着我们对“血缘”的感受。举例来说，我们都了解遗传因素是由染色体承载的，但我们中很多人，仍然觉得代孕（在别人体内发育、生产）的孩子，“感觉上和（完全的）自己的孩子不一样”。
父权社会对于“母性”的第二层建构，在于把“母亲是子女的首要照料者”、以及“母性是始终把孩子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的”，建构为前话语。
尽管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出现了父亲作为首要照料者的情形，我们还是会觉得“母亲照顾孩子更多”是我们在看到一个陌生家庭时首先会做出的猜测。同样的，当我们听到那些母亲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动但是不会意外；而听到那些母亲剥夺了孩子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
社会对于母性的这两重建构，都影响着女性是否成为母亲的选择，和如何去实践“母亲”这一身份的内容和标准。
她在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一书中总结道，
“制度化的母性，让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要用无私（selflessness），而不是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态度来做母亲……只要产下的儿女是‘合法的’，那么母性就是‘神圣的’。”
成为母亲的过程：
“主体之我”与“客体之我”的撕扯
成为母亲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像一个或几个他者让渡自己的过程。这个转变是猛烈而迅速的。
首先是身体，从怀孕开始，我们的身体不再只属于自己。我们一方面为自己补给养分，同时也为备胎补给营养。我的“自我利益”从这一刻开始走下神坛。
社会对女性苛刻的形体标准，会从怀孕这个生命事件开始发生迅猛的改变。“要吃胖一点”，“不要洗头”，“不要化妆”等等。即便是曾经对自己的外形最严苛的女性，也会因为体内的胚胎有所退让。
我们的身体真的变成了土壤，功能性是它首要的考虑。
但作为母亲的女性，她们的主体性，并不会由于另一个主体的出现就完全泯灭。当她不是一个母亲时，她对自己的种种期待，也不会完全消失。
女性依然会感到焦虑：
我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的身体变得陌生了，我的人生目标被我孩子的人生目标替换了……
被制度化了的“母性”，一方面造成了母性与女性身份的绑定，它影响了女性对于母性的选择权：母性是女性性征的一部分，它和女性的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女性成长到一定阶段、到达法定可生育的年龄时，她需要选择生子，来证明自己的完整性，如果一个女性始终不生子的话，她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在社会的观念中，是否生育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这种不完整，让女性感到失败、无价值、焦虑。很多大龄女性对于婚姻的焦虑，其实是因为，在目前的主流社会中，婚姻仍然是生育合法性的前提。人们说“结婚太晚了”的时候，其实下意识是认为“对生育来说太晚了”。错过生育年龄，是比起晚婚，女性更深层的恐惧。
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化的母性，会影响到一个女性养育孩子的过程。社会赋予了母亲一个充满爱的形象，认为母爱就是忘我、无私的，当一个女人在承担母亲的角色时，就应该每时每刻都在愉快地抚养孩子，用爱和包容去对待孩子，无时无刻不优先考虑孩子，在孩子面前展现出完美的形象——这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而已经被建构了的女性，却因为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而感到失败、内疚、焦虑。
Adrienne(1977)用自己的经历来讲述这种母性的制度化：她的孩子会在长大后告诉她，
“感觉你好像始终都认为，‘你应该爱我们’。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时时刻刻、不间断地爱着另一个人。”
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Barbara Almond(2011)出版了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 The Monster Within: The Hidden Side of Motherhood，提出
“母性既包含正面情感，也包含负面情感” (Maternal Ambivalence)
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仍然不被接受，还是一个不能够被谈论的罪恶，是房间里隐藏的怪兽。
她提出，母亲和孩子会不自觉地进入到社会期待中。因此，在作为一个母亲的漫长过程中，很多人都会不断地在正面和负面的情感中挣扎。她们会体会到嫉妒、愤怒、失落、孤独，但与此同时，在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反射性地认为这些情绪是不应该出现，或者不应该被表达的。她们会不自觉地开始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尽量不对孩子表达。
“一个母亲似乎永远都在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她们下了如此大的决心，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正确’。”
她们不能提高音量对孩子说话，不能表现出自己不舒服，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泣，她们在与孩子的交往中应该是永远都充满幸福感和愉悦感的。当她们有时忍不住这样做了之后，就会开始困惑，产生自我怀疑、内疚、自责甚至抑郁。
对母性的制度化会使“做母亲”成为一种负担。它给女性一种“限制感”(sense of limits)。设定了种种在母亲这个角色上应有的内容和标准时，一个女性无法自然地去爱自己的孩子，也无法自由地做自己，及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她们被限制在母亲的身份中，无法去探索多种可能。
Adrienne(1977)认为，在母女关系中，“一个母亲的
过度
牺牲不仅仅羞辱了她自己，也羞辱了她的女儿，因为女儿会在母亲身上目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性成为母亲的心理过程
事实上，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实践，远比社会期待要更复杂。就像文章一开始的调查结果一样，成为一个母亲，可能对于女性来说都是最艰难和新奇的一课。
在生理上，在一个孩子出生前后，女性的大脑灰质会变得更加集中，控制同理心和社会互动的区域都会加速活跃。在怀孕期间和产后，她们的荷尔蒙会加速散发，增加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她们的大脑中与焦虑、抑郁、强迫、恐惧相关的区域也会被激活。高度活跃的杏仁核区域，会使母亲对婴儿的需求变得极度敏感。大约六分之一的女性会经历产后抑郁，更多的人会出现强迫性行为，比如反复洗手、反复查看婴儿呼吸；脑海中会出现强迫性思维，比如不断地担忧婴儿的健康状况(Lafrance, A. , 2015)。
生育的体验，甚至会带来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些经历过生产期间的危机事件，比如羊水突然破裂、早产、孩子曾被送入特护病房的母亲，会在之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在夜里惊醒，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记忆的闪回，甚至可能看到其他婴儿的照片也会突然崩溃(Strauss, I. ,E. ,2015)。
Barclay (1997)分析一个女性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会经历的心理状态的改变特征，将其归纳为5类：
1. 准备不足与认清现实
大多数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前，都是准备不足的，她们对于如何做母亲的过程还很模糊。Jody Peltason形容说，在做母亲前，知道会很难，但以为只是“情景喜剧式的困难”，尽管不一定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过程中总会有无数的“小高潮”时刻，让你觉得生活还是充满欢笑和美好。但只有在做了母亲后才发现，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欢乐，就是不断地与麻烦和挑战做斗争。
